“武陵书写”中的女性形象塑造
刘保昌的专著《地域文化视野中的两湖现代文学研究》于2022年5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从地域文化视野中探讨两湖现代文学的首部综合性研究成果。这部60余万字的著作厚重而大气，体现出作者高超的学术水准和文化品位。刘保昌在导言中写道：“文学作品中的地形地貌、民风民俗、人文环境，凝聚于人物形象身上的地域性格和地域文化精神等成为小说叙事的重要内容。”可见，不同地域的文化构成了文学发展的特定土壤。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共同创造了多姿多彩的中华文化，少数民族文学所生长的地域文化，也塑造了异彩纷呈的少数民族文学景观，不同的地域文化特征也深刻影响着少数民族文学女性形象的塑造。
一、地域文化与人物形象塑造
人物形象塑造是小说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更是创作的主要任务。人物形象的性格常常凝聚着地域文化特色，也因此人物形象塑造成为作家展示特定地域文化风彩的方式之一。刘保昌在《地域文化视野中的两湖现代文学研究》中，关注到地域文化与人物形象塑造的关系。他以映泉的长篇历史小说《鸟之声》为个案分析楚庄王、夏姬等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之所以是“成功的、深刻的、丰富的”，在刘保昌看来，与楚国文化息息相关：“楚国相对于中原来说只是个偏远的‘南蛮小国’，文化落后，经济不发达，但楚人自古就有‘筚路蓝缕’的奋发努力精神，敢于躐等破格标新立异……”在楚庄王的身上既有“王天下”的气度，也有“霸天下”的冲动，刘保昌深刻分析了楚庄王性格中这种矛盾对立的表现，来源于他内心深处的怀疑精神，这种内心深处的怀疑精神让人物生动丰富鲜活起来。夏姬这一女性形象在《鸟之声》中完成了从“荡妇”到“贞女”的反转，小说中的夏姬不再是祸水红颜，而是如莲般圣洁。楚庄王、夏姬的人物形象与楚文化的进取创新精神和追求个性自由的精神相契合。刘保昌为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分析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路径。以此可见，现代少数民族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塑造与地域文化更是密不可分。
丰富灿烂的民族文学，是由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学构成的，一定的地域环境及其文化，往往会使作家创作出独具特色的人物形象。北方森林草原文化区域，因其地理环境的恶劣，北方各民族民风多呈现出粗犷豪放的阳刚之气。满族作家王度庐，在民国时期创作的《鹤惊昆仑》《宝剑金钗》《卧虎藏龙》《铁骑银龙》等武侠作品，开创了“悲剧侠情”的文学范式。其中《卧虎藏龙》塑造了侠女玉娇龙的形象，被改编成电影，由台湾导演李安执导。蒙古族女作家萨仁托娅的小说《静静的艾敏河》中的多兰义无反顾地抚养上海孤儿，展示了年轻的草原母亲深挚的母爱和淳朴的心灵。回族作家张承志的《黑骏马》中的奶奶，一生尝过无数的辛酸与苦难，她对待弱小的生命始终怀着一颗善良的心，当看到刚出生的小马驹在风雪迷途中独自走回来的时候，把袍子解开，用自己的体温温暖这个弱小的生命。蒙古族女作家韩静慧在《六（二）班的奇人怪事》中塑造了“泼女”佳妮的形象，尽管很多人不喜欢她，但她身上依然有着非常可贵的品质，对身有残疾的大伯的孝顺是无人可比的。满族作家老舍、赵玫、庞天舒、叶广芩等都在家族叙事中展现出满族女性独特的地位与作为。北方自然环境的恶劣使得人们具有相互扶助的观念和粗犷豪放的性格，受这一文化的影响，这些女性形象身上表现出侠肝义胆的气概和扶危助困的美好品格。
西南高原农牧文化区域，多是山地高原、崇山峻岭，自然风光表现为雄浑险峻的特征。受这一文化的影响，女性的性格常表现为坚强内敛而又勤劳朴实。藏族作家益西单增的长篇小说《幸存的人》塑造了年轻的少女德吉桑姆的形象，德吉桑姆在仁青晋美血洗德吉村之后，失去了自己的故乡，她为了实现为亲人报仇雪恨的理想，她勇敢地投向千里草原，依靠一双勤劳的手，一颗坚强的心，突破重重难关。哈尼族女作家黄雁的小说《胯门》中的鸠是位敢于反抗男性权威压迫的女子，在婚礼上顶翻了丈夫的胯门，敢于抬起女性不屈的头颅，活出尊严、活出精彩。仫佬族作家潘琦的小说《不凋谢的一品红》中的曹洁，在艰苦的环境中忘我工作，身体慢慢地垮下去，可她并没有因此灰心丧气，依然顽强地生活着，作家歌颂她这种顽强生活的勇气，赞扬她热爱生活的美好心灵。在这些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中，虽然女性人物被人生中的种种荆棘刺伤而鸣，但在艰难的人生历程中，却迸发出了人世间最美的生命乐章，她们用生命的坚韧表现出不懈的抗挣精神。
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不同地域的文化，造就了不同地域的人物性格，不同地域的作家也在作品中自觉不自觉地书写其所熟悉的地域文化。刘保昌在专著《地域文化视野中的两湖现代文学研究》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武陵书写”的概念：“武陵书写可以视为湘南文学、湘西文学、鄂西文学、黔北文学、渝东文学的集合体；如果按照民族居住区来考察，那么武陵书写又可以视为瑶族、苗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居住区文学。”刘保昌把鄂西土家族的叶梅、李传锋等，湘西苗族作家沈从文、王月圣等作家，整合到两湖文化中，构成了两湖文学整体性繁荣的新的文学世界。在这一文学世界中，少数民族文学女性形象的塑造则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二、边城世界的女性：两湖文化与苗族文学女性形象
刘保昌用“武陵书写”这一概念来概括那些描写两湖西部地域生活的文学，并进一步指出武陵文化的精髓：“因为文学史上已有著名的《桃花源记》，记述晋朝武陵渔人误入世外桃源世界的奇遇。自此以后，武陵成为乌托邦的代名词，神秘、传奇、风光旖旎、风俗独特、山深流急、别有洞天。”聊聊数语便点出武陵书写所产生的地域文化根源，两湖作家笔下那些闪耀着生命光辉的女性形象便有了可以言说的根据。正是这种乌托邦般神秘独特的武陵文化，才造就了现代苗族作家沈从文笔下充满完美健康的自然人性的边城女性世界，而沈从文的武陵书写又继续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两湖地域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
刘保昌在著作中特别指出：“两湖西部书写主要包括现代文学对土家族、苗族、瑶族等少数民族居住地域的历史与现实的书写……”著作对苗族现代作家沈从文的小说中各类人物进行了详细地分析，会明、柏子、虎雏、老汉等身上看到一种生存的勇气，这些人物身上体现出的自然生命形态离不开坚韧的精神支撑，精神是支撑人“活下去”的重要因素。武陵地域文化和审美空间对翠翠、萧萧、三三等女性形象的塑造同样有着重要的作用。“兼有大山的坚韧和流水的温情的双重品格”，是刘保昌对武陵地域审美空间文化特征的精辟总结，这样的地域文化特征使得沈从文及当代苗族作家笔下的女性身上有着“永恒的单纯和洁净”的品格。
沈从文小说中的女性都具有纯真美好的品性。《边城》中的少女翠翠是一个老船工的孙女，美丽、纯朴、天真，和爷爷过着相依为命的生活。翠翠是在武陵这片灵山秀水与纯朴民俗的滋养下长大的，她是自然的化身，是作家塑造的理想化的人物。《萧萧》中的童养媳萧萧，出嫁的时候不哭不闹，没有害羞，也不害怕，她纯朴善良，到了夫家抱着三岁的小丈夫玩。《三三》中那宁可把鸡蛋喂虾米，也不卖给人的三三，她抗拒着现代都市文明的同化，不去羡慕别人的金子宝贝，保有着一份特有的坚持，她天真纯朴、善良可爱，目光流溢处缓缓流动的是人性的美好。沈从文的小说建构了一个美好的边城世界，这个世界中的女性呈现为健康、朴实的人生形式，她们身上融入了作家本人对美的追求与理解，更是作家对乡土挚爱之情和人性美的生命赞歌。
刘保昌在他的论文《两湖当代武陵书写述论》中，从“武陵书写”的概念出发，更为详细地介绍了龙宁英、王月圣、向启军等当代苗族作家的创作。这些作家塑造了具有鲜明特征的女性形象，与现代作家沈从文笔下的女性共同构成了边城女性世界。龙宁英的小说《女儿桥》中年轻的母亲吉拉与五岁的女儿洛坠相依为命，小说营造了浓郁的抒情氛围，写出了苗族女性对爱的渴望之情。王月圣的小说大多取材于武陵山区的苗族生活，塑造了武陵山村中性格各异的女性群像。《水妹子和她的“石头”丈夫》中的水嫂是一位兼柔美与坚韧于一身的少妇形象，她勤劳、善良、为人热情。《心在滴血的采访》中的郑小玉是一个可爱、善良的苗族少女，行为端庄，长相俊美具有古典气质。向启军的《南方》中的七姨太原本也是读过书的大地方的人，与好色之徒陈小狗相好，书写了民间蓬勃的原始生命力。李桂英的《山外来的泥瓦客》中的秋菊与山外来的小泥瓦客相好，并在一片朦胧的夜色中出走，去追寻他们自己的爱情。秋菊的父亲冬生老倌对此并未阻拦，他自己也向着冬梅婶婶家的吊脚楼里去寻找属于自己的迟来的幸福。
边城世界是现实中存在的桃花源，这里处处张扬着自然朴素的人性美。苗族的现代作家们用温馨而瑰丽的笔触塑造出具有理想人性的女性形象，武陵地域文化元素起到了重要的作有。地域文化色彩已成为这些作家鲜明的个人标志。
三、土家女儿的家园：两湖文化与土家族文学女性形象
文学作品的主体是人物，人物形象身上所具有的精神性格是最能体现地域文化的。土家族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十个民族之一，绝大部分居住在湘、鄂、黔、渝毗连的武陵山区，武陵地域文化也滋养了土家族文学的发展。刘保昌在《地域文化视野中的两湖现代文学研究》用六节的篇幅分析当代土家族作家李传锋、叶梅、孙健忠、蔡测海、黄永玉、田耳的创作，充分展示了土家族当代文学的创作实绩。土家族身份和武陵地域生活经验，使得这些作家的创作有着深深的武陵情怀。江南稻作文化区域，由长江中游文化区和长江下游文化区构成和华南文化区构成，自然风光表现为神奇秀美的特征。长江流域土地肥沃、气候宜人、自然条件优越，奇山秀水滋养健康自然的生命形式。
在土家族女作家叶梅的作品里，可以感受到长江中游文化区一种特有的民族集体无意识，塑造了性格丰富的土家女性世界。《五月飞蛾》中的二妹，是一个进城“打工妹”的形象，她就象石板坡破茧的飞蛾，向着理想的城市飞进，敢于在新时代的大潮中冲浪。《青云衣》里的妲儿兼具女性柔媚和男性率烈的性格，敢于冲突传统束缚、追求自由爱情，乐观而又坚定。《乡姑李玉霞的婚事》中的李玉霞勤劳能干，人也生得漂亮，追求现世安稳、脚踏实地的日子，几经周折之后终于过上了踏实的婚姻生活。《最后的土司》中的伍娘敢恨敢爱、勇于担当，为了化解两个男人的仇怨，弥合土家族与汉族的文化冲突，她在情感归宿上并没有选择任何一方，而是在祭祀舍巴的这一天，将自己作为牺牲品供奉给神灵。这些女性形象充分体现了叶梅对生养她的武陵文化的深刻体验，是融化在她血液里的精神，是永远无法抹去的文化积淀。
在黄永玉的小说《朱雀城》里，刻画了太婆、保姆王伯、妈妈柳惠、幺舅娘等朱雀城女性群像。刘保昌在著作《地域文化视野中的两湖现代文学研究》写到了太婆和保姆王伯的形象。95岁的瞎眼太婆，多年守寡，性格脾气却“十分通达”，没有丝豪怨毒，年轻时还读过很多书，有着良好的家教，是一位慈祥而智慧的老人。保姆王伯奉行“自然的”生活哲学，城里和乡里各有各的好，即便是个苦命人，仍不后悔这辈子当女人，自然人生观，山中岁月也有着不尽不快乐。她们受武陵文化的影响表现出坚韧、阔达的美好品格，散发着女性生命的独特魅力。
李传锋的小说《烟姐儿》中的新婚少妇烟姐儿是一个勤劳泼辣，勇于创造新生活的生产队员，她为广大农村女性树立了劳动致富的好榜样，展现了农村改革中土家儿女崭新的精神风貌。田耳的小说塑造了一系列独立、自强、有主见的新时代女性形象，如《界镇》中的小林、《蝉翼》中的朵拉、《一朵花开的时间》中的张莲花等。还有孙健忠的小说《甜甜的刺莓》中温婉柔美竹妹，张心平的《幸福的人》中充满人间温情田家的幺女等。在《地域文化视野中的两湖现代文学研究》中，刘保昌一再强调：“人物性格某种程度上就是地域文化精神的具体表现。”武陵地域孕育了这些女性，她们既有两湖地域女子的爽朗与顽强，又有江南稻作文化影响下的含蓄柔美。这些女性身上承载着武陵地域文化精神，表现出温婉又柔韧的特征，具有奋发进取精神。
专著《地域文化视野中的两湖现代文学研究》既呈现了两湖现代文学世界，也展示了两湖少数民族文学世界，不论是苗族作家沈从文的“边城”，还是土家族作家叶梅的“龙船河”、黄永玉的“朱雀城”、田耳的“佴城”，他们在独特的文学世界里展示了武陵地域生活和民族文化的同时，也深刻开掘出永恒的人性世界。无论是接受过现代教育的昭女、二妹、柳惠，还是具有土家族传统思想的伍娘、妲儿、王伯，她们都是武陵山水孕育出来精灵，重感情、有格局、能担当，既有武陵水乡的甜蜜柔美，又有山地丘陵的刚烈奇崛，是武陵的奇山秀水铺陈出了她们的美丽人生。
基金项目：202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女性形象建构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研究”（批准号：20AZW022）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