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文学的南方书写与澳门城邦文化写作
一
南方书写与澳门文学风采的可能性
澳门是现存于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具有东方城邦意义的中西文化合璧且具有相当历史的城市。更重要的是，有关这座城市的“东方城邦”的文化意义和文学意义从来就没有被真正确认过，更从来就没有被真正重视过。这是否是造成澳门文学写作历史性贫乏甚至匮乏的一个重要原因？
汉语文学概念的提出，告诉我们必须将澳门的文学书写纳入大中华文化圈的汉语写作中进行总体性的考察，于是，我们除了从明清之际的吴历、屈大均等杰出诗文领略到汉语文学的时代风采和地域魅力而外，澳门的文学在其大部分历史时期可谓乏善可陈。进入汉语新文学时期，澳门文学的书写其成就和影响力无法与香港文学和台湾文学相提并论。这些都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新南方写作理念的提出告诉我们，考察一个南方城市或一个南方地域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生态，对于激发此一地区的文学成就和文学影响力具有如何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新南方写作的当然对象，汉语文学对澳门的书写应该集中在澳门作为东方城邦的政治、经济、文化意义的开掘方面。这就需要澳门文学书写尽可能丰满地体现南方特性、南方社会的政治文化特性，发掘这样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特性所包含的全部历史意义和地域风采。而要写出这样相对丰满、相对深厚的澳门历史底蕴，就必须对澳门作为东方城邦的历史文化性质进行清晰地确认和足够地重视，否则，仅仅将妈阁当作一座赌城，是无法写出真正的澳门风采的。
其实，只要认真研究，你会发现围绕着澳门这个城市的文学写作在历史上曾经显得那么贫乏，澳门文学的文化资源显得极其单薄，好像除了赌博其他什么都没有。其实，澳门是一个特殊的文化城市，具有东方人相当陌生的城邦文化特性。理解这样的特性才能真正将澳门书写深入辖区，并且能体现出汉语文学南方书写的重要特性。
从南方书写的特征性记忆中可以发现，澳门文学作为东方城邦特有的历史文化记忆，不仅相当丰富，而且极有价值。澳门文学的个案充分显示出这样的文化原理：文学的价值并不仅仅在文学的艺术性和审美性自身，它还必须充任社会的历史文化记忆功能，比起其他文献或档案，文学记忆是最丰富、最生动甚至也是最可靠的内容，因为它既然可以贯通官方与民间，又能够以最为具体生动的事象与情态、情感状态的鲜活，为历史记忆保鲜，具有一般历史文献所无法保存的心理情感内涵及现场感。对于澳门这样一个罕见的东方城邦社会文化的标本而言，文学所具有的社会历史文化记忆功能更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东方城邦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消减了古代西方城邦的政治含义，而代之以文化生活和文学生态的活跃。因此，澳门这样的城邦文化需要历史记忆的整理，而历史记忆固然要依仗历史文献和档案数据以及各种博物藏品，但更主要也更有特色的则是它的文学历史和文学形态。澳门文学在各个历史阶段总体艺术水平不高，但文学历史和文学形态的如此价值，在整个汉语文学的历史架构和板块框架中不容忽视。
一般的文学理论都会片面强调文学写作的“微观视角”，细节描写意味着生动而富有特色。这样的理论比较符合具有习惯性宏观视野的大地块文学，比较能够救正过于宏观的叙事对历史情节和生活细节生动性采取忽略态度的通常缺陷。但对于澳门这样一个可以说是相当微观的南方城市而言，太多地强调其微观细节，往往会让读书界对其采取普遍的忽略态度。于是，在汉语新文学世界，一提起澳门就联想到赌博，一涉及澳门人就关注土生心态，这样的细节化、微观化的处理并不能体现澳门叙事作为南方叙事的特质和风采。这时候，澳门这个地理逼仄、历史特别、人口稀少的城市，要想能够在南方书写和汉语文学书写中体现出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必须“宏观地”展现足以表现中国经验和中国历史文化心态的内容，这样才可能体现澳门文学和文化的重要特性与时代魅力。
明末清初伟大的文学家屈大均，写了数首影响深远的《澳门》诗。他的诗之所以影响深远，是因为他从国家、民族的命运感描写澳门及反思澳门的历史，从政治、军事和社会发展的宏观意义上把握澳门的文化脉息，因此，他笔下的澳门是中华命脉的一个环节，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关隘，在汉语文学世界就具有一种时代性的意义。他的《澳门》之一这样表现澳门的“雄关”：“广东诸舶口，/最是澳门雄。/外国频挑衅，/西洋久伏戎。/兵愁蛮器巧，/食望鬼方空。/肘腋教无事，/前山一将功。”所描写所思考的是守卫疆土，外据洋戎的重大国防问题，以凸显澳门作为雄伟舶口的重要性。他的另一首《澳门》这样描写澳门与大中华的历史忧患：“山头铜铳大，/海畔铁墙高。/一日番商据，千年汉将劳。/人惟真白氎，/国是大红毛。/来往风帆便，/如山踔海涛。”他看到的是“一日番商据，千年汉将劳”，从外国人侵占我国土经商的事实，忧郁地联想到这种事件的历史影响，很可能牵连到我国守疆将士千年难熄的战事。这是一种历史的巨大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将澳门与大中华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因而体现出丰富的中国经验，体现出深刻的民族关怀，具有文学史上、文化史上值得长期关注的价值和意义。
二
澳门作为东方城邦的整体观
在文学书写方面，必须习惯于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独立性、独特性审视澳门，这样才可能在中国经验、南方书写和时代叙事的角度把握宏观的澳门。而这种对澳门进行宏观把握的重要历史文化节点，就是对澳门进行东方城邦的整体考察。
城邦从空域概念而言乃是指一个中心城市及其所控制的有限区域，即使不是拥有主权的国家，也是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这样的政治实体同时又是一个鲜明的文化区域。在这样的认识上，历史和社会文化学者一般将香港和澳门同德国的柏林、美国的华盛顿特区以及英国的直布罗陀同视为主权国家内部的城邦政体。其实，澳门比起这些城邦区域来其城邦特性更加明显，特别是它既具有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意义同时又具有相对完整的文化实体意义，这是一个较为典型的近代和现代城邦的价值体现。
当然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历史上的城邦概念来完成澳门的全部内涵，但将其赋有的东方特色与西方历史上城邦社会的特性结合起来考察，应能通向更为准确的学术把握乃至日常表述。对于澳门而言，政治称谓一直模糊，直至澳门特区政府成立，“特别行政区”的政治定位才得以明确，而关于它的社会地理定位也同样一直处于模糊状态：历史上曾有“澳门乡”之称，人们更多地倾向于将它称为“城市”，虽然如果径直称作“澳门市”似乎又显得不伦不类。“澳门街”的称呼倒是耳熟能详，但它并不是一个正式的称谓，从来不能承担全澳门的总称职能。有人曾试图用“含有邦国性质的城市”指称香港和澳门①，不仅内涵更加模糊，而且于国家行政体制的政治定位有碍。如果需要将澳门的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将政治称谓、社会称谓和文化称谓统一起来，则大可以将之称为“东方城邦”。
东方城邦区别于古代西方城邦的最关键之处，在于它政治属性的相对减弱与文化生态的相对活跃。
“城邦”一词是汉语对于西语“polis”的绝佳翻译，这一词语至少在汉语中的巨大生命力超过了西语本身。在西语中，它常常指向一定历史时期和历史形态下的政体模态，这就使得它天然地带有厚重的历史感和强烈的政治性。厚重的历史感使得它相应地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失去了活力，强烈的政治性常常冲淡了它本应具有的浓厚的文化意味。而在汉语表述中，它就是一种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与古老的政体虽然有一定的联系——不少人认为，“春秋时代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城邦社会”②，——但是，在现代汉语的学术讨论中提及“城邦”一词，绝对无法直接唤起对于春秋诸雄争霸的历史的直接记忆，更不可能为那一时段中国历史的学术表述所独占。当然，“城邦”作为一种社会架构体现着不言而喻的政治体式，但在汉语的语感中更多地带有社会文化的特定性质，这样的性质不一定与历史直接相联系。于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将澳门连同香港这样的城市与政体合一、政治社会体制相对独立的“特别行政区”，以“东方城邦”作文化和学术的表述，应该是可行的。
作为东方城邦的文化标本，澳门比它的近邻香港更具有丰富、复杂的现象和更其悠久的历史；作为拥有文化地位和政治地位的长期独特性的东方城邦，它的典型意义超过了香港，甚至它的传统产业结构，它的（与传统意义上的家族制度联系更为紧密的）社会分层特性，连同它的精致小巧，都更多地展示出东方式城邦的社会文化特征。现然，这样的城邦与古希腊时期的城邦在社会分层等内涵上有着很大差异，特别是其政治地位及政治的相对独立性与古希腊城邦无法同日而语，但即便如此，它的政治相对独立性仍然长期超过香港，因而在较为传统的意义上更接近城邦的性质。香港被英国实行殖民统治以后，政治制度甚至社会价值体系存在着“英化”趋势，其政治地位的附庸性超过相对独立性。但澳门不同，尽管葡萄牙人对澳门的控制时间比英国人对香港的控制时间长得多，但由于葡萄牙人在政治上“实行双重效忠”，即一方面宣誓“向葡萄牙国王效忠”，另一方面“受到明清政府的严格约束”，甚至，“澳门市政议会在实际上所受的中葡二元化领导下，更多地倾向于接受中国政府的领导”③。在经济上“只求互利共荣，而不刻意强求建立起政治、军事或宗教上的支配地位”，在文明层面，“葡人放弃了西方列强向来所自居的文化上的中心主义、优越主义、自大主义”④，这些层面保证了澳门政治长期以来既区别于明清政治，又相对独立于葡萄牙政治，当然与香港政治更相距甚远。因此，即便是在强调“城邦”的政治属性的相对独立性的原始意义上，澳门也比香港更加典型。
当然，作为东方城邦的最典型的代表，澳门所体现的城邦特色或者城邦属性主要是在文化层面。西方思想家从研究古希腊城邦的学术实际出发，往往都是将城邦社会的政治品性向文化品性方面作推演。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古希腊城邦的重要特点是“城邦空间”（Sphere of Polis）与“家庭空间”（Sphere of Oikos）具有了清晰的界限⑤，这样的界限保证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可能具有的自由，实际上是使得人们在公共领域的社会生活中拥有足够充分的私人自由，因而体现出古代民主政体的基本属性。
作为民主政体的延伸，城邦社会的公共空间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壮大。这种城邦空间往往由宗教性公共建筑（教堂、神庙、祭坛、圣殿、公共墓地）、市政公共建筑（市政广场、议事大厅、大会会场、法庭等）和文化运动场所（露天剧院、公共剧场、运动场、摔跤场、体育馆等）构成，它们的基本功能提供古代公众参与的民主政治和一般社会文化生活的便利。只有在这样的城邦体制下，政治活动才可能与文化活动合而为一，而且最终取向于文化品质。例如，城邦露天剧场不仅仅举行戏剧演出，更举行带有政治性的文化活动，在戏剧演出的同时可以配随着政治仪式，包括向牺牲者致敬，对烈士遗属的抚恤等：“聚集于同一剧场的公民观看同样的表演，经历同样的感觉。这样相同的经历使他们意识到他们是一个团结的整体，一个区别于剧场之外、区别于其他剧场的整体，它们之间滋生了一种共同的情感。”⑥以古典政治文化理念的视角来考察希腊公民集体社会生活，城邦戏剧公演活动实际上是城邦民主政治实践的一种重要形式。雅典酒神节戏剧公演活动中诸参与者之种种表现，与他们在城邦公共领域中作为政治行为主体所各自扮演的角色是一致的。戏剧公演，反映出古典时代雅典城邦与社会、大众与精英、男性与女性、公民与奴隶等特定社会关系的丰富性，无异于是对雅典政治真实面貌的生动展现⑦。
对于城邦社会公共空间的考察诞生了对当代社会理论和社会实践深有影响的哈贝马斯理论，在这样的理论中，延伸到近代的报刊、咖啡馆、沙龙等聚会场被理解成在政治上抗衡宫廷文化的文学公共领域（literary public sphere），文学公共领域又衍生出政治公共领域（political public sphere）⑧。在这样的文学公共领域中，“阅读公众的批判逐渐让位于消费者‘交换彼此品味与爱好’”，因而“文化批判公众”变成了“文化消费公众”，即被操纵的公众，这样，文学公共领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文化消费的伪公共领域或伪私人领域⑨。
这种政治生活与文学生活在公共空间相融合、相趋同的现象，不仅是古代城邦的特色，也是澳门文化和文学的基本属性。所不同的是，澳门作为东方城邦与西方古典城邦处在反向融合状态：政治公共领域常常消退为文化和文学的公共领域。
三
澳门的文学公共领域
在所有的人文空域之中，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像澳门这样需要保存自己的文化记忆，而且也有足够丰富的内容强化这种记忆。一个东方式城邦的区域，蕴含着各种各样的传奇、神话、故事，包含着各种各样的历史情感和现实感兴，汇合成外延相当明显的集体文化记忆，这是澳门与其他城市甚至包括与香港相比所具有的独特之点。包括香港在内，许多城市的文化记忆可能也有鲜明的特性，但却缺少明显的外延。
中国传统生活秩序在香港所遭受的冲击显然比在澳门大得多，香港市民社会对于英国文化的认同度，决定了这个现代都市的集体文化记忆外延不会十分明晰。
澳门作为东方城邦区域，与香港相比，其文化外延清晰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也正是这些方面决定了澳门的文化和文学记忆显得更重要或更有价值：
首先，从澳门开埠或被世人发现的那一时代开始，澳门就是一个笼罩着鲜明文化氛围的特定区域。史家因谓“在澳门到处都可见到妈祖文化的影响……在葡萄牙语中，澳门之名为‘阿妈港（Amacao）’，或是‘妈港（Macao）’，它反映了妈祖文化在澳门久远的影响”⑩，或谓“Macau的词源，足以反映妈祖文化在澳门历史中的渊源”⑪。以一种极富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的历史和民俗文化笼罩着整个区域的历史发现过程，甚至直接作用到原始的命名。固然，这样的命名所具有的词源学意义仅能概括这个区域文化现象的一个方面，但它无疑是这个区域文化现象中最富有特征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尽管澳门后来发展成为天主教文化、基督教文化与妈祖文化、儒教文化、佛道教文化以及岭南地域文化和葡萄牙远洋文化多元啮合、交相辉映的文化杂合体，但妈祖文化的笼罩则是自始至终的文化氛围，它宣示着澳门文化特有的南国风情与地域特色，是中西合璧、古今交融的澳门文化的基色和品貌，勾勒着澳门文化的历史起点和基本外廓。拥有明显的历史起点和基本外廓的澳门文化体现着城邦文化而不是一般城市文化的气势和魄力，形象与风貌，这是香港文化以及其他区域文化所不具备的。充满着文化记忆的“出场”或者叫“出世”，使得澳门的文化记忆较之任何别的城市都显得特别有意义，特别重要，也特别有可能。
其次，在葡萄牙人统治的相当长时期，澳门只是作为“蕃坊”为前者所管辖，并不是殖民地，就是说，葡萄牙统治并不是始终具备征服者的身份在这个城邦中推行他们的殖民政策，在更多的时候，澳门的主权归宿于华人朝廷，这个城邦社会的政治、文化的自主性因而并没有受到葡萄牙人的侵略性改造与颠覆，这是澳门在中国版图上保存中华传统文明较为完整和较为清晰的重要历史原因。明清朝廷对于澳门的管治被历史学家描述为：“在确保中国在领土、行政、司法、贸易关税等方面主权的前提下，允许居澳葡人得从借住过渡到租住，并允许掌有对葡人小区内的部分管理权力……”⑫这充分说明澳门长期处在中国主权下的城邦社会状态和独特而独立的文化生态。同时，又由于长达数百年处于这样一种特殊的文化生态之下，原本就具有巨大包容性和整合力的中华文化在澳门这块特殊的区域显露出更加包容的气度与活力，它能够在许多方面与西洋文明和平共处，无论这样的文明和文化以怎样的方式和态度逼近自己。当然，在近代以来日趋强势的西洋文明也在这种生态下面对古老厚重的中华文明有条件地收敛了自己，东西方文明在这块弹丸之地却是那么巧妙地、富有历史智慧地处理着空间的紧张，彼此达成基本的和谐，至少可谓相安无事。对于西洋文明近在咫尺的存在，中华文化必然以一种参照和竞生的态势维持自身的完整，完整便意味着活力，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澳门文化所具有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完整性、自然性和清晰性，是香港文化所无法比拟的。完整而包容的文化格局，清晰而又有混合性的文化形态，使得澳门的文化记忆充满着多元的色彩和历史的力度。
最后，澳门因其物质文化的独特性和悠久性而被公认为文化之城，澳门主城区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世界文化遗产，从此它之于世界文化的意义可与罗马、佛罗伦萨等古城邦差可拟。历史文化名城的美，一砖一瓦、一木一石几乎都带着丰富的传说，这些传说组合成整个城市的文化记忆，而这记忆的深度、力度、历史感和传奇性，确非一般城市记忆可比。据有关史料，即便是从起源意义上统计，妈阁庙的传说多达十八种，大三巴的传说亦有十二种之多。这些在坊间流传至今而且有时候还不断变异的传说，其实就是关于这古老城邦的一种有历史厚度的记忆方式，它是文化，是文学，也是历史本身。
就现实性而言，澳门所体现的城邦社会和城邦文化特征也还是较其他城市更为彰明。澳门社会是一个充满社团组织的社会，这样的情形反映了这个相对自由的独立城邦中人们特定的文化生活方式。社会学家的研究成果表明“在最起码的意义上，市民社会存在于有自由社团之处，而不是处于国家权力的监护之下”，这似乎正道出了澳门社会的基本情形。当然，现代的东方的澳门是一个文化性质的城邦而不是政治意义上的城邦，于是它所拥有的庞大的社团群较少政治色彩而多具文化性质，这并不是说这样的社团在整体上“能够举足轻重地决定或改变国家政策的进程”⑬，但它们可以在整体上决定这个城邦社会的文化性质。此外，澳门比起其他任何一个城市，都更加典型地处在所谓家族领域和社会公共领域之间的城邦文化状态；“在一切政治共同体中，城邦一直都被看成是最喜欢言谈的”，“在城邦的经验中，尤其是在源自城邦经验的政治哲学中，行动和言语开始相互分离，彼此间成为越来越独立的活动”。这样的独立性与城邦文化形成之前或成为城邦文化基础的家族领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⑭。澳门是在著名的家族制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城邦社会，这是毋庸讳言的事实，这样的事实决定了它作为城邦社会的固有的传奇性和历史典型性，这样的传奇性和历史典型性需要文学记忆加以呈现，加以还原。
澳门体现东方城邦文化的典型性，可从澳门长达四百多年的“蕃坊”史加以观察。相对于香港一百多年的殖民史，“古老的”澳门之于城邦文化记忆的意义更加明显。四百多年政治主权的若隐若现，四百多年文化脉息的连绵不断，四百多年多元文明的和平竞争，四百多年经济生活的独辟蹊径，使得澳门发育成典型的城邦而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城市。典型的城邦需要典型的文化和文学记忆，澳门需要与这个特殊的东方城邦相匹配的文化记忆，而这样的记忆之中，文学记忆的意义不可忽略。
城邦文化与城市文化的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它自身有着不依赖于其宗祖社会的独立性，这样的独特性远非一般城市甚至都市所具有的地域特色所能相提并论。广州作为粤地的大都会，其地域特色非常明显，但它很难与粤地的其他城市拉开明显的文化距离，无论从外在的物质状态还是从社会生活习惯和社会文化心理方面，其文化的独立性无法与澳门相比。甚至香港也是如此，它作为东方城邦并不像澳门这么典型，原因就在于它文化上的独特性远远无法与澳门相比。文化的独特性主要是通过两个管道加以体现和展现：一是充满活力地呈现于社会生活之中；二是生动地蕴含于文学叙说之中。越是独立性强的文化越需要借助文学记忆的力量加以呈现，越是文化特性明显的社会生活越能给文学带来认知价值和魅力。
澳门作为南方城市的历史文化的性质，是否可以概括为东方城邦，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学术问题。但从文学书写和南方叙事的角度看，将澳门这个特别的历史文化名城进行东方城邦的学理把握，有助于揭示其文化特性，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培养汉语文学家从较为宏观的和较为丰富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整体观照中把握澳门历史及其独特性的习惯，进而激发和提高他们从这样一种宏观的历史角度进行澳门书写的能力。
注释
①陈剩勇、杨馥源：《建国60年中国城市体制的变迁与改革战略》，《社会科学》2009年第8期。
②王秀臣、陈彦辉：《春秋城邦社会特征简论》，《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③王昭明：《鸦片战争前后澳门地位的变化》，《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3期。
④卜奇文：《澳门模式与“文明冲突论”》，《广西民族研究》2001年第2期。
⑤Jurgen Habermas：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An Inquiry of a Category into Bourgeois Society，Boston，The MIT Press，1989，p.3.
⑥黄洋：《希腊城邦的公共空间与政治文化》，《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
⑦王邵励、张季云：《戏剧公演与雅典城邦政治》，《世界历史》2007年第4期。
⑧⑨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王晓珏、刘北城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第34-35、205页。
⑩⑪⑫吴志良、金国平、汤开建主编《澳门史新编》，澳门基金会，2008，第1045、46、I页。
⑬查尔斯·泰勒：《吁求市民社会》，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第175页。
⑭汉娜·阿伦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第6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