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哲学潜在的思想空间
汉代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中有“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说法。我认为，“儿童”与“天人之际”这两个概念的关系，使童年哲学潜在的思想空间的扩展成为可能。
“天人之际”讲的是天人关系。“天人之际”的“际”，含义是交际、交接、边界。后世文人常以“天人之际”指称“天”（天、天道、自然）与“人”（人道、人文、人事）的交接边界和相互关系。
试问：可用某一实词来指代“天人之际”吗？或问：“天人之际”所实指者为何？汉语里的“赤子”“婴儿”“童心”或许就是答案。
或问：《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此处的“性”可用来描述“天人之际”吗？告子说：“生之谓性。”孟子反问道：“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孟子是想申明：“犬之性”“牛之性”与“人之性”不是一回事。可见，仅用“性”不足以指代“天人之际”。但是，“赤子”“婴儿”“童心”可以恰切地指代“天人之际”。何以谓之？
老子曾以“赤子”“婴儿”“孩”作为哲学范畴。例如：
“专气致柔，能婴儿乎？”（《道德经·第十章》）
“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道德经·第二十章》）
“复归于婴儿。”（《道德经·第二十八章》）
“圣人皆孩之。”（《道德经· 第四十九章》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道德经·第五十五章》）
“赤子”“婴儿”“孩”被老子视为人之自然状态。老子是主张“道法自然”“复归于朴”的。所谓“朴”，是指未加工的保持纯天然面貌的木材。老子的上述引文表明，在他看来，“赤子”“婴儿”“孩”尚未受到社会与文化之斧钺的毁伤；“赤子”“婴儿”“孩”既有人的属性，又有自然的属性，是天与人的交集 。
说“赤子”“婴儿”是人，这不会有人反对；而说“赤子”“婴儿”是天，是因为“赤子”“婴儿”体现了天命、天性。“赤子”“婴儿”具有潜在的社会性和文化性，这种潜在的社会性和文化性是以天命、天性的形式存在的。总之，“赤子”“婴儿”是天人、自然人，充分地体现了“天人之际”。
老子的“道法自然”“复归于朴”，是指人的社会、文化应复归于自然。而所谓的“复归于婴儿”，是指人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创造应当扎根于自然，社会的、文化的应当师法自然，以至于回归自然而成为自然。社会、文化不是高于自然，而是自然的一种生长、延展，是自然呈现的新形态。（这为当前许多人不解、误解，这种不解、误解普遍存在于学术界，从而使哲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在开端、根基处陷入泥沼。认为社会、文化高于自然、天性，便是这种不解、误解的体现。这种不解、误解与儒、道、释的基本观念是相悖的。正本清源，任重道远，此处存而不论。）
就像人虽然已经高出其他灵长类动物，但不能否认的是，人依然是动物。可是，如果现在有人说“人是动物”，许多人会认为这是对人的贬低，甚至说“人是生物”也被认为是所谓“生物学化倾向”，是对人的贬低。而事实上，人尽管是文化的创造者、尽管立于进化层级的最顶端，但人依然是动物，依然是生物，是动物与生物的新的形态、新的形式及新的水平的展现。
人们往往将社会、文化凌驾于自然之上。当然这不仅是当前的问题，而且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就存在的问题。但人类中确实又有智者（例如儒、道、释各家，尤其道、释两家更为有力）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
儒家也有人提出过类似于老子上述主张的观点。《中庸》开篇：“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里的“性”不是“犬之性”“牛之性”，而是“人之性”。孟子也使用“性”这一概念，例如：“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孟子·尽心上》）又说：“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孟子·尽心上》）这是孟子“四端说”中的观点。孟子还说过：“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离娄下》）孟子所谓的“君子所性”，其实就是他所说的“赤子之心”。“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在孟子看来，社会、文化、伦理等人文范畴均“根于心”，发源于“赤子之心”。
“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耐人寻味——存在于心理世界、文化世界的“仁、义、礼、智”“根于心”，这里的“心”乃“赤子之心”。“仁、义、礼、智”其实就是“郁郁乎文哉”中的“文”，也即文化、教育、伦理、道德、政治、学术等，用现代汉语“人文”或“文化”可统括之。
《大学》有云：“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试问：“赤子之心”与文化世界孰为本末、终始、先后？按照孟子所说，整个人文世界或文化世界是“根于心”的，也就是说，“赤子之心”是人文世界或文化世界的根、本、源、基，或者说，人文世界或文化世界是发端于“赤子之心”的，是以“赤子之心”为开端的。这就是“赤子之心”与人文世界或文化世界的关系。
（本文节选自《新儿童研究》第三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