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雯：批评的困境与潜能
始终在当代文学的场域，持续不断地看，一张基于文学批评的知识地图终于慢慢显露自身。地图，意味着疆域和边界、中心和边缘、洞见与盲区。我们都知道，单独观察某个事物，与凝视众多事物所构成的星丛，是不一样的。显然，文学批评依然充溢着对真理的渴望与激情，却日益陷入枯竭的困境。这困境并不完全来自伦理意义上的“诚与真”，而是构筑批评的根基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动摇。讨论困境，也不意味着认同现状，而是要从诸多坍塌中开辟出可能的新路。需要事先说明的是，以下判断并不出于对某篇批评或者某个文学评论家的询问、质疑，而是基于对自身的反省，基于对我们所从事的事业的信念。
批评的困境的表征之一是理论的退场。余生也晚，未能赶上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也是在读书年代曾见证过理论兴盛的余晖。那个时候，我和我的同学们在课堂上热衷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福柯的权力话语、德里达的解构哲学，争辩后现代究竟意味着什么。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女性主义，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从精神分析到后殖民，我们尝试操练不同的理论武器，在文本的战场上演练。那个时候，文章最常见的做法是，先建构某一理论的框架，然后在这一框架下分析、阐释文本，进而打开文本的空间。我还记得，我的本科论文是以格雷马斯矩阵分析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到了研究生时期，学界时兴的是空间理论，第三空间、异托邦等概念成为我们观察文本和世界的镜片。那是一个理论大于文学的年代，也预示着理论终是要走向“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到作协工作以后，因为工作关系，我开始尝试写文学批评。我发现，相对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有着截然不同的写作范式。文学批评的写作者大多有着现当代文学史的背景，惯于做史的追溯。比如，遇到一部作品，先对其进行属的归类。如果这是一部描写乡土的小说，写作者会追溯到五四时期鲁迅所说的侨寓文学，通过分析鲁迅一脉和废名、沈从文一脉的异同，然后流经赵树理、柳青、路遥，最终落在当下的作品。这固然源于学科背景的差异，却也是大势所趋。理论旅行的频次正在降低，人们开始激烈批评西方理论到了中国“水土不服”，批评理论与文本的“两张皮”。从根本上说，理论正在失去沸腾的活力。
事实上，不独中国如此，西方亦然。我们对当下最负盛名的文学批评家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的开场心有戚戚。他说，“文化理论的黄金时期早已消失，雅克·拉康、列维-施特劳斯、阿尔都塞、巴特、福柯的开创性著作远离我们有了几十年了。R.威廉斯、L.依利格瑞、皮埃尔·布迪厄、朱丽娅·克莉斯蒂娃、雅克·德里达、H.西克苏、F.杰姆逊、E.赛义德早期的开创性著作也成明日黄花。”“这些开创性人物之后的那一代，完成了后人常做之事，他们发展、增加、评论并运用这些原创的观点。”“但是新的一代未能拿出可与前辈们比肩的观点、老一代早已证明要追随他们并非易事。”伊格尔顿说的是西方的情形，但这又何尝不是我们的处境。现在，视觉研究、图像研究，声音、媒介、物的转向等正在成为新的热点。在文学批评中，理论沦为精美的装饰性花边：朗西埃、阿甘本、韩炳哲等纷纷被引用。哲人的话语成为我们所要论证观点的一个权威在场。他们被请上神龛，袖着手无所事事，仅仅为了证明深刻和高级。
理论与文学各行其是。理论不抵达文学，文学也不理睬理论。理论不再是批评的先头部队，同样的，批评也无法从具体的言说对象中超脱出来，形构理论。我以为，理想的批评最终通向的是理论，是对规律性的认识。倘若不能，批评就会成为阅后即焚的消耗品，始终飘荡在空中。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论仍然是必要的。正如安托万·孔帕尼翁所说，“理论的有趣与真意不在于其神乎其神或精致严密，也不在于实践或教学方面，而在于它对文学研究中固有观念的充满活力的冲击，以及固有观念对它的顽强抵抗。”
与理论的退场同时发生的，是历史化或史学化的兴盛。批评家在丧失了对文学现场的兴趣之后，转身为文学史家的例子比比皆是。批评仿佛成为了青年的代名词。比如，程光炜就主张“用现代文学的方式来研究当代文学史”。在他们的努力下，“重返八十年代文学”硕果累累，也开创了一种学术范式。“八十年代文学”逐渐饱和，接续这种努力的，是近年来“九十年代文学”开始成为新的学术热点。可以想见，类似的思路会不断延续、叠加，当代文学终于汇入史的洪流。除此以外，中国社科院程凯、何浩等身体力行的“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也异军突起。“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所说的“当代文学”，取法于洪子诚教授的“当代文学”的概念，即通常意义上的“十七年文学”，是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和政治观念的文学。研究者立论的一个基本前提是，“1950—1970年代中国文学”的作家是以文学实践的方式来从事政治和社会实践，或者说，文学实践本身就是政治和社会实践。因此，不能将政治、社会历史作为背景来考察，而是要借助历史叙述，重新建立一个具体的可感知的历史理解框架，来确认文学与历史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这种研究方法是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强调审美研究的反拨，认为文学除了美以外，更重要的是包含着真与善的价值判断。“社会史视野”为文学研究打开了新的空间，也有学者将这一方法用于“东北文艺复兴”与东北作家群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研究方法的弹性。
问题在于，既然文学研究者将“历史知识”视为更高价值，那么，不提供知识的文学批评自然处于学术鄙视链的底端。在许多研究者心中，文学批评等同于毫无价值的读后感成为不言自明的判断。由此文学批评的空间也正在日渐萎缩。
这是文学批评的外在环境。将文学批评视为一个整体，很容易发现，同质化正在成为命门。骄傲地说，我们这些文学批评的从业者是一个十分亲密的文学共同体。我们参加会议、写作文章，展开争论，以策展、专题讨论等多种形式开展文学批评。我们对彼此的教育背景、成果、方法，乃至于文章的调性都了如指掌。这样一个共同体当然在持续不断地给我们供能，但某种意义上，也划定了我们的边界与言说方式。于是，文学批评形成了一体化的面貌。在评论对象上，小说评论的数量远远高于其他体裁。这不难理解，小说已然成为这个时代的第一文学体裁。在这些评论中，作品论、作家论的形式又远远高于对宏观文学问题的思考。即便是讨论文学问题，也不外乎围绕青年、城市、科幻等有限的几个命题进行。在反复的讨论中，我们其实并无多少新话可说，也没有开拓出任何新的疆土。言说，仿佛只是为了把言说的时间填满罢了。对于这一问题，有人将之归于文学创作的平静或者平淡。“纯文学写作日益步入水流和缓的航道，虽成果不可小觑，但终究波澜不兴，这就使得文学批评的话题制造倾向难以为继。”当可以讨论的作家只有那么几个，当这些作家身上可以提炼出来的命题只有那么一些的时候，同质化在所难免。最根本的困难是，在使用约定俗成的套路处理问题时，我们丧失了自己的话语。语言的失效不仅仅是语言的问题，更反映出知识结构、思想力以及进入问题的方式的贫乏与无力。
读当下的文学批评，另外一个很突出的感受是：这是看不到人的文章。完整的学术教育使我们习惯了以“论者”“笔者”的心态来写批评文章。我们回避了自己的感性存在，仿佛感性的存在就不够高级。殊不知，我们所从事的这个行业，正是以感性而著称。失去了个人性情的文章，犹如失去了水分的叶子，干枯而脆弱。很难想象，这样的文章会有多少读者。当然，也有些文章，刻意显露“我”，谈个人的经历与生活。但是，并不是谈论了“我”的文章就是有性情的。性情是以一个人的才华、禀赋、经验、学识、智慧等等熔铸起来的。当我们在刻板的日常生活中被规训得一模一样时，何来的性情，又何来的文章？所以，这真是一个悖论。当我们试图用公共的声音说话时，我们的声音反而远离了公共生活，仅仅在个人这个狭小的空间回荡。
这是文学批评所面临的真实处境，或者说困境。然而，即便困难重重，看上去我们都对文学批评失去了信心，我依然相信，这是一个“批评的时代”。原因很简单，一方面，我们所身处的世界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社会的感受力也在发生根本性变革。这导致根植于这个世界的文化观念纷纷失效，人们不得不为自己重新营造观念的庇护所。在这一过程中，观点的输出、交锋、博弈必然会成为很长时期的一个常态。另一方面，哲学与理论对于文学的影响越来越大，对于文学的理解与阐释越来越依赖专业读者。因此，我们仍然相信批评具有可能性，我们依然对批评寄予厚望。那么，如何唤起批评的潜能？
批评应当建基于对社会历史多重结构的深刻把握。社会学的，人类学的，经济学的，政治学的，不同领域的不同学问，无不包含着从不同视角对于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时代的认识，只有将这些认识熔铸起来，我们才能提炼出那么一点点属于我们自己的盐。程光炜有一篇文章，讨论的是铁凝的小说《哦，香雪》及其评论。在文章中，他回顾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对于“一分钟”的特殊意义，认为当时的文学评论家是在“贫困停滞-农村改革、静止的台儿沟-现代化的火车二元对立的知识框架里想问题”。他批评说，这种“新时期意识”束缚当时很多人对问题的进一步展开。进而，他援引了社会学家对于“城乡二元”政策的分析，认为，社会学家的观察比文学批评对香雪的社会定位更加清晰和更具依据。我想，这也是对今天做批评的警示：假如我们始终抱着对于“人”的本质化想象，缺乏其他学科的视野与思想，我们就没有足够眼力看透当今世界。那么，我们将毫无意外落入前代批评家的窠臼。我们今日留下的，只会是我们思想贫乏的证词。
批评应当是对社会意识的敏锐洞察和前瞻性想象。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一样，表达的是个人的生命体验，是我们对于世界的体认与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批评不是依附性文体。作家作品是言说的路径，而不是最终目的。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匍匐在作家作品上，满足于对作家之所想、之所是。要在作家止步的地方，借助作品奋力一跃。是否能在扎根大地的同时腾空而起，直接决定了文学批评的品质和有效性。
批评始终应当向着新的文学形式和文化形式敞开。学术要求距离与沉淀，而批评的魅力正来源于层出不穷的新。新的文化形式和文学形式正在不断扩大领地，相反，我们引以为傲的纯文学已经缩小地盘。假如我们一直守着已有的阵地，将纯文学视为文学批评唯一的对象，那必然意味着我们自我设限、自我压缩空间。新的文学形式和文化形式里有这个时代尚未说出的秘密，投入其中，去冒险，哪怕是犯错，也会有新的发现。
批评是多种文体的碰撞与组合，是文体的试验场。新的社会意识必然召唤新的文体。我的同行们已经在做各种各样的尝试：我们在尝试用散文写评论，用小说写评论，用诗歌写评论。甚至，大家还在实验用短视频写评论。所谓“文无定法”，只有摆脱陈腐的写作套路，文学批评才能重获生机。从这个意义上说，一种新的文体正在酝酿。
走笔至此，想起了玛莎·努斯鲍姆的几句话。她说，“我们身边的所有其他学科都在形塑我们文化中的私人与公共生活，告诉我们如何来想象与反思自身。经济理论通过运用理性来为公共政策提供依据，法学理论通过对基本权利的思考来寻求社会正义，心理学与人类学在描述我们的情感生活、性别经验以及社会交往的形式，道德哲学试图对一些棘手的公共伦理困境作出仲裁，文学理论却在这些争论中保持了太长时间的沉默……在这件事上，沉默是一种投降。”对此，我个人的看法是，我们可以失败，但是，不战而降会是我们的耻辱。一代又一代批评从业者会跨过我们，然后轻蔑地说，看，他们是懦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