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水浒传》：英雄、美酒、蒙汗药
我非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专家，所以谈论《水浒传》完全是门外汉的看法，仅从一个普通读者的视角出发。不过，若只将这部小说当作一个文学作品，那么，从一般读者的角度去感受，又未尝不是一个好的方式。因为说到底，好的文学作品是不分时代的，是世代的读者都可以作为“同时代人”来阅读的作品。从这样的角度看，我也可以心安理得了。
这也刚好彰显了《水浒传》作为一部传统经典的价值，因为经典就是不断被拿来，像私藏珍宝那样，可以随时审视赏玩的作品。它可以把不同时代的人，都变成经验或美感意义上的同时代人。
但问题的核心，仍然是如何去读它，或者也可更直接地发问：一部《水浒传》，到底说的是什么，它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简单地说，它是一部讲述江湖侠士绿林好汉之英雄故事的书，也是一部讲述人生悲欢之世俗故事的书；它是一部具有理想趣味与“乌托邦”意味的社会政治之书，也是一部讲述是非正邪世事幻化的风俗伦理的书……当然，还可以有很多说法，饮食男女，日常起居，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杀人放火，济危扶困，爱恨情仇的林林总总，它都无所不包，简直可以称为宋代社会——其实更是明代——的百科全书了。作者讲的是宋代的故事，但支持其经验的，却是作者所身处的明代社会。
小说发展至明，形成了四种典范类型：一是讲史小说，其代表是《三国演义》；二是神魔小说，代表是《西游记》；三是世情小说，代表是《金瓶梅》；四是侠义小说，代表就是《水浒传》。可见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类型倾向”也是很明显的。《水浒传》优点很多，在我看来，核心在于其“兼美”，它既属侠义，又兼涉世情，其中很大一部分，讲的是市井生活的悲欢离合，这就使它显得格外丰富和更接地气。更不用说，它还有许多讲史的元素，比如《宋史》中即载，宋江确有其人其事；同时它还有神魔气息，小说开篇讲的就是“洪太尉误走妖魔”，中间出场的许多人物如公孙胜、戴宗等辈，都能呼风唤雨，或御风神行。当然最重要的，《水浒传》仍是一部侠义小说，讲的是一群侠盗“啸聚山林”而后又“替天行道”的故事。所以，这部作品与“四大奇书”中其他几部的不同，就在于它专事之外，又融合了神魔、世情、讲史各种元素，可说是一部“全类型”的小说。
也正因为如此，关注维度的不同，看问题的方式会发生很大变化，所得出的结论也会大相径庭。鲁迅评论《红楼梦》时所说的，“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革命家看见排满，才子看见缠绵……”也一样适用此书。下面，笔者将从几个关键词入手，谈一点浅薄的阅读感受，以期读者和方家指正。
美酒与毒药——世俗生活之书
《水浒传》首先是一部世俗生活之书。除招安之后三分之一多篇幅的打打杀杀，前面的大部分章节所演绎的，都是世情悲欢和爱恨情仇。其中还有很多是接近“灰色”的内容，三教九流社会边缘地带的场景，有犯案在逃，有冤情官司，有徇私枉法，有男女偷情，所谓“美酒与毒药”，是这些内容的形象说法。
小说开篇即为世间不平之事，因为有不平之事，才会有“不平则鸣”的反抗。市井混混高俅忽然发迹，当上了掌管军权的殿帅府太尉，而此时作为其属下的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便因为与之结有宿怨而亡命他乡。王进逃难中，引出了“九纹龙”史进的出场；史进又引出了打家劫舍的英雄李忠，还有延安经略府的提辖鲁达，有了他仗义解救金姓父女，而拳打镇关西的人命官司，然后被迫出家五台山，变成了花和尚鲁智深。鲁智深在酗酒闯祸又不得不转投东京大相国寺之后，又认识了林冲，林冲又引出了与高俅养子高衙内的冲突，并因为高俅的设计陷害而刺配沧州，在沧州又因为遭陷害而至绝境，雪夜中被迫“逼上梁山”。
之后林冲又因交“投名状”，而引出了青面兽杨志，杨志卖刀则引出了生辰纲，生辰纲则引出了《水浒传》的主要人物——晁盖等人的“七星聚义”，引出了为之通风报信者，全书的主角，郓城县的呼保义江湖上的及时雨宋江……
我简单地串述了一下开始的故事，这个叙述结构，按金圣叹的说法，就是自《春秋》与《骚》《史》以来叙述结构的集大成者。“《水浒》之文精严，读之即得读一切书之法也”。《史记》式的结构，就是围绕人物的遭际与命运来处理历史本身的具体性——用学理的话说，就是“人本主义的历史叙事”。这是中国人在历史观念和叙述方式方面的一个独创。
但这显然不是我此处要重点说的，这里我更感兴趣的，是前面发生了这么多的故事，合计只是用了二十一回的篇幅，而接下来讲武松一个人的故事，就用了十回。这种不均衡的安排，显然是作者有意为之。然而奇怪的是，读者在这里绝对不会感觉到不合理，相反还会觉得自然而然，且势所必然。
为何？这是因为《水浒传》之作为“世情之书”最典范的例子。武松这段故事，对全书来说实在太过重要，它等于是在一个“侠义故事”中，精心埋设了一个“世情故事”。我为此编了一段顺口溜：“武松打虎做都头，异乡得见大郎兄。不期嫂嫂来诱惑，怒杀不伦配孟州。孟州道中遇张青，蒙汗药里逃性命。报恩醉打蒋门神，死囚脱险飞云浦。都监府里杀玉兰，十字坡前变行者。从此武松上梁山，擒得方腊成正果。”
这个顺口溜简单概括了武松毕生的事迹。从他的故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施耐庵是如何叙述世情生活景观的，清河县里的紫石街，即是一幅汇集了世俗生活的浮世绘。不说王婆的贪贿，西门庆的淫邪，郓哥与武大，这班底层人物的卑微与辛酸，众生之相的丰富与逼真，单从文学笔法看，嫂嫂金莲用心勾引叔叔武松这一段，就足以令人拍案叫绝。所谓的世态人情，人心人性的幽微精妙，就这般跃然纸间，一览无余了：
不觉过了一月有余，看看是十一月天气。连日朔风紧起，四下里彤云密布，又早纷纷扬扬，飞下一天大雪来。……那妇人独自一个，冷冷清清立在帘儿下等着，只见武松踏着那乱琼碎玉归来。
多么敏感的文字，多么诗意的情境。即便是搁在现实主义、现代派、意识流小说的行列里，也绝不落伍。
再看情态与心理，这番描写的精细入微，也堪为古今小说的范例：
妇人见他不应，劈手便来夺火箸，口里道：“叔叔，你不会簇火，我与你拨火，只要一似火盆常热便好。”武松有八分焦躁，只不做声。那妇人欲心似火，不看武松焦躁，便放了火箸，却筛一盏酒来，自呷了一口，剩了大半盏，看着武松道：“你若有心，吃我这半盏儿残酒”……
这部勾引戏，可说是中外文学史上的绝笔。一部好小说，不在于写出了多么顶天立地的人物，而在于写出了敏感的人生情味。武松这一节，可谓是《水浒传》对社会生活表现的一个最精彩的截面，是《水浒传》中最有代表性的“工笔细描”。这部小说之所以焕发出无穷魅力，与这类市井生活图景的精雕细刻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还有一点很重要，《水浒传》中无论所写的内容，还是作家对内容的处理方式，都强调一种“灰色的世俗性”，它与常态和正面的生活伦理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龃龉”关系。这与巴尔扎克所说的“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庶几是一个意思。这里有酗酒豪饮蒙汗药酒，有人肉馒头冤屈官司；更有巧取豪夺寻衅滋事，有贪贿宿奸滥杀无辜。可以说，是“美酒与毒药”混合一体的世界，是邪恶与正义互为嵌套的一个去处。
这种情形在别的作品里是难以找到的，只有在《水浒传》中，才有如此生动的混杂与如此鲜活的展示。
英雄侠客或“好汉意识形态”——社会政治之书
《水浒传》显然也是一部社会政治之书，它暗含了一个专属农业社会的乌托邦，一个农民式的社会理想。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论称分金银，论套穿衣服”的说法，都是典型的小农意识形态，其底线是“盗亦有道”，上限则是“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宋江上山之前，他们所遵从的，是晁盖式的“啸聚山林，却不快活”的“聚义”逻辑，而宋江上山之后，才赋予了梁山以“替天行道”的政治架构，多了一个关键的“忠”字，这才使得原先的“草寇”身份与简陋的“好汉意识形态”获得了政治的合法性。
但作者在表现这些东西的时候，还是刻意使之含混了许多，态度也刻意暧昧化了。一方面褒扬宋江，另一方面暗加贬抑，并将这些政治之“梗”，掩藏在了无数是非恩怨的故事里，有关情欲和美酒、复仇与报恩、逃亡与得救、梦与死……种种套路中。因为毕竟是小说嘛，如果像策论八股，或是政治宣言一样，就不好玩了。
首先说一下梦。梦是《水浒传》中的重要元素，有人统计共有二十多个梦，其中大篇幅写到的梦不下七八个。第一个梦出现在第十四回“赤发鬼醉卧灵官殿，晁天王认义东溪村”中。“七星聚义”时，晁天王庄上来了个不速之客刘唐，告诉他“有一桩泼天富贵”，即劫取生辰纲。晁盖说：“我昨夜梦见北斗七星直坠我屋脊上，斗柄上有一个小星，化道白光去了。”刚好应了这桩惊世之举，因为抢了东京当朝权贵蔡太师的生辰贺礼，那可是胆大包天的事。如果没有某种征兆作为理由，难免让人心惊肉跳。晁盖之梦，不止给了七星聚义一个理由，也应了未来梁山聚义的一个天命之兆。
还有第二十六回，“偷骨殖何九送丧，供人头武二设祭”中武松的梦。武松出差役远道归来，知哥哥已死，就预感到其中一定有冤情。便在家中设了灵位供奉，夜晚就睡在武大灵旁，哥哥化作鬼魂告诉了他事情原委。这与莎士比亚的戏剧《哈姆雷特》中，父亲的鬼魂出来告知儿子如出一辙。这是叙事当中不得已的关节点，必须要用类似方式，来推动故事向前发展。
还有更多的梦，第四十一回，“还道村受三卷天书，宋公明遇九天玄女”，是讲宋江在上梁山之后，欲还乡取老父上山，结果遇官军搜捕，在逃亡中梦遇九天玄女，获秘授的三卷天书。醒来宋江知为南柯一梦，但天书内容历历在目，还有赏赐的仙枣之核等等为证。这时晁盖还为山寨之主，宋江却梦见自己已然是“宋星主”，显然是为日后掌权，并在政治上改弦更张做准备。这一段政治寓意丰富，完全可以进行有意思的“精神分析”。
接下来，便可以说说政治伦理，“忠”与“义”的恩怨纠葛。宋江上山以前，晁盖只是聚义，但随着宋江入伙，其势力急剧增大，且因之前他对晁盖等有救命之恩，所以必然地位显赫。晁盖曾再三相让头把交椅，他仍坚辞不受，但内心之中难免已有了小九九。接着“九天玄女”的授受，使得宋江很快便有了信心修改原有的政治，让他“架空”了晁盖，再造了义军的意识形态——将“聚义厅”改为了“忠义堂”。
这一字之差，政治上就有了高度，性质也有了根本的改变。因为“义”是平行的江湖之道、民间伦理。“忠”则是垂直的，是“君君臣臣”的垂直关系，是庙堂政治和官方伦理。宋江能够把这些观念嵌入到啸聚山林的江湖匪盗之中，就将之改造成了合乎伦理、顺乎天道的一支政治力量，就有了灵魂。
在笔者看，梁山好汉的意识形态有两个源头，一个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即一个“东方式的理想国”。桃花源的特点是“避世”，可以避开人间的动荡变迁，王权和专制的压迫。这里可以是小国寡民，人人享有太初的平和安宁，人与自然和谐一体。这是一个没有外来打扰的理想去处，但也是来路飘忽，不易寻找之地，仿佛梦中美景，一朝醒来再难复回。梁山聚义，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世外桃源。
第二个源头便是墨家文化。用鲁迅《流氓的变迁》一文来概括，最简约也最到位。鲁迅把墨家文化的流变，说成是由墨侠到盗贼、再至流氓这样的一个衰变关系。这是中国文化与社会中的一种特有的元素，在法律之外、权力政治之余，暗存的一种牵制性的力量。但不幸侠也会衰变成流氓，正如李逵之滥杀无辜，抡着两把板斧砍过去，砍的尽是看客。再至于其末流，“和尚喝酒他来打，男女通奸他来捉，私娼私贩他来凌辱……”这些行为和意识，已经与文明社会的公义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鲁迅是从国民性批判的视角来看问题的。客观而论，梁山好汉的意识形态，依然是传统社会能够出产的一样好东西，是对于王权专制的一个制约与威慑。
女人与蒙汗药——风俗伦理之书
这是《水浒传》之作为文学经典的核心部分，作为一部风俗伦理之书、荡气回肠的生命之书，《水浒传》真正令人读之难忘之处正在这里。
首先是关于妇女的描写。《水浒传》里写了很多有意思的女性，甚至可以说是淋漓尽致、趣味横生。当然这其中肯定存在男权主义的偏见，但这并不妨碍它塑造了众多生动的女性人物，写出了有意思的生命悲欢。
男权主义的共性，是对妇女施以偏见性的理解，《水浒传》里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把妇女两极化了。一个极端是那些“性感指数”过度的女性，用传统的说法为“三大淫妇”：阎婆惜、潘金莲、潘巧云，外加卢俊义的老婆贾氏，应该说是三个半。其中描写最多的当然是潘金莲。所以有另一位兰陵笑笑生，在《水浒传》的基础上又“嫁接”出潘金莲和西门庆的新故事，就变成了《金瓶梅》。《金瓶梅》里，原有的“武松斗杀西门庆”被改写成了“误杀李皂隶”，潘金莲也没有死，又有了另一番悲欢离合与爱恨情仇。
与之相对应的，就是性感指数为负的女性，或叫作“雄化的女人”，一丈青扈三娘，母夜叉孙二娘和母大虫顾大嫂。这三个女人也有区别，孙二娘是草莽女性，顾大嫂为山野村妇，只有扈三娘是富贵门第的千金小姐。三个女人除了一丈青长得美貌如花，另两个都是男人不敢招惹的。在施耐庵的笔下，三个女人已然都不像是女人，而是豪爽好义、杀人不眨眼的“女汉子”。当然也惟其如此，她们才能成为“一百零八个”中的三个。
而毒药、蒙汗药在《水浒传》中的广泛使用，就如所写妇女之普遍不守妇道一样，表现了庙堂及民间伦理的悉数崩毁。这两者看似是两个问题，其实有内在联系。贪官污吏搜刮民脂民膏，好汉用蒙汗药来取之，看起来是盗亦有道，但也表明了社会之普遍无道。夫子说“礼失而求诸野”，但盗贼并起，野亦无道，这个社会就可称病入膏肓了。妻子给丈夫下毒，奸佞给忠良下毒，这个社会还有救吗？
“蒙汗药”是古老的致幻剂，据说是用曼陀罗花制成，但小说中未说其来源，只说其下在酒中会将人麻翻，不用解药的话，需数个时辰才会醒来。《水浒传》里多次出现用蒙汗药将人麻倒的场景。最先是晁盖、吴用等七位好汉用蒙汗药麻翻了杨志等人，智取了十万“生辰纲”；再就是十字坡张青与孙二娘的黑店，时常麻翻客商做人肉包子一节，亦令人咋舌，武松在刺配孟州道中，即差点被麻翻做了冤鬼。这是两个写得比较细致的故事。虽然小说家用了一个“义”字，就豁免了这对杀人放火的夫妻，但一个正常的社会，怎么会允许他们这样明火执仗地为匪为盗？
从蒙汗药这儿，还可以生发出一个意思，即《水浒传》是一部有某种“致幻”——甚至可以说是“迷幻”意味的书。酒本身即为致幻剂，加了蒙汗药的酒更是极致。小说中的一切英雄故事，背后所支持的东西，无非是一个原生的东方式的“酒神精神”，凡聚义必以酒为仪，凡偷情亦定以酒为媒，凡杀人放火招讨出征，亦必以酒为誓，景阳冈上打虎和快活林中惩罚蒋门神，必要饮酒后“醉打”，都是“极言之”的凭证。
这一点，我们或许可以拿来与尼采所说的“酒神精神”相比较。但在尼采那里，所赞美的是感性生命的释放；而在我们这里，除了与王权和伦理压抑抗争的感性生命之外，还有更多非理性的东西，宿命的、超自然的“魔力”在起着作用。
所以，“酒神”之不足，再辅以“魔性”与“迷幻”之补充。入云龙公孙胜的神力比之诸葛孔明的能掐会算，已然近乎妖。在别的语境下，“法力”与“酒力”必不是一样东西，甚至会是对立的东西，但在《水浒传》里，却奇怪地统一在一起。
魔幻还通向超人力的宿命，小说开头的“洪太尉误走妖魔”，就是一个非常有宿命意味的起始；最后结尾时，宋江等一百零八人的魂魄又重回故地，“魂聚蓼儿洼”。这也是中国小说经典的处理方式，即把一个“世俗时间”，通过更大的一个尺度来实现超越，这个尺度便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洞中才数日，世上已千年”的自然时间。这样就把一个世俗故事，幻化为了一个宿命故事，神化为了一个具有神性意志的寓意故事。
由聚而散——生命与哲学之书
作为一部经典奇书，《水浒传》也是一部具有哲学含义的生命之书，这一点似乎未被世人充分注意到。
记得童年读《水浒传》，读到“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时，就有点奇怪的担心，担心这盛极中包含着必衰。那么小的年纪，怎么会有这种预感，自己也想不明白。后来读到“五台山宋江参禅，双林渡燕青射雁”，就颇有些伤感了。宋江不解智真长老所给出的偈语，但他亦隐隐感到前途的莫测，不觉心里迷惘而沉重。加之恰逢燕青因炫耀射术，偶然射下了一群大雁中的数只，他睹之忽生悲情，写下了一首颇为感伤的词，其中有句：“暮日空濠，晓烟古堑，诉不尽许多哀怨。”那时我懵懂地感到，这小说中确乎有一种内在而深远的悲剧意味。
随后预感就被验证了，一百零八位好汉，在接下来南征方腊的战事中三折其二，堪称惨胜。虽擒得方腊，平定了南方，但宋江等功臣并未受到公正对待，一直不离不散的众兄弟也无法不作鸟兽散。而且宋江卢俊义等还始终遭到蔡京高俅等奸佞的阻塞排挤，最后还被御赐的毒酒害死。
终局一章，作者以最快的速度，交代了一百零八位英雄的结局。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心理，恐怕难以承受这秋风扫落叶一般的落幕，昔日声势浩大的聚义，热闹非凡的盛宴，雄视天下的虎狼之师，倏忽之间，即四散飘零，化为乌有了。
至此，作者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这个悲剧的结局，按照中国人固有的轮回观，小说出现了一个“宋公明神聚蓼儿洼，宋徽宗梦游梁山泊”的收尾，众兄弟又追随宋江魂魄，聚首于楚州郊外的水泽；而皇帝因遭奸佞蒙蔽，至终亦不明了宋江等人冤情，只得通过“托梦”的方式了解了个大概，便命颁诏敕封，造庙设祭，刻碑勒石，世代纪念。这算是有了一个“善终”，且预示了下一轮的聚散轮回。
显然，“聚与散”，这一典范的“中国故事”的原型，正是通过《水浒传》来赋形的。如果我们就此提升一下，就会发现，这是一个“中国美学”或者“中国诗学”的核心问题，这个核心就是一个“闭合式的圆形结构”：在《三国演义》里叫作“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西游记》里，是“由魔到佛”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是从东土大唐到迢遥西天的“八十一难”斩妖降魔的过程，也是战胜肉身中与生俱来的魔性与弱点的过程；在《金瓶梅》里是“由色入空”，是“财与色”这人世的孽业，终归虚妄与空无的佛家理论；在《红楼梦》里则集之而为大成，是“由盛到衰”的过程，一切繁华世事与锦绣人生，终为富贵无常的骷髅幻象，且终将“归彼大荒”。
所以《水浒传》的聚与散，既是梁山聚义的始与终，更是个体生命经验的基本构造，人世演化的基本逻辑，至少中国人是这样理解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水浒传》，会有一种深深的认同，会被它吸引和感动的原因。
所以我认为，假如有一个“中国叙事”，这个中国叙事又有一个核心，那么这个核心便可以通过《水浒传》来理解——它集合了中国人的讲述逻辑，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生命观和世界观，这个观念的根本形式，就是一个“圆”。起于聚，终于散，而后又聚，又散，以此往复循环。这个观念当然是来自佛家，也有着本土原发的道家理念在其中，本质上，它与现代世界所理解的“线性逻辑”是不一样的。《红楼梦》中所说的“几世几劫”，也可以说是《水浒传》中“聚散循环”的另一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