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稿研究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其变革
近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手稿研究似亦如火如荼，但关于现代文学手稿研究的理论、方法与技术条件等重要问题，至今似未见有较为专门、深入且较具综合性的讨论。本文即以对鲁迅、巴金、郁达夫手稿研究现况的考察为讨论线索，对上述问题作一扼要论析，并指出：目前的现代文学手稿研究理论，似过于依赖“文本生成学”理论，有待开拓；其研究方法相对较为单一，或可引进历史研究中的“史料批判”取向，及方兴未艾的“数字人文”研究取向，以为补充；而在技术条件层面，手稿复制技术（如影印出版、照相、建置数据库）和手稿文本复原技术（如排印整理的形式、符号，如何处理并尽可能呈现不同手稿的“文本性”与“物质性”等）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手稿研究的深化，亦须不断改进、革新，因手稿文本的整理，不同于一般的文献史料整理，不仅难度极高，需要丰富的手写字迹辨识、鉴定经验，也牵涉到文本复原问题（如在排印整理本中如何恢复一则日记、笔记手稿的“天头”），需要探索新的作业规范和技术。最后，本文认为，数字时代（digital era）的到来，重新定义了手稿和手稿研究，因此提出有必要将“数字手稿”视为手稿研究对象这一观点，并讨论了数字时代手稿研究的六个发展面向。
一、手稿研究的理论、方法
尽管现代文学手稿研究（下简作“手稿研究”）早在1949年前就已开始，但简要回顾其学术脉络可知，自觉的、作为问题的手稿研究之提出，乃在新世纪。正如笔者曾所论及，在1949年至今“现代文学文献史料持续开掘、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不断探索的背景之下，新世纪以来，新的领域、议题也被相继开发出来。这些新的领域、议题，依主题、重心和处理方法的不同，可概括为三个方面”，其中之一即是有关手稿、签名本、毛边本等的研究，特别是手稿研究，[1]不仅有不少专题研究论文发表，且拥有理论、实践层面的双重考察，以手稿整理出版为主要目标的大型研究项目（如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鲁迅手稿全集》文献整理与研究”）亦得以重新启动，此外，连续数次在上海召开的手稿学研讨会，在东北等地召开的手稿研究论坛、南北高校成立的手稿研究中心等，都说明了它在学术界受到的欢迎程度。
传统的手稿研究，多与版本学、校勘学相结合，以此作为研究方法。现代手稿研究则与文本生成学、叙述学关系极为密切，尤其法国学者皮埃尔—马克·德比亚齐（Pierre Marc de BIASI）的“文本生成学”，成为这一领域重要的理论资源。但是，在此之外，研究现代文学手稿的学者，似乎较少吸收、参考中国古代手稿（包括写本、抄本、稿本等等）和其他国家、地区手稿的研究传统，正如有学者所谈：“法国学者之现代手稿研究或文本生成学，究竟与校勘之学（按：指英美世界的Textual Criticism），中文传统之版本学目录之研究，前现代手稿之研究，是否有截然之分别，是历史与理论待解问题”[2]，其实“文本生成学”只是欧美手稿研究之一脉，且是对现代作家（如福楼拜等）手稿的研究中建立起来的，与欧美古代手稿研究传统颇多有异。最近也有学者从近现代手稿与政治遗产、书法艺术的纠葛，其所关涉的著作权与名誉权、学术价值，鉴定与研究等方面论及手稿研究视野、方法诸问题，[3]向学界再次提出须重视手稿研究这一观点。然而，除此之外，在手稿研究理论、方法上，还有哪些可以汲取的学术遗产？窃以为，历史研究中的“史料批判”研究，似亦可为手稿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资源或方法论层面的镜鉴。
“史料批判”又称“史料论式的研究”或“历史书写的研究”。[4]借用日本学者安部聪一郎的话来说，是“以特定的史书、文献，特别是正史的整体为对象，探求其构造、性格、执笔意图，并以此为起点试图进行史料的再解释和历史图像的再构筑，将此作为明确的目标进行研究。”[5]中国学者孙正军则将其定义为“通过分析史料来源、书写体例、成书背景、撰述意图等，考察史料的形成过程，以此为基础，探讨影响和制约这一过程的历史图景，并揭示史料形成所具有的历史意义。”[6]这一研究取向，在日本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洋史学领域（亦有专门的学术团体史料批判研究会，长期编辑出版专刊《史料批判研究》）、中国的中古史研究领域颇为发达，自有其来源。当然，另一方面，也正如不少学者所指出的，无论是日本的东洋史研究，还是中国的古史、近现代史研究领域中出现的“史料批判”取向，远承现代史学的奠基人物、德国历史学家兰克等人的历史主义、实证主义史学传统，近接20世纪20年代由顾颉刚、钱玄同等学者发展出的“疑古”史学思潮，而蔚为大观。
从表面上看，以“正史的整体”为批判对象、旨在研究历史书写和文本构造的“史料批判”，与手稿研究似乎并无关联，但在事实上，两者都面对共通的问题，首先是史料来源问题。在这方面，无论是“史料批判”研究中对史料来源问题的重视，还是传统的文献学对文献来源、流传情况的研究，至少向手稿研究者提出了三大问题：
其一，如从事手稿研究，研究资料从何处获得？对于手稿研究而言，可以依赖的资料无外乎实物／原稿、照片、扫描件或影印件、数据库或电子版，但从何处开掘我们的手稿研究资料？与搜集实物／原稿、照片、扫描件或影印件、数据库或电子版等等来源相比，也许还应该注意到“常见书”（含近代报刊）这一手稿研究的重要来源，因其中仍有大量“集外文”和“集外手稿”，有待研究者开掘、利用。[7]
其二，如何确定一份手稿的真正的作者（及其写作时间、地点）？事实上，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除非是专门的研究者，一般不会对史料本身的真伪提出研究，而严重依赖手稿实物的手稿研究，从理论上来说，固然应该更重视对手稿实物本身的真伪提出讨论，以之作为整个研究的前提和先行作业，但因为我们大多数时候无法利用原物、实物，故而对此问题实难进行深入探究。特别是一旦利用手稿的照片（常常出现在旧书刊售卖和拍卖网站）作为辑佚的来源、研究的资料时，这类问题变得极为紧迫、重要。诚然，没有任何一位学者可以仅凭照片、图片，就顺利鉴定出任何手稿的真伪，鉴别手稿史料对于专门的手稿研究者也极有难度，但这一基础的“史料批判”意识，似仍是手稿研究过程中我们应该具备的。
其三，作为书写结果的手稿文本，其内容是否系此作者（手稿书写者）所独创？如果是，我们应该提出相应的论证和论据，如果不是，又来源于何处，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变化过程？就此而言，一份纯粹抄录古人诗作的手稿，可能是很好的书法艺术作品，在书法史等领域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但对于我们据此研究文学史、文化史、社会史、作家私人生活史等，其用途可能就相当有限，反倒不如同一作者所写的一张便条，或一张领款单（这是否可以被视作“手稿”？）。换言之，面对不同来源的手稿文献，研究者都需要从其来源、作者及思想内容等方面进行批判和再批判。
更重要的是，参考史学界的“史料批判”研究，[8]我们对手稿研究可在现有的研究框架、视野之外提出许多新的问题，或至少是对既有研究提出必要的反思。例如，在鲁迅手稿研究领域，我们可以提出诸如此类的问题：如将不同版本的《鲁迅全集》《鲁迅手稿全集》的整体视作一个个独立的文本，则其中的“鲁迅像”有何不同、如何构筑、有何意涵？新版《鲁迅手稿全集》与旧版相比，其独创性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单篇的鲁迅手稿，与一部作品集手稿、后人编纂的手稿集之间，究竟呈现出何种关联？其中有哪些要素、性质，是我们所创造的、添加的，而并非原稿所有的？既有的鲁迅研究、现代文学史研究与叙述，有多少是据其手稿所作？文学史家何以如此书写？这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鲁迅手稿、文学与思想的重新理解？
在更为广泛的手稿研究中，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提出下述问题：一份手稿，为什么会呈现为如此这般的“文本性”“物质性”？其通过何种方式、途径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拍卖行、藏家、文博机构、学术机构、出版商分别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是否影响了我们准确地理解这一手稿的性质、要旨？不同学者“校读”或批评同一文本的手稿（不同层次、形态的手稿）与初刊本、初版本、再版本、《全集》本（标准本？）的“问题意识”是什么？是否彻底解决了与手稿本身关系最为密切的问题，还是仅将其作为一种和其他类型的文献资料一样的研究资料在使用？后者是否亦可被称作“手稿研究”？不同学者以何缘由，如何参与、介入、建构我们的手稿研究的面貌，从而致使我们在面对包括手稿在内的一切文献史料时本该拥有的、尽量抛开一切前理解，虚心倾听文本内部声音的态度持续受到挑战？
但即便如此，当前手稿研究的关键，似仍为如何处理“材料”和“议题”的关系，这也和历史研究如出一辙。正如历史学者邓小南先生的高见，“从某种程度上说，研究水平的高下，正是取决于论著者对于‘材料’与‘议题’的把握方式。在各学科体系重组、知识结构更新的时代背景之下，希望求得实质性的学术突破，而不是满足于用语、词汇的改变，必须从议题的了解与选择、从材料的搜讨与解读开始。”[9]陈平原先生也指出：“如何将零碎的资料（手稿）编织进庞大的知识系统，上串下联，给出准确定位与深入阐释，这对学者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10]仍以新版《鲁迅手稿全集》为例，其体量较旧版几乎增加一倍，学者通读一遍已属难事，如何从中开发新的议题、建构新的研究，并使之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代表性，而不是只局限于个案的精妙研究；抑或有意追求、完成每一个案的深入研究、而不必醉心于建立一座“高楼大厦”。推而广之，文献史料的新旧，在手稿研究中是否重要？作为新文献、新史料的手稿，如何帮助我们“以小见大”？又或者，“以小见大”在手稿研究中是否重要？手稿整理是否可以总结出一套相对可以通行的规则、程序？手稿研究、整理过程中如何复原文本？相应的标识符号、形式等应该被如何呈现？……值得每一位手稿研究者深思。
二、手稿研究的技术条件
从事手稿研究与从事其他带有历史性质的研究一样，其所依赖的资料，一般情况下无外乎“原件、复印件、照相件、抄写件”[11]这四类，但由于手稿“原件”极难查找、利用，因此，后三类既构成了主要的手稿研究资料类型，当然也代表了三种存在形态。其中，新世纪之前，手稿“抄写件”是主流，而在激光打印、复印技术和快速照相技术不断革新、生产成本降低，以致走入万千平民之手后，“复印件”“照相件”代替“抄写件”成为复制、保存、传播“手稿”的常见形式。但不容忽视的是，在这之前，大学、科研院所和出版机构早已在采用新的文献复制、出版技术，将手稿以“复印件”“照相件”的形式印刷出版，这也就是所谓的影印出版，诸多现代文学手稿藉此得以重见天日。然而，这些手稿究竟是如何被影印的？其整体成就如何？存在着何种不足？又该如何改良、克服？其标准何在？最后，如何评估一种影印书稿的质量、学术价值？对这一连串问题的讨论，虽然不能说是既往学术研究的空白，但的确缺乏较深入、透辟的分析，尤其是从历史考察、方法论、技术分析等多重视角，对这些问题进行“再脉络化”（Reconceptualize），予以重新检视，显得极为必要，这里仅以巴金、郁达夫手稿研究为例，对手稿研究的技术条件作一简要论析，其余则留待以后。[12]
如所周知，巴金手稿的整理与影印出版，在巴金研究会、巴金故居的大力推动下，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已经开始，至今成果卓著。其中，以单册或套装形式发行的全部出版物，计有如下五种：
１．《巴金小说：家》（一函五册），人民文学出版社、广陵古籍刻印社1998年5月出版；
２．《巴金〈随想录〉手稿本》（一函五册），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
３．《寒夜：手稿珍藏本》（一册），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10月出版；
４．《憩园：手稿珍藏本》（一册），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8月出版；
５．《〈第四病室〉手稿珍藏本》（一册），华文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
此外，如巴金未完成的中篇小说《春梦》手稿残稿，也在2010年被整理发表。据闻原稿照片也曾被制作为光盘，在部分巴金研究者内部流通、阅览。[13]2021年，巴金故居还影印出版了巴金策划、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鲁迅散文集《夜记》，[14]这也是此书的第二次出版（虽然并非公开出版，仍只限于部分学者之间的阅读、流通）。
其中，《寒夜》《憩园》是巴金的代表性作品，此二部小说连同《第四病室》也被认为是巴金的“人间三部曲”，其得以在新世纪完整影印出版，势必将推动巴金研究尤其巴金手稿研究的发展。在这之前，围绕着《家》《随想录》《寒夜》《憩园》四部手稿影印本，产生了一系列专题研究，尤其以周立民的研究最为集中。这些研究成果无一例外出现在新世纪，至少包括以下四种：[15]
１．《〈家〉手稿释读——巴金手稿研究系列之一》，《现代中文学刊》2015年第3期；
２．《另一个文本——〈随想录〉的手稿解读》，收入周立民：《〈随想录〉论稿》，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2月出版（该书初版名为《巴金〈随想录〉论稿》，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出版），第341-365页；
３．《〈寒夜〉的修改与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问题》，收入陈思和、李存光主编：《一粒麦子落地：巴金研究集刊卷2》，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10月出版，第103-126页；
４．《读〈憩园〉手稿札记》，收入周立民：《巴金的似水流年》，中国书籍出版社2014年7月出版，第202-207页。
但这些研究，主要的关怀仍为“呈现作家的具体写作、修改的过程，从而对研究作家的艺术追求和变化提供实在的参证”[16]，或是致力于分析下述问题：“作者在作品中所作的打算为何？他作了何种取舍选择？他所努力追求的效果为何？或者，这部作品究依何种原则定稿？”[17]这些研究的展开，除了依赖原稿、定稿，及相应的手稿影印本，更重要的条件是被影印的手稿，在作家生前都已发表、出版，因此，两种甚至两种以上版本之间的比勘就成为了可能，借助于版本学、校勘学的研究也就变得顺理成章了。但对于《春梦》这样的仅以手稿形式存在的手稿，又该如何研究？恐怕首先取决于其手稿复制技术和文本复原技术的成熟。就前者而言，因由《春梦》手稿照相所制作完成的光盘，大多数学者都无法获睹，难以讨论；但就后者来说，因其已公开发表，似可作一管窥。简言之，《春梦》手稿的排印整理文本，采取了正文加注释这一形式，且标明“凡是作者明显笔误或错字者，以［］形式在该字后标注正字；因原稿字迹模糊无法或不能辨认的字，以□替代；所有注释均为整理者所加，在注释中酌情标注作者原稿中划掉、删去的部分重要文字。”[18]但这一正文加注释的形式，及其较为简单的整理规范，仍非理想的手稿文本复原形式，其最大的问题是，一般只能说明其中文字的一次、两次变化，难以揭示其多次变化，而读者必须通过时时对读注释与正文，才能了解手稿文本的面貌。故此，窃以为，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发明新的手稿文本复原形式、技术。
如上所述，《家》《随想录》《寒夜》《憩园》《第四病室》五部手稿皆已影印出版，其成就如何评价都不过分，但其间是否也存在一定的不足？而恰足以说明新世纪以来现代文学手稿影印出版的问题？实际上，已有学者指出，《寒夜：手稿珍藏本》的正文是对《寒夜》手稿本的影印，编辑时也参校了这部小说的初版本（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7年版），但其所附录的《后记》并非初版本《后记》，而是在初版本《后记》基础上进行修改、压缩的一个新的文本。[19]换言之，《寒夜：手稿珍藏本》虽然就其主体而言，乃《寒夜》手稿的完整影印，但该书同时也是一个新的、独立的文本，是对《寒夜》手稿和《寒夜》初版排印本的一个综合，如果不能注意到这一事实，读者、研究者或将产生误判。[20]最新出版的《第四病室》手稿影印本，仍取彩色影印形式，印刷、装帧颇为考究，但仍非原大原样影印，原稿单页尺寸为31.5×22cm，[21]影印本单页尺寸为24.9×18cm，因此，在每一页底端的最后一字、最后一个标点符号或此处其他修改、涂抹的痕迹，在很多时候可能是残缺的（如影印本第355页第9行“了”字下部被涂抹的内容）；而在每页首部和中部被涂抹、修改过却又难以辨识的文字、符号（如影印本第354页第6、7、8行被涂抹、修改过的内容）等，我们虽然不清楚是保存多年的原稿已如此模糊，还是影印时压缩图片质量、缩小版面或是其他技术力量限制所致，但在客观上给我们的手稿研究带来了不少困难。不过，需要强调的是，由原稿本身造成的局限并非没有可能，因为作家第一次书写和后面修改的字迹，绝大多数一样都是黑色墨迹，难以清晰区别，影印出版时如何修改、调整手稿图像的颜色（逐字逐句的修改，虽然在技术上是可能的，但在事实上难以办到），以示二者区别，确有难度，事实上也只有极少数出自红色墨迹者，在影印本中未有问题。
再以郁达夫手稿研究为例，新近发现并影印出版的郁达夫唯一完整的中篇小说手稿《她是一个弱女子》问世后，引起了学界一定关注。[22]该书影印质量较高，且于一书之中，除影印手稿本外，还有一排印本，以为对照，形式颇见“创新”，但正如拙文所论，两相对照之下，一个再明显不过的问题浮现在我们面前，“即这一排印本是据何者排印而来？据出版方见告，乃是由陈子善、王自立二先生所编《郁达夫文集》（广州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1982～1984年版）中载之《弱女子》排印。当然，我们知道，理想的做法之一是依据其初版本（上海湖风书局1932年版）校录，但这个初版本竟遍寻不见，据此整理也就无从谈起；做法之二是依据这一手稿本进行整理，而暂不顾其他的版本、文本之出入，不作校勘。虽然此书未能如此行事，而是在《郁达夫文集》所提供的排印本的基础上，结合手稿，做了部分的校订，加了必要的说明”。但严格说来，这一据手稿整理排印的文本，这一试图综合手稿、初版本和其他诸版本而形成一较完善之版本的新刊本，在事实上却成为了一个大杂烩式的文本：其时而据《郁达夫文集》中载《弱女子》之文字录，时而据手稿径改，时而加注以说明版本异同，时而又弃之不顾。显然，这既不符合目前业已初步确立的若干现代文学文献整理规范，更不是传统文献学、西方文献学所能理解的做法，因此也无法被有效地运用于郁达夫手稿研究在内的相关研究。
要之，透过上述扼要讨论，笔者希望已经分析、论证了这一观点，即手稿复制技术（如影印出版[23]、照相、建置数据库）和手稿文本复原技术（如排印整理的体例、形式、符号等）作为手稿研究关键性的技术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手稿研究的深化，目前存在的问题较多，需要不断改进、革新。另一方面，我们也还需要吸收、扩充其他领域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为手稿研究开拓新的可能，而不是只停留在观察其在写作中具体如何修改、创作风格如何变化等极其有限的方面，只建构许许多多发生学意义上的研究。就此而言，冯铁对周作人译、鲁迅校《神盖记》译稿的文学史、翻译史、思想史研究，[24]陈平原利用胡适《尝试集》删改底本及胡适、鲁迅二人间的相关书札、藉以探讨“经典是怎样形成的”系列论文，[25]颇值得重视。[26]
三、数字时代重新定义手稿
中国拥有漫长的手稿研究传统。今天，其研究对象亦已从古代的知识精英、普通民众的手稿，扩展至近现代作家学者的手稿，但就其研究方法、取向而言，如上所述，似仍较多停留在传统的版本学、校勘学和欧美现代手稿研究的范畴之中。近年张涌泉、伏俊琏等学者基于敦煌写本的研究，提出了建立 “写本文献学”“写本学”的理论主张，[27]也许是这一领域最重要的进展。但无论是这些研究古代写本、抄本的学者，还是研究近现代手稿的专家，至今似都仍未充分考虑到如何面对数字时代的挑战。
与此相较，欧美学术界的手稿研究似乎更趋科学、现代。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其手稿研究大致可分为古代手稿研究、中世纪和早期现代手稿研究（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Manuscript Studies）、现代手稿研究三个方面。其中，关于古代手稿的研究，又被称为 “古文书学”（主要研究法律和行政类手稿，强调其格式、形制）、“古文字学”（核心内容是对字迹的考察、鉴定，也涉及手稿介质、流传、来源、文本转写、版本、作者）和“抄本学”（侧重研究其“物质性”、书写材料和工具、手稿收藏等问题）。当然，所有这些手稿研究，都离不开一个共通的前提，即如何正确地识读、释读和整理手稿。但是，就其总体而言，这些不同的手稿研究传统，与研究印刷图书的“书志学”（Bibliographical）恰形成一定的对立关系，承担着不同的研究任务、目标。
其在研究方法、取向上的探索尤为多元。2008年，著名的欧洲早期现代手稿研究专家诺埃尔·Ｊ．金纳蒙（Noel J. Kinnamon）在总结文艺复兴时期手稿的最新研究进展时，就提出了十多个业已展开的重要面向。除上述“古文书学”“古文字学”的发展外，还包括编制目录索引、总体研究、手稿学、稿本、誊写、创作修改过程、确定作者、手稿由来、手稿文化、手稿传播、手稿对于重新解读文本的重要性、以及手稿和印刷的关系等。其特别强调了大量的数字化手稿资源，在推进近年来的手稿研究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性，作者认为：“除了更多的电子资源外，过去十年来学术界最显著的趋势包括：继续研究手稿文化中的写作和传播手段、方法和各种背景；更多地理解手稿和印刷品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提高认识女性在手稿制作和流通中的重要性；以及关于戏剧手稿的激烈论辩。”[28]而在中世纪古文书学权威、德国学者伯恩哈德·比朔夫（Bernhard Bischoff）看来，手稿研究的内容，至少应该包括关于书写材料（如纸、羊皮纸、蜡板等）、书写工具（如羽毛笔、墨、尖笔等）、文件外在特征（如版面设计、彩饰、装订等）和书写机制等方面的研究，但正如金纳蒙已经发现而为比朔夫所疏于揭示的一点是，所有这些研究，随着数字化的手稿资源的出现，迎来了新的发展和变化。
不过，在数字时代，除了数字化的手稿资源（亦即存有纸质手稿“母本”），还有更多原生的（digital-born），径以数字形态产生、发展、流通、典藏的手稿文献（无以名之，姑称之曰“数字手稿”），既构成了新的书写文化，也成为了当代文化生产进程中的重要文献类型。环顾周遭，电脑、手机和其他手持智能终端屏幕早已成为我们新的书写材料，键盘、数字手写笔（digital scribe）、声音（目前的技术既可支持声音输入，如iPad就有语音备忘录功能，也可支持声音直接转换成为文字，说话即写字；同时还有许多软件、硬件设备可以帮助我们实现说话同时即转录为文字这一功能）也已逐渐代替毛笔、铅笔、钢笔、圆珠笔、打字机等，成为新的书写工具，而这些书写实践的结果，在一些当代西方学者看来，也同样可以被视作手稿。对于这些当代的、大量的、新形态的手稿，我们应该进行怎样的研究？或者，让我们缩小一下讨论范围，对于经由电脑、机器写作产生的手稿，我们应该采取何种方式进行研究？这使笔者想到艾柯在讨论自己的写作经历时所发表的一些看法：
事实上，计算机的妙处在于它鼓励（我们）自然流露，你匆匆忙忙把任何浮上心头的东西一股脑输入进去，而且知道反正日后可以轻易修改。
计算机的使用实际上关系到修改的问题，因此也就是异文的问题。
《玫瑰的名字》最后几个定稿版本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所以我得修改、重新打字，有时候甚至还要剪剪贴贴，折腾半天才能交给打字员。拿回来后，我必须再度修改，接着又是剪剪贴贴。使用打字机你只能将文本修改到某一程度。在自己重新打字、剪剪贴贴然后再送去请人重新打字的过程中，你很容易感到厌倦。……
使用计算机以后（《傅科摆》用Wordstar 2000来写，《昨日之岛》用Word 5，而《波多里诺》用的则是Winword），情况大大改观。你会禁不起一再修改文本的诱惑。你会先写一写，打印出来，然后再读一遍。接着你会东改西改，然后根据挑出的错误，或是想增删的地方，用计算机再顺一次。我通常会保留不同阶段的草稿。但是大家可不要以为一个对文本异文现象感到好奇的人、可以借此重建其写作过程。事实上，你在计算机上写作，打印出来，用手（和笔）改动内容，然后又到计算机上修正文本，可是当你如此做的时候，你是在选择其他的异文，换句话说，你并不是亦步亦趋地，根据你之前亲手改订的版本，一字不差地重新输入一遍。研究异文的批评家，将会在你用墨水修改过的最后版本和打印机打印出来的新版本之间，找到异文现象。总而言之，计算机的存在意味着异文的根本逻辑已经改变了。它们不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也不是你的最后选择。既然你知道自己的选择可以随时更改，你就会不断更改，而且经常会回到最初的选择。
我真的相信电子书写方式将会影响深远地改变异文的批评，同时心中对孔蒂尼精神[29]怀着应有的尊敬。以前我一度研究曼佐尼《圣歌》的异文。在那个时代，更动一字一词是无比重要的事。如今情况完全相反：明天你可以拣选昨天丢弃不用的字，让它起死回生。还能算数的，顶多只是最初的手写草稿，以及最后打印的定稿中间的不同。其他阶段，来来去去的一些东西，（可能已经不太重要），而且决定它们的是你血液中钾离子的浓度。[30]
不同于打字机书写带给尼采的震惊体验，或是海德格尔对打字机书写的激烈否定（有学者认为其将文字贬低为一种交流工具[31]），对于艾柯而言，电脑键盘写作已成常态，但将其写作结果亦即本文所谓的“数字手稿”加以研究，似乎是不可能的，特别是以异文批评为重心的版本学的研究尤其困难——这是电脑写作的任意性、自然性、随时可修改的特点所决定的。也正如许多观察家所指出的那样，电脑改变了我们的书写和阅读，甚至思维习惯、认知图式。在电脑写作中，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可以保留一个文件的任一版本，并利用工具进行对照、比较，但这同时也意味着任一版本（作为一个完整的“版本”的意义上的版本）的文本性是可疑的、不稳定的，提醒我们传统的研究方法、工具在面对“数字手稿”时可能的限度。但另外一些学者的观点与此相反，恰恰认为“数字手稿”同样可以被研究，也需要被研究，而且，至少我们可以在手稿和电脑、机器写作的稿件之间，进行比较批评。更重要的是，经由数字技术、方法的创新发展，其可帮助我们复原哪怕是经由特定的电子文档处理程序（常见的如微软公司开发的Microsoft Word）创建、编辑的不同版本，甚至进行机器自动比对，但在此时，考验我们的问题也许变成了另外一些，那就是，所有的“数字手稿”都值得研究吗？什么样的“数字手稿”才有必要被研究？适用于“数字手稿”的研究方法又会是怎样的？研究“数字手稿”的“问题意识”为何？……
这些问题的确不容易解决，既需要开拓我们的想象力，也有赖于数字技术、方法的发展及其在人文学术领域中的深度应用。这也正如我们“难以想象维特根斯坦和他的哲学与计算机本身有任何关系，更不用说与人工智能有什么关系了”，但是，“维特根斯坦对图灵的深刻怀疑和公开分歧”却“未能阻止领先的人工智能先驱和实践者声称他是他们自己阵营的一员”，尽管“人工智能研究人员迟迟没有涉足维特根斯坦。事实是，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与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今的计算机语义网络紧密相连，我们不能再对其在人工智能机器中的体现视而不见了”。因此，有研究者提出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对于人工智能从业者来说，与维特根斯坦接触意味着什么呢？”[32]同样，我们需要反复追问的是：数字时代，在重新定义了手稿的同时，究竟给手稿研究带来了什么？
四、数字时代手稿研究的六个面向
从传统手稿的研究，到对“数字手稿”的研究，再到数字时代手稿研究整体格局的变革中，我们也可以发现，至少已有下述六个方面的工作亟需学界考虑、推进。
一是大学、图书馆、博物馆等公私立研究机构、文化机构，须致力于建设手稿数据库。这个数据库不仅应该是图文对照的，图像的像素、分辨率也应该是高倍的，可以进行任意的放大、缩小、浏览、下载和复制，其文字更应该是经过校勘整理的，尤为重要的是，某个单一的数据库，应该和其他数据库可以关联，使作为数据的手稿同时成为一种“关联数据”，并对全世界的学者开放、一视同仁。例如由梵蒂冈图书馆Biblioteca Apostolica Vaticana（BAV）和斯坦福大学图书馆合作共建的 “Thematic Pathways on the Web”就将大量手稿进行了数字化，并且提供非常详细、实用的古文书学入门介绍。英国著名的学术出版商Adam Matthew Digital（AMD）旗下的“Literary Manuscripts，Leeds”就收录了1660-1830年共计194部手稿，约6600首诗歌及一些小说、杂集等，还收录了一些信件草稿、乐谱与剧本等，都是研究文学、社会学、政治学与历史学等的珍贵资料。而另一出版商GALE旗下的“British Literary Manuscripts Online”则收集了大量的英国文学手稿，第一部分包含从复辟时期一直到维多利亚女王时期数千页的诗歌、戏剧、散文、小说、日记、通信和其他手稿，既有知名作者的作品，也有不为人知的作者的作品。第二部分“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收集了从大约1120年到1660年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知名作者和不为人知作者的手稿包括信件、诗歌、短篇小说、戏剧、编年史、宗教作品和其他文献。但这些资源都需要购买访问权限，才能使用。法国国立文献学院（法国政府1846年12月31日的条例规定，只有在这个学院毕业的学生、获得“档案与古文字学家”称号的人，才有资格担任档案部门的档案管理职务）还设有在线古文书学习平台（ADELE）。但在现代文学文献领域，据笔者所知，只有一个小的、专题性的手稿数据库，即“张爱玲文献”数据库。最近刚刚出版的、新版《鲁迅手稿全集》全套78册，收录鲁迅手稿3.2万余页，较此前出版手稿增加逾14600页，分为《文稿编》《译稿编》《书信编》《日记编》《辑校古籍编》《辑校金石编》《杂编》等七编，实现了“收录内容更全面、编纂方式更科学、印制效果更精美、出版形式更新颖”的编辑出版工作目标，[33]但仍未建立数据库网站，颇不便于读者查找、利用。
二是开发相应的在线手稿研究工具。如德国海德堡大学手稿研究中心开发的在线手稿研究工具，可以帮助研究者在上载自己的手稿图像后，将其与后台已有的大量手稿资料进行快速比对，以确立手稿的写成时间、文本谱系、作者并定位其“物质性”、历史性、社会性，直至最终促进我们对手稿的“文本性”的理解。而在近些年关于中国近现代文学手稿的研究中，据拍卖行编印的拍卖图录、二手书交易网站发布的各种手稿照相（不少甚至出于保护商业利益、规避相关知识产权争议或保护当事人隐私的考虑，而加以水印和马赛克，兼以文献本身的污损、水渍和折痕等等，实难完全辨识），进行辑佚、校勘和研究，似乎已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做法。但对笔者而言，始终有这样的疑问：这些可敬的学者们，是如何仅凭这些图片、照片，就判定其属某位作家学者的作品、从而加以研判的呢？这一判断的标准、条件和过程，难道不需要进行细致、耐心的说明吗？与此相较，在古文献学的研究中，古籍版本的鉴定乃其中极重要、极核心的学问与技艺，近现代文献，尤其数字时代的现代、当代文献的真伪鉴定，可能更为困难，但无疑也是亟须的。目前，不仅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还远远不够，我们也需要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相应的共识，开发出相应的、适应数字环境的研究工具。又如在法国，有在线的古文书学词典，使用这一在线工具，可查询古文书学领域的概念、术语的定义及相应的图例。但据笔者所知，这些研究工具不仅在中国近现代文学文献研究领域还没有出现，在其他的“汉学” “中国研究”分支领域也未出现。2017-2019年间，笔者曾参与一项旷日持久的当代民间文献、地方文献整理及数字化研究计划，工作过程中因深感既有的二简字表不敷使用，颇有意于开发一在线的二简字、民间自创简化字字典，如其能顺利问世，应可为整理和研究当代文献，特别是民间文献、地方文献，提供相当便利。
三是考虑转换自己的研究方法、取向，扩充自己的研究对象、范围。从传统的文献学、古典学研究走出去，借助媒介研究、图像研究、“数字人文”等研究领域目前正在发展或已有相当发展的理论和方法，进而展开对“数字手稿”的研究。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曾将手稿定义为“冷媒介”，但“数字手稿”，无论是原生态的“数字手稿”，还是作为图像或图文混合体的数字化手稿，无疑都成为了“热媒介”，降低了对使用者的影响、要求。但吊诡的是，这些在私人的屏幕或是赛博空间中漫游的代码和字符串，不仅代表了手稿的最新形态，同时也能容忍并召唤出读者／使用者极高的参与度。那么，如何从理论上解释这一矛盾现象（也许就像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所说，麦克卢汉也有犯错的时候？）、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数字手稿”的性质？“数字手稿”研究的重心应该落在何处？“数字手稿”研究的边界何在？……总之，“数字手稿”的研究，从大的方面来讲，是属于“数字文献学”的一个分支，但对于手稿研究本身而言，可能是它未来最重要的发展方向。事实上，在法国的“古文书学”“古文字学”和“抄本学”研究、教学之中，目前已经开授多种“数字人文”课程，推动数字校勘、利用机器学习技术进行图像识别、采用国际图像互操作框架（IIIF）而建设抄本数据库、数字图书馆等方面的研究；而在现代手稿研究领域，发展出了文本生成学，也出现了一些针对“数字手稿”及其他数字文献的理论和个案研究。但这些工作，在整个近现代、当代文学文献领域，还没有出现。当然，笔者目前的研究，也尚未推进到“数字手稿”研究领域，希望以后可以再作深入思考。
以“数字人文”取向的手稿研究而言，现已有利用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方法、技术确定手稿作者的研究成果发表，可惜并未引起手稿研究者关注。假以时日，特别是在将现有的、可以确定作者身份的近现代手稿建成数据库、语料库的前提之下，这一方面的研究应能取得更大进展或亦可重塑手稿研究的发展格局、面貌，这是可以预期的。换言之，手稿研究者，同样需要密切关注“数字人文”领域的研究进展，并展开新的探索、尝试。
四是厘清、界定手稿研究的核心概念，为近现代文学手稿研究乃至数字时代的手稿研究建立理论和方法基础。例如，“手迹”“手稿”“稿本”“抄本”“写本”“写本文献”这一组概念之间的联系和差异为何？在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欧洲、北美和其他国家、地区的学术传统中，如何处理“手稿”这一概念，如何划分其类型，可以给予我们怎样的启示？不同种类、形式的手稿的电子化、数字化版本（如电子版、照片、原件或影印件的电子化版本等）的“物质性”该如何界定，“文本性”又该如何分析，其与不同的媒介、界面之间又构成了什么样的互文性，究竟如何影响我们的阅读、思考、写作？“手稿研究”和“手稿学”之间的差异真的有我们想象得那样大吗？……诸如此类的问题，仍然需要我们不断做出探究。
五是手稿引用、研究的规范仍须讨论、确立。在手稿研究及专论、专书写作中，我们如何引用一份手稿？是否需要引用手稿全文？如何让同行，甚至是对此感兴趣的学院之外的普通读者、文献史料爱好者循此可以找到这一手稿，进行复核？如何引用一份手稿的数字化版本（例如《数字人文季刊》第１５卷第３期即发表了罗曼·布莱尔（Roman Bleier）等人合撰的How to Cite this Digital Edition?一文，专门讨论这一重要问题）？如何呈现一份“数字手稿”的研究？一篇论文如果可以在线发表或被收入数据库，那么，它的附件／数字化的手稿版本／手稿图像／手稿元数据／数据集等等，可否同样能够以合适的方式呈现出来？阻碍我们呈现的因素主要有哪些？学者个人、手稿研究和收藏机构应该付出怎样的努力？刚刚起步的现代文学手稿研究，乃至近现代手稿研究，对此似尚未注意及之。
六是古代写本文献、稿抄本研究与近现代手稿研究之间的融通。以笔者有限的研究经验而言，从事古典文学、文献、历史研究者，也许可以不必关注近现代、当代文学、文献、历史研究的最新动向、进展，但从事近现代文献研究工作，一定得相当熟悉、了解古典文献传统。然而，笔者总感到，我们对这一传统了解得远远不够，基本上还处于一个学徒阶段，如在文学院、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教学中，长期以来较为缺乏文献学（包含古文献学、现代文学文献学等）的教育，至今亦然，这恐怕直接影响了我们（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的学术理念与研究实践（无论是理论、方法，还是实践、具体的个案研究），对此，我们还需要付出非常之多的努力。
注释：
[1] 王贺：《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70年：回顾与前瞻》，《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9期。
[2] 易鹏：《“花心动”：周梦蝶〈赋格〉手稿初探》，洪淑苓主编：《观照与低徊：周梦蝶手稿、创作、宗教与艺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学生书局2014年版，第271页。
[3] [10]陈平原：《手稿研究的视野、方法与策略》，香港《中国文学学报》2021年第11期。
[4] 孙正军：《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的史料批判研究》，《文史哲》2016年第1期。
[5]［日］安部聪一郎：《三国西晋史研究的新动向》，《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2011年第1卷。
[6]孙正军：《通往史料批判研究之途》，《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4期。
[7]参见王贺：《“常见书”与现代文学文献史料的开掘——以穆时英作品及研究资料为讨论对象》，《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3期；《“常见书”与现代作家、学者的“集外手稿”——以〈志摩日记〉为讨论对象》，《上海鲁迅研究》2019年第1辑；《“常见书”中的于赓虞诗歌研究资料》，《上海鲁迅研究》2019年第4辑。
[8]本文所论“史料批判”，乃据研读史学研究成果而来，最近亦有学者提出所谓的“现代文学史料批判”说，近乎“发见”，与笔者之理解相当不同，关于后者，请参金宏宇：《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批判的理论与方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8页。
[9]邓小南：《永远的挑战——略谈历史研究中的材料与议题》，《朗润学史丛稿》，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506页。
[11]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第二卷编者说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
[12]可以开掘的研究对象，也许还包括鲁迅手稿、胡适手稿、周作人手稿、郭沫若手稿、冰心手稿、萧红手稿等，但因为研究条件的限制，亦即我们无法查看这些手稿的原稿，只能根据经过修版、修图及其他技术处理之后编辑出版的手稿影印本（及一些含混不清或有意无意漏记其“物质性”特征的所谓“出版说明”），来从事所谓的手稿研究，但很显然，这样一来，我们的研究空间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当然也无法据此展开关于手稿研究的技术条件这一课题的探究。
[13]陈思和：《关于巴金〈春梦〉残稿的整理与读解》，《巴金晚年思想研究论稿》，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11页。
[14]陈子善：《巴金与鲁迅的散文集〈夜记〉》，《新文学史料》2021年第3期。
[15]据作者见告，关于《〈第四病室〉手稿珍藏本》的研究，也正在进行之中，应可期待。
[16]周立民：《〈家〉手稿释读——巴金手稿研究系列之一》，《现代中文学刊》2015年第3期。
[17] Wiffred L. Guerlin、John Willingham、Earle C. Labor、Lee Morgan编：《文学欣赏与批评》，徐进夫译，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5年版，第224页。
[18]巴金著、周立民整理：《春梦（残稿）》，《现代中文学刊》2010年第２期。
[19]陈思广：《如何辑与如何用——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接受史料与接受研究中的两个问题》，《青海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20]王贺：《郁达夫手稿〈她是一个弱女子〉是善本吗？》，发表于“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017年5月15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82388，2021年11月1日检索（下同）。
[21]周立民：《〈第四病室〉手稿珍藏本后记》，巴金：《〈第四病室〉手稿珍藏本》，华文出版社2019年版，第398页。
[22] 相关研究包括陈子善：《郁达夫〈她是一个弱女子〉手稿本》，《从鲁迅到张爱玲——文学史内外》，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35-46页；王贺：《郁达夫手稿〈她是一个弱女子〉是善本吗？》；李杭春：《读郁达夫手稿本〈她是一个弱女子〉》，《文汇报·文汇学人》2019年6月28日。
[23] 以影印出版为例，早期对其理解相对比较简单，代表性的说法如朱金顺：“影印本，就是依据手迹或原书影印出的书籍。若从印刷方式区别，有珂罗版、胶印和缩微照象三种。比较早的影印本，多用珂罗版印刷，又称玻璃版印刷，即用化学药品在玻璃版上照象制版，象《初期白话诗稿》、《忆》等，就都是珂罗版影印的。现在常见的影印本，多为胶版印刷了，这比珂罗版进了一步，是照象后制成胶版所印。如《嵇康集》、《鲁迅诗稿》等，就是胶版的影印本。近来，开展了广泛的复印工作，如一九八○至八一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上海书店复印的《鲁迅先生纪念集》，以及上海书店近两年复印的多种《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等等。这种原书的‘依原样复印’，则是用缩微照象制版的影印本。”（《新文学资料引论》，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85-86页）。但在事实上，近年来由于复制、出版技术的革新，影印出版条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然，问题依然很多，相关的经验和不足都需要被认真讨论，详参王贺：《手稿如何影印？现代文学手稿影印出版史的“再脉络化”》，待刊。
[24] ［瑞士］冯铁：《未被倾听的声音——论周作人译、鲁迅校〈神盖记〉手稿》，李树春译、王贺校，《现代中文学刊》2018年第1期；王贺：《记忆深处的冯铁教授》，原载“澎湃新闻”2017年11月18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868202，2021年12月15日检索。
[25] 陈平原：《鲁迅为胡适删诗信件的发现》，《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10期；《经典是怎样形成的：周氏兄弟等为胡适删诗考》（一、二），《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4、5期。
[26] 当然，诸如《神盖记》译稿、《尝试集》删改底本之类的重要材料，并不多见，对大多数手稿、稿本的研究，是否能够（或有必要）导向对较为重要、宏大的议题的讨论，仍需要我们不断摸索、思考。
[27] 张涌泉：《敦煌写本文献学》，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伏俊琏：《写本学对中国早期文献研究的意义》，《先秦文学与文化》2020年第9辑。
[28] Noel J. Kinnamon. “Recent Studies in Renaissance English Manuscripts（1996-2006）.”English Literary Re-naissance 38（2008）。此处征引的中文，乃由笔者所译。
[29] 此处作者用“孔蒂尼精神”指代了意大利的语文学、手稿研究传统。在该国学术传统中，吉安弗朗科·孔蒂尼（Gianfranco Contini）提出并实践了一种被其称作“草稿评论”的研究方法，亦即研究一部作品定稿之前的不同阶段，因其认为这些不同阶段都影响了作品的最终形式，参见徐贲：《人文的互联网：数码时代的读写与知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29-130页。
[30] Umberto Eco, On Literature. Trans by Martin McLaughlin, Orlando: Harcourt, 2004.pp.329-333.此处的中译文据翁德明译《埃科谈文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335-336页），稍有所乙正。
[31] ［美］迈克尔·海姆：《从界面到网络空间：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金吾伦、刘钢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4页。
[32] 刘禾：《机器中的维特根斯坦》，陈荣钢译，微信公众号“上师大数字人文”2021年7月26日。
[33]王岩：《〈鲁迅手稿全集〉首发新增手稿14600页》，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2162487762774378&wfr=spider&for=pc，2021年12月3日检索。
本研究受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支持，系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国内馆藏新文学名家创作手稿资料索引与联合编目”（18AZW018）阶段性成果。
（本文原载《鲁迅研究月刊》2022年第12期，发表时有删节，转载自“近代学术”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