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时代，文化的变与不变
主持人
刘大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观察者
樊迎春（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教师）
胡妍妍（《人民日报》文艺部编辑）
黄 平（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教授）
霍 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
金 理（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李红涛（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
李 静（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
刘 涛（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刘月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讲师）
罗雅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评论》编辑）
沈 闪（湖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文 珍（作家）
杨庆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张慧瑜（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
周志雄（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
背 景
在我们身处的信息时代，大数据、算法、机器学习等等这些新兴事物，已经渗透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信息时代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同时也形成了“信息茧房”“玻璃笼子”“回音壁”等偏面效应。尤其是在文化领域，类似效应的影响更为明显……本期“非常观察”栏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大先先生主持并邀请了相关人士，就信息时代文化传播与创作的变与不变，展开深度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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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先：如果从工具或者技术的角度来说，我们显然进入了所谓的“信息时代”。惯常对信息的理解是通过声音、文字、图像、符号、姿态、动作等处理和传播的对象，但除此之外，我们往往会以换喻的方式用“信息”来指称各种事物，比如遗传基因、数字化编码……“信息”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思维方式。请谈谈您对信息时代的理解。
杨庆祥：信息早已有之，动物、原始人都有其信息交换的方式，在一种更泛化的观念中，天地万物都发出其“信息”。所以信息与信息时代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我看来，信息时代是指通过技术的手段对信息进行的一种集中、加强并使得其自身变成一种带有“主体意志”的系统。这一系统会偏离“信息”在起源阶段的目的——为了表达和交流——而是在其自身增殖的过程中变成一种“元话语”和“元资本”。在这个意义上，信息时代与海德格尔所批判的“技术时代”是现代性的一体两面，两者相互强化，构成现代性理性逻辑和资本逻辑最深层的动力结构。
黄 平：在我开始介绍自己粗糙的思考之前，我想有必要厘清一个我论说的前提：我并不认为“科学”就等同于“客观”的，并不认为“科学”可以凭借“客观性”的面目成为评判万物的真理尺度，尤其是生物科学或信息技术。人文学科目前在我看来近乎荒唐的一个方向，是追求人文学科的“科学性”，让我直接说明这一点，也即追求以理科的方式研究文科。而有意思的是，在这种“跨学科”的热浪中，相关研究者基本不讨论“科学”话语的历史性乃至于文化政治属性，似乎这个问题像空气一样透明。我的态度是，以科学的方式研究科学研究对象之外的对象，这本身就是反科学的，遗憾的是在科层化、专业化、学科化、项目化的学术建制下，这在我看来本应是最大的争议，基本上没有争议。作为一名文学研究者，或者广义上说，人文研究者，我非常担忧的是，就像史蒂芬·赫姆里希在文章中提到的，“自然”与“文化”界限的模糊。在该文中作者颇为犀利地指出，进化论话语带着彼时工业资本主义的味道：生物必须是优秀的工人，必须有效地生产和繁殖。我们不一定认同这类研究，但是不能完全不知道有这类观点。假如我们失去了基本的批判性，我们就无力回应信息时代对于人性最恶劣的一个挑战：衡量一个人价值的标准，是他是否“适应”系统；假如不适应，在信息技术看来就是系统的“噪音”。如果大家觉得这个看法和进化论很相似，这不是巧合，信息技术的思考方式受达尔文的影响非常大，大家可以读读控制论之父维纳对于达尔文的推崇。如果人生的价值只在于“适应”，如果人仅仅是一种“刺激-反应”的对象物，那么人之为人的意义在哪里？
刘 涛：数字时代的“信息”属性及其存在方式发生了变化。如果说传统意义上的“信息”更多地跟内容联系在一起，即信息的意义在于提供了某种内容，由此消除了人们理解事物的不确定状态，那么，信息时代的“信息”则被武装上了一个算法大脑，其目的就是在大数据、算法所铺设的媒介配置系统中成为传播场域中的一个“活物”，拥有生生不息的传播生命以及永不停息的流动能力。因此，信息不仅具有“内容”的属性，即信息承载了什么，还携带了诸多标签属性，如信息指涉的用户画像属性、分发场景属性、传播位置属性、趣缘圈层属性等，这些属性被整合进一张巨大的算法之网中，由此决定了信息与用户的匹配方式和连接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讲，想要理解信息时代的文化，首先需要对信息本身的内涵与存在方式加以考察，即信息所携带的标签属性限定了信息的发生语境和传播方式，由此形成了经由信息所中介的社交网络。同样，在由算法所主导的智能传播体系中，信息承载的内容与信息携带的其他属性，同等程度地作用于今天的文化生产实践。正因为数字时代信息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其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文本形态研究范畴，所以需要从媒介的视角出发，探讨信息与人的“相遇”方式以及信息流动所中介的文化景观和交往体系，如此才能真正把握信息社会的运作机制，发现信息“形式”与社会“形态”之间的对话结构。简言之，理解信息时代的方法，是重新认识信息的本体论内涵，即超越信息的内容认识维度，综合考察智能媒体的新物质体系，打开信息的关系之维，在信息的物质系统和存在方式中重新发现社会。
张慧瑜：一般来说，信息时代指的是数字时代，是以数字化为基础的信息时代，也就是在互联网、数字（数码）技术的支撑之下，信息传输和传播的方式是以数字为介质，文字印刷、声音（听觉）、图像（视觉）、影像（视听）等彼此异质化的媒介也都转换为同质化的数字媒介，这是信息时代比较狭义的定义。从信息论的角度，数字技术只是信息处理和传递的一种形态。20世纪40年代，以美国数学家香农为代表用概率论和数理统计来研究信息从发送、传播到接受的过程，涉及到通信系统、密码学、传播介质等问题，这套信息理论对互联网、人工智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信息论的提示之下，从传统时代的竹简木牍、飞鸽传书、烽火连营到现代时代的电报、电话、广播等都是传递信息的不同媒介。不同时代、不同生产基础都涉及到信息交流和传输的问题，只是不同时代信息传递的效率和广度还是有非常大的差别。数字时代极大提升了信息传递的效率和覆盖面，使得信息本身变成了思考时代问题的关键词，尤其是在文化艺术领域，数字化已经成为最基础的媒介形态，不管是网络文学、网络游戏，还是数字电影、网络综艺等等，都离不开数字化。
李红涛：信息常常被放入“信息时代”或者“信息社会”当中，或者被当作由各种符号、各类载体传输或者处理的“对象”，从香农最早的经典构想开始，其核心就是如何将信号无损耗地传递。至于信息本身，似乎无需加以深究。关于信息时代或者信息社会的论述汗牛充栋，从个人阅读和生活体验的角度，想说三点理解：第一，从构词的角度来说，信息（information）始终包含“告知”（“inform”）的元素，牵涉到身体和环境、自我和他者、我们与自然和社会世界之间的关联；第二，信息唾手可得，让我们将一切都视为理所当然，因而常常忽视信息背后的基础设施，其历史、结构与变迁——想想个人存储设备在过去20年间的巨大变化，理应被带入对信息时代的理解之中；第三，信息时代中的各类主体，从每一个普通人，一个个或大或小的APP，大型公司，再到国家，都有其围绕信息、信息经济、信息社会的想象，这种想象既指向眼下的行动及互动，也指向未来；但信息社会的观念或者说“思维方式”似乎并不是上述各类理解与想象的简单加总。譬如说，在某些APP中介的人际沟通中，信息可以克服空间的阻碍，即刻到达接收端，而某些APP自动给出“已读”这一无反馈的“机械反馈”，这是否催生了人们对“即刻回复”的期待？与商品拜物教相呼应，信息成为商品之后，我们是不是也自然而然地落入信息拜物教？由此外推，工作和生活边界的消失，乃至罗萨所说的以“加速”为主轴的现代社会时间结构的改变，是不是也需要被纳入对信息时代反思的范畴？
刘月悦：所谓信息时代，我理解就是人“无往而不在信息之中”。信息时代的英文是 “Age of information”, 而information的动词形式是“inform”，意为通知、通告，是一个非常具有主动意味的词。信息时代，人让渡了主动权，我们身边的一切，包括我们自身，都被“信息化”了，我们都生活在《黑客帝国》的“矩阵”当中，悲观点说，我们只是被各种形式的信息“通知”的客体。如果说信息时代，我们还保留有什么权利的话，那应该就是创造文化的权利吧。
罗雅琳：您提出的“信息”一词的两种使用方式对我非常有启发。我突然意识到，“信息时代”的定义并不只是和电子技术相关。使某些东西成为“信息”的关键，并不在于载体，而在于它很重要，重要到需要传递给别人。“信息”的本体和喻体都满足这个定义。当然，这个“重要性”可以由信息的发出者和接收者中的任何一方来定义。有的信息，发出者觉得重要，而接收者不这么认为，所以被叫做“垃圾信息”；有的信息，发出者觉得不重要，接收者却察觉到了重要性，比如地下工作者从他人的闲聊中捕捉到的“情报信息”。那么，在这个意义上，信息时代也就不只是一个与计算机和网络相关的时代，更是一个流动着很多重要的或“自认为”重要的内容的时代。哪怕是在某些人看来很无聊的恶俗视频，但如果它的制作者不觉得对于自我曝光或娱乐他人具有重要性的话，又怎么会做这种费时费力的工作呢？而信息时代带给人们的最大困惑，便在于如何从众多伪装得很重要的内容中分辨出真正重要的部分，也即把“信息”的定义权掌握在自己而非他人乃至于“大数据”的手中。
周志雄：信息时代人们可以快捷通过互联网获取过往时代所不能轻易获得的信息，当信息被人们全面获取的时候，对事物的认知就会随之而发生变化，由此也会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在马歇尔·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一书中，作者认为，因为信息获取方式的不同，人类从远古至今经历了一个部落化—非部落化—重新部落化的过程。在游徙不定的洪荒时代，人类感知世界的方式是整体的、直观的把握，人的技艺是全面的、多样发展的；由于社会分工和文字的发明，人类学会了分析，也使自己成为被分裂切割的残缺不全的非部落人，机械印刷术和工业化则把人推向非部落化的极端；电子时代到来，因为信息获得的丰富、全面，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不再只偏重感觉、文字和线性结构，人不再是被切割、残缺不全的人，而是在更高层次上的重新部落化。麦克卢汉的说法颇有启发性，如你所言，遗传基因、数字化编码这些新技术也是一种信息，这些信息让人们对生命、对生活有了新的理解，因为对更丰富信息的便捷获取，选择具有多样性，人们会更遵从内心的需求，注重个性发展，更有可能成为健全发展的人。
沈 闪：信息时代以“信息”为核心，注重信息的获取、加工、传递和分配，与计算机技术、数字技术等先进技术相伴随而诞生，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全新阶段。信息时代最鲜明的一个特征，即社会上信息总量的爆炸式增长。信息在社会中的功能和影响越来越大，扮演的角色也愈来愈重要。而且，社会竞争力的大小也表现为信息积累的多少、获取辨别信息能力的强弱以及开发利用信息程度的高低。信息化时代的强势到来，给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了诸多革命性的变化。其中，不仅包括衣食住行玩乐购等具体生活方式的改变，更改变了人们传统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信息时代瞬息万变，对每一个人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在此过程中，我们既要提高自身获取、运用、转化知识和信息的能力；又要适应时代变化，善于创新敢于超越，最大程度地掌握信息时代的主动权和话语权。进而，化弊为利，打开全新的格局。
文 珍：我觉得似乎也可以直接称我们所处的这个“信息时代”为信息过剩时代：世界早就已经充斥着太多不必要的信息了，而每天依旧在不断生产着各种各样新的垃圾。人脑又不是电脑，根本存储和处理不过来那么多数据和图片。但只要一个人活着，就会发现每天都有大量和你无关的信息以各种方式汹涌而来，从微博、微信、订阅的各种新闻APP，甚至就是朋友圈或者微信群。因为基本也没有别的搜索引擎可用，所以我还是经常使用百度的，然后最近我发现你打开百度的时候，旁边也会出现一个今日热搜……大数据几乎是无孔不入，而你在浏览大数据提供给你的选择的时候，自己已经进入了大数据的算法之中。科技看似进步了，却并没有给人配置相应的信息过滤机制，这些无用的，有时候甚至有害的信息，每日都在冲击、改变，甚至永久性侵蚀你私人生活的边界和核心。我以前对这种所谓的信息过剩造成的危害其实比较麻木，实在很烦了，最多就关掉朋友圈，戒断社交平台，微博和豆瓣这些年基本都不太用了，我也不用知乎，没有小红书、抖音和快手。最多就是订阅一些公众号，就像一个号称自己不用手机的名人——但具体是谁我已经忘了——说的，不管你看上去多像一个断网的人，真正关键性的信息都不会漏掉的，只要这个信息足够爆炸，总会有途径曲折地抵达你，天下就没有不透风的墙，当你发现你不知道某个新闻基本就没办法和人聊天的时候，自己也会设法去寻找一个答案。
胡妍妍：据统计，全球有97%左右的人口生活在有移动蜂窝信号覆盖的地方，截至2021年底，全球上网人口达到49亿，大约占全球人口的63%。我理解的信息时代，信息通信成为社会运转的基础性设施，甚至是社会最重要的“神经系统”；信息成为重要的生产力要素，搅动起规模前所未有的信息产业和信息经济。这其实是“信息时代”让我困惑的地方。通信技术的发达，将我们轻松织进互联网中，就好像个人往前走一小步，就身处整个世界的数字化浪潮。我们崇拜技术，迷信信息，非得使用搜索之后的信息来进行交谈，每每说起“信息茧房”来也深恶痛绝，可是却无法把这些从身上剥去，就好像已经成为被编码的一部分。
樊迎春：我想“信息”之所以能命名一个“时代”，主要原因可能还在于技术的进步带给当代人客观生活的变化，这种变化逐渐形塑了我们的情感结构与思维逻辑，我们甚至“异化”为遵循信息技术规律与逻辑通路进行工作和生活的“后人类”。所谓“信息时代”可能就是人类主动推进信息技术发展并逐渐被信息技术改变和控制的时代。然而，我认为信息时代并不是某种丧钟式的存在，而恰恰是人类漫长进化和发展历史上的必经之路，或者说，人类正是在一次次自我创造的看似危险和恐怖的游戏中挣扎且幸存，以此彰显着自我修正与持续发展的价值。
李 静：这是个相当宏大的问题，信息不只是待处理的对象，而成为一种思维方式，产生了方方面面的深刻影响，这对生活在全球最大“数字社会”中的我们已不再是什么抽象的道理（截至2022年2月，中国网民已逾10亿），因而可以从各个角度来观察。在此，我想提出一个视角，即作为生产要素与治理技术的“信息”。这里所说的信息，也经常被等同于数据。数据已成为继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之后的第五大生产要素，这是划时代的变革。最大限度地掌握数据，最科学地分析数据，从而最准确地预测趋势，已然成为经营发展的新常态，信息时代的淘金者必须要面对“数字资本主义”迭代出的生产规律，在流量池中继续“内卷”。人的“生产”，也难以置身事外，无处不在的大数据与算法推送，渗入生活的每个角落。更不必说上面提及的“基因编辑”，从生物技术的角度改写对“新人”的想象，直接突围人种的极限。而信息同样也成为社会治理的新手段，数字化与信息编码可以精准控制社会流动，追踪每个个体的动态。疫情蔓延以来的日常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太多例证，许多曾专属于科幻的想象正在加速变成现实的“基础设施”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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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先：大数据、算法和机器学习这些新兴事物已经日益渗透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它们的便捷显而易见，但问题的另一面是，也很容易形成“玻璃笼子”“信息茧房”“回音壁”等效应。作为生活在其中的个体应该如何破局，或者说无需考虑这些问题？您怎么看？
张慧瑜：我同意这种“信息茧房”的判断，数字世界的体验一方面带来更加便利的信息交流和分享；另一方面又如同走进数字洞穴一样，遭遇更深刻的绑架和“囚禁”状态。就像网络游戏一样，游戏玩家可以选择无数种扮演的“角色”、遭遇无数种结局，但也体验到所有这些选择都是被代码先设定好的，如同上帝的目光一样，主体是囚禁在柏拉图洞穴里的“奴隶”，《楚门的世界》（1998）、《骇客帝国》（1999）、《饥饿游戏》（2012）、《头号玩家》（2018）、《鱿鱼游戏》（2021）等电影都不断讲述这种被“囚禁”的主体状态。信息爆炸时代为什么会产生信息茧房现象，这与信息分配过程中算法所设定的传播逻辑有关。为了迎合用户的趣味，大数据会给每位受众进行“用户画像”，对其进行“精准”投放，使其更沉浸于其间，获得一种“主体感”的幻觉。如何减弱这种信息茧房效应，恐怕需要信息平台与用户更有意识地解决这个问题，一是，平台算法的底层逻辑不能只是为了增强用户的使用粘性，而应该考虑到平台自身的社会性和公共性，即便是民营资本运营平台，也不能只追求商业利益，尤其是“信息”商品带有精神、文化消费的属性；二是，使用者自身要对数字平台的算法偏向有所警惕，尽量从多个渠道获取信息，进行相对理性的判断；三是，平台企业虽然在产权、所有权、经营权上属于资方、经营者等，但因其平台本身的社会属性和公共属性，需要引入用户/受众参与平台算法的制定和讨论。
胡妍妍：已经有研究者指出，“玻璃笼子”“信息茧房”“回音壁”的许多问题，不是信息时代才有，在“前算法时代”就已经存在。比如人们常说的“证实偏见”，就是指吸收新信息以确认自己对世界的看法，这种心理可能长久存在。问题是，算法时代这一切更隐蔽，也更自动化。特别是当技术和商业结合，有了逐利倾向之后，我们更是在暗中被迫付出“便捷”所预支的代价。对于个体来说，媒介素养就显得尤为重要。不仅仅要会搜索信息、获得信息，也要会判断信息、利用信息；不仅仅是及时性地、碎片化地获取知识，也要有意识健全自己的知识体系，并对自己的知识偏好有自觉意识。同时，媒介以外的生活也尤为重要。还是应该调动自己的感官、意识、情感，去结结实实地工作、生活，不断了解社会、接通地脉，避免沦为仅仅几个标签就可以锁定的“用户画像”。
李红涛：我们惯于运用各类工具，但如今我们不只是运用平台或者数字媒介，而是就活在平台之中。算法如此深入地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乃至生命当中，使得这个问题的尽头似乎不应该单单指向“生活在其中的个体”，因为这恐怕是个体无法承受之重。个体当然可以耳聪目明，或者在技术层面具备更好的数字媒介素养，针对具体信息查证其来源，对多元的消息来源保持开放，或者努力在任何时候保持与亲疏远近的人们之间的对话。但在个体之外，小到APP的隐私条款，大到我们被任意采集、利用的“数字足迹”，小到新闻或短视频网站的个性化推荐，大到面部识别技术的应用场景和条件或者近年来讨论热烈的“被遗忘权”，这些问题恐怕都需要被摆在台面上，从政治、法律、伦理和文化的视角详加审视。我们既需要一些推力，也需要一些阻力。
罗雅琳：互联网在中国诞生之初承载着一种关于自由的想象，因为它和速度、技术、外部、脱域化生存等相联系。所以，当从这种自由想象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发现网络背后的数据操控之时，很容易引发对于“信息茧房”之束缚性的批判。但有意思的对比是，我父亲会觉得“大数据”是很好的，因为它便捷、贴心。我觉得大可不必妖魔化大数据和算法，只要不对计算机技术投射某种自由想象，只是把它当成工具，并且意识到其限度。在这些技术出现之前，人们同样会“身边即世界”，同样会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同样容易产生不自觉的倾向性。一个理智的现代人应该尝试克服这些人性的弱点，而不是把责任甩给无形的“大数据”。
李 静：“玻璃笼子”“信息茧房”“回音壁”等效应，这些年成为媒介热词，确实也描述出我们日常生活的特点。大家几乎都有这样的经验，在自己的朋友圈似乎是天大的事情，出了圈外之后几乎毫无动静。对此是需要具备自觉的，只不过我们需要区分问题的不同层次：一是从趣缘共同体等新集体形式的角度来看，随着原有的制度化的集体形式走向裂解，在高度流动的社会形态中，一个个小共同体的出现具有必然性，这固然有“圈地自萌”的属性，但同时也会为身处其中的个体带来归属感与高情绪价值，仅靠批判是无法取消其存在基础的。针对这样的“用户画像”，大数据、算法和机器学习会促成信息的高度同质化，但首先需要区分信息本身的性质再加以评判。二是从信息的生产与传播来看，一个个信息孤岛之间如果无法连接，当然并非健康与理想的状态。尤其近年来大家普遍体会到“公共空间与说理的消失”，体会到“事件反转”带来了公信力崩塌，体会到立场式站队带来的舆论极化。并且，习惯使用“后真相时代”的说法，来作为当前信息环境的别称。作为个体提升媒介使用能力与媒介素养是必要的，但重建具备公信力的信息与相对理性健康的舆论环境才是最根本的破局之道。
黄 平：我觉得个人无法破局，目前的趋势就是我所谓的“孤岛化”，每个人越来越成为孤岛，各类观念在各自的茧房中越来越趋于极端。一个应对是公共讨论，但是在极化的结构中非常之艰难。
刘 涛：对于这一问题，我是比较悲观的。因为当大数据、算法已经全面接管了信息的传播体系时，个体实际上很难将自己从这个信息系统中抽离出来，我们已经没有了“远观”的现实基础，所谓的批判性反思往往是有限的。正如鱼儿在水中游泳时，它是难以识别并发现水的意义，而只有当鱼儿腾空而起，学习飞翔时，或许才会意识到水的存在及其意义。今天，我们就生存在一个由大数据、算法主导的信息海洋中，有些信息之所以能够抵达我们，或许并不是有目的地寻找和选择的结果，而是我们被强行带入到信息面前。试想一下，热搜的工作原理不就是因为群体关注决定了个体关注吗？实际上，今天的大数据不仅是一种信息选择和推送方式，还是一种信息生成方式，后人类的主体性问题已经不再遥远，赛博格写作已然成为现实，个体作为信息社会中的一个节点被一种系统性的逻辑组织起来。那么，如何破局？从个体意义上寻找突破口，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或许会让人陷入更大的绝望和痛苦，唯一可行的方法是从社会管理维度切入，也就是说，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信息秩序，需要什么样的交往体系，从而在数据伦理上进行有针对性的规划，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总体语境中思考“玻璃笼子”问题。
刘月悦：信息时代的最可怕之处在于，互联网成为了“元媒介”“唯一的真神”，我们衣食住行的一切都依赖互联网所提供的“信息”，吃饭要用美食点评网站，出门要用电子地图查询路线，甚至我们关于其他媒介的一切“信息”也来源于互联网——选一本书、选一部电影，都要去看网上的评价和排名。大数据知道我们一切的来处与归途，所有的喜爱与厌恶，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信息组装成最合口味的糖衣炮弹来“腐化”我们。曾经看到过一个说法——如果大数据愿意，它甚至可以一点一点地，诱导你从一个“日心说”的捍卫者变成一个“地心说”的死忠粉——是的，很不幸，这一条也是大数据推送给我的。如果说我们都生活在《黑客帝国》的“矩阵”当中，那么显然，大数据、算法、机器学习之类的让“矩阵”进一步升级了，探寻真相之路更加艰难。作为生活在其中的个体，或许破局很难，但至少应该保持警惕，认真聆听那些刺耳的声音并思考他们背后的合理性。我们或许无法打破“信息茧房”，但至少要知道，茧房远不是整个世界。
沈 闪：现代科技是把双刃剑，在给我们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必定带来诸多隐患。著名科技作家尼古拉斯·卡尔先后在《玻璃笼子》《浅薄》等书中，通过多种案例从多个角度辨析现代技术对人类的驯化，指出现代科技使人处理、解决问题的能力退化。可正如前文所说，信息科技时代已经是既定存在的客观现实，作为生存于当今时代的独立个体，我们没有能力阻止时代滚滚前进的脚步，唯有充分利用现代科技造福于我们的社会和人类。并且，有所准备地主动应对现代科技所带来的众多问题。作为身处当今时代洪流中的鲜活个体，我们不可能对所处的信息时代视而不见、闭目狂奔，更不可能袖手旁观、独善其身。那么，作为个体该如何破解难题走出信息爆炸带来的认知困境，让信息更好地为我们服务呢？首先，培养自身独立思考的能力。越是信息过剩，越要提高自身独立思考的能力，越要培养自己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很多时候，我们所浏览到的信息仅仅是别人想让我们看到的，带有一定程度的表演性。因此，我们不能轻信网络信息，要学会独立思考，加以辨别。其次，开放包容、主动学习。信息茧房使我们习惯性地关注自己感兴趣的信息，而大数据便会根据人们的兴趣习惯来推送符合我们喜好的内容。时间久了，人们便被同质化的信息所包围。既然如此，我们应秉持开放包容的心态，主动学习、接受其他领域、学科的知识，尤其是自己认知范围之外的知识。只有这样，我们所接触的信息才能多样化，才不会局限于同一类型信息。最后，不要急于做决定，让子弹先飞一会儿。信息爆炸势必虚实参半，这直接带来辨别真假的困难。同一件事情今天还备受推崇，明天极有可能被人人喊打。社会舆论转向之迅速，令人错愕。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应该让子弹飞一会，不能无来由地站队，避免成为网络喷子、键盘侠。
霍 艳：一般谈到这个问题，我们都会从读者、用户的角度谈，如新媒体的算法会不断推给人们符合趣味、雷同的东西，使得读者丧失多元视野，品位难以提高。但我想从创作者的角度谈这个问题。当我研读现代文学经典作家、50-70年代作家研究时，发现都会涉及作家怎么理解当时的形势、政策，怎么投身革命、社会实践，处理各种复杂的关系。但当下作家的生活只有创作，也只能谈创作，他们缺乏对于社会事务与时代变迁的“研究”能力，也缺乏社会实践。如果硬说他们有实践，可能是一种网络实践，比如发表创作谈、转发公号、参加读书活动、点评几句社会事件等。这一方面是近年来恢复并得到完善的专业作家制度造成的；另一方面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很多成功经验，比如采风制度、深入生活实践、与群众结合，并没有很好地得到利用。同时，一些作家越来越受到信息时代的影响，产生一种虚假的现实感。有些作家甚至缺乏分辨网络信息真假的能力，极易被情绪裹挟，还误认为这就是勇气和责任感。他们往往是被网络上某个社会新闻所吸引，以为这就是现实本身，然后进行艺术加工、素材堆砌。他们乐于捡拾一种现成的经验，或迷信个人经验，殊不知看似独特的个人经验也存在很多复杂的社会、历史面相。尤其是个人历史经验在当下的回溯中显得不够可靠，加入了后设的立场，抽离了当时的历史情境，融入了当代的感觉和氛围，不能被直接还原为事实本身。他们缺乏对时代敏锐的感知，这种敏锐不光需要天赋，也需要在大量准备工作基础上磨炼对细节的敏感。这样才能真正创造性地进入历史时刻，把被历史记录遮蔽掉的东西打捞起来，形成对世界与他人的切实理解。
周志雄：大数据、算法和机器学习这些对我们的生活确实有很大的影响，给人们带来极大的便捷，我们可以积极利用这些科技成果为我们的生活服务，减少浪费，让资源配置更为精准。对你所说的这些人工智能带来的“玻璃笼子”“信息茧房”“回音壁”等效应我们确实应该警惕。比如有人通过大数据对网络小说IP改编潜力榜进行分析，得出优秀网络小说IP改编公式，这种意在借助人工智能对网络小说建立科学的评价是有一定价值的，但也应看到，这种评价把网络读者的评价作为唯一的数据标准，这种评价方式是没有情感温度的评价，导致文学创作以迎合读者的口味为目标，这种导向是有问题的。
金 理：意识到自我认知中的暗角，并尝试有所突破，这是每个时代的人都需要考虑的问题。今天这个时代可能信息茧房效应会更明显。新兴事物中的某些面相会快速而平滑地收纳到固有的情感结构和认知结构中，而罔顾有可能存在的其他面相。举个例子，一些以人工智能为主题的文艺作品，其中所呈现的人对主体的认知其实非常陈旧：人是历史的人质，是被“巨大的手”消耗之后的废料、剩余物。而作为人工智能理论来源的控制论恰好被征用过来背书：世界和宇宙是一台巨大的计算机，我们每个人只是其中按部就班运行的渺小程序。程序如同多米诺骨牌，每个人背后都站着一个控制者。问题在于，控制论的起源是反抗经典牛顿学说的可预测性，控制的预设前提是向未来意料之外的状况开放。我们对于控制论的庸俗理解，总是放大整体操纵的一面，忽视以随机、偶然和不可预知为特点的未来发展。
杨庆祥：我们曾经对信息化时代抱有特别美好的期待，但是人类的文明史一直就是这么富有辩证张力，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或者技术能够克服其自身的反面。信息化时代同样如此，它一方面使生产力更发达、知识更新更快、文化传播更迅捷，另外一方面也形成了新的遮蔽、扭曲和单向度的价值观念。全媒体时代的技术便利助推了这种负面的效果。但我曾经在一个采访里说过，对付这种信息媒体时代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信息更充分、更多元、更不受限制。人类只能与其共舞，而不是复古或者一禁了之。
文 珍：我以为文学从业者对不同族群的文化和生存处境的好奇心，永远是必须的。可这些年，我在很多其他职业者身上看到的好奇心反而更多——人的天性之一，就是想知道同类在做什么，这也是那么多直播和影视文学作品流行的原因——在很多同行身上却经常发现自我职业美化、对世界和他者的漠不关心和极度社恐。这样，大概所谓“信息茧房”的壁也会更厚、“玻璃笼子”更结实吧。走出去和更多人一起玩才是正经事。
樊迎春：或许可以说，一时代有一时代之牢笼，每个时代的人多少都是戴着镣铐跳舞，所谓“破局”可能也只是进入另一个“局”而已。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安于牢笼，无所作为，鲁迅曾有铁屋中的呐喊，我们也应该发出时代的声音，而发出声音并寻找同发声者的过程正是文学产生的契机。对我来说，“破局”是生活的志业，是保全自我、坚守自我、超越自我的艰难挑战，以文学试探边界，以文学疗愈创伤，以文学寻找出路。“破局”或许艰难，但总有太多可以尝试的机会和可能，相信“可能”就是有效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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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详见《江南》2023年第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