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的这个判断如果更完备地表述应该是：一部相对而言接近完备的中国现代（1922一1949 年）长篇小说史著。可以说，陈思广教授的这部《编年史》当得上这样一种判断，尤其是在长篇小说的历史叙述方面。此前，我们已有的一些现代小说史著，虽各有独到之处，却说不上完备；我们已有的几部现代文学编年史著，几乎都是集体编纂，内容难免良莠不齐，也不能称完备；其他众多的著作体现代文学通史，则可能遗漏更多。所以，相较而言，《编年史》是近乎完备的现代长篇小说史著。

仅从所涉及的长篇小说作品数量而言，《编年史》就近乎完备。据陈思广统计，从1922 年至1949 年，中国共出版长篇小说 370 部左右。目前，所有的现代文学史著及相关论文加起来提及的作品也不过占这个总数的70%，而《编年史》则收录了357 部作品。其他文学史和小说史著对长篇小说文本的历史叙述，要么秉持文学经典化原则，只叙述重要作品或经典作品，要么依据某种文学史观，只取用一些具有相关性的作品，所以基本上都是一种选择性叙述。《编年史》的著者在长篇小说版本的搜集上几乎是穷尽一切，叙述时更是一视同仁地覆盖所有文本。法国理论家丹纳说：“艺术家不是孤立的人。我们隔了几世纪只听到艺术家的声音；但在传到我们耳边来的响亮的声音之下，还能辨别出群众的复杂而无穷无尽的歌声，像一大片低沉的嗡嗡声一样，在艺术家四周齐声合唱。只因为有了这一片和声，艺术家才成其为伟大。”①著者借此话来表达自己的述史理念，是想再现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写作中所有伟大和平庸的作家及其作品共同混成的一片和声，是想最大限度地还原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的原始情景。这种述史理念以及文本数量上的穷尽式网罗方式，使《编年史》具有了超越其他文学史或小说史著的学术资本和基础，或者说已先在地达成了更完备的述史品质。

《编年史》还有较完备的述史形态。《编年史》最主要的述史形态是编年体。这种述史形态的特点是在时间之链中，把长篇小说相关的所有史料与史实，按先后顺序编系下来。其最大的优点是能展现出一条更完备的长篇小说发展脉络，而且体现述史的客观性，尤其是能避免一般章节体文学史著的那种选择性叙述和阐释性叙述。但《编年史》又不单是采用编年体，它还有一个篇幅较长的导论，对现代各时段长篇小说发展轨迹、总体意识、艺术探索等进行了理论化概括和总结。而编年部分也不像此前一些文学编年史著那样单纯而机械地按年编排，而是融人了书影、梗概、按语等内容。书影是指所收长篇小说作品的初版本封面及其版权页的摄影图片，是作品版本实物的图像性呈现，即文学史的一种文物遗存。也就是说，书影其实就是小说文本的最直接的物化存在替代品，是最客观的文学史物证。一般情况下，书影所呈现的文学史信息比文字叙述更可靠，这也就是学者们要依据图像证史的原因。《编年史》提供了绝大部分长篇小说作品的初版本书影，只有少数几种缺失。梗概是《编年史》对长篇小说文本内容的提要性复述，让我们大致了解每一 部作品所写的题材、主旨、情节、人物等，其中一些我们从未读过的作品的梗概就是一种知识补缺。最后，一 些编年史料之后还加，上了编者的按语，对其进行辩伪正误、价值评判。尤其是每部长篇小说梗概之后所加的按语，对该作进行了较公正的历史和审美评说。由此，《编年史》的述史形态中就有编年系史、图像证史，还有史论、介绍、评说，既进行了实证性呈现，也做了阐释性叙述，共同整合成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著的丰富结构。

《编年史》也试图完备地提供中国现代长篇小说作品研究的所有相关史料。前言里把这些史料总结为五个方面，但这种总结好像还不能完全含纳《编年史》所提供的丰富内容。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五个层面来看。第一是提供了长篇小说的版本史料，如小说初刊本（连载本）的信息，初版本的装帧设计、版权页（含出版社、价格、版次、印数等）信息，署名和作者真名及其生卒年信息，甚至小说所属丛书信息等，可谓是较完整的长篇小说版本叙录。第二是交代了长篇小说的文本史料，除了梗概所复述的文本内容之外，还包括文本的创作过程、主旨意蕴、叙事特色、文学史地位、技艺缺陷等内容，有的还提供了题材来源、文本异题、文本类型、互文性文本、副文本等史料，可谓长篇小说文本的史料大全。第三是梳理了长篇小说版本和文本的生产背景和生产环境方面的史料，如社团、报刊、出版机构及征文、获奖、查禁、解禁等关联信息，为我们重返长篇小说生产的具体历史现场提供了文学史线索。第四是收录了在报刊、单行本等媒介传播长篇小说作品的广告文字。这些文字有夸张、不实的成分，但既留下了广告文学本身的史料，也保留了有关长篇小说的版本和文本史料。因此，《编年史》也是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广告的编年史。第五是摘录了现代作家书信、日记、批评文章及文学史专著中对长篇小说作品进行批评和研究的重要片段。所以，《编年史》又是以编年形式呈现的长篇小说批评史、研究史。所有这些不同种类的史料以编年方式联系在-起，可供读者比较、对观，也与著者的按语构成一种对话，共同呈现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系统性史料。

当然,《编年史》只是一种近乎完备的现代长篇小说编年史著，它也有不完备之处。首先,编年体这种述史形态有明显的缺点,它要把同一文学史事件、同一作品的相关史料编系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上,就易造成述史的细碎、割裂和分散之感。这种缺憾当然可以通过附索引的办法来弥补， 从而达成史料整体感。但《编年史》 正缺一份“作者索引”，所以同一作者的相关史料就只能靠读者自己一页页地翻找了。 更主要的缺憾则是编年的方式容易造成史料的遗漏和错编。 如关于华汉《地泉》 重版那五篇重要序言的史料本应编在1932年7月25 日上海湖风书局重版《地泉》 这个时间点之后，著者却把它们编在《地泉》初版的时间点 （1930年12月15日）之后， 这显然是史料的时间错位。其次，正如著者在《编年史》“凡例” 中所言，该著不收录 “在报刊上连载却未正式出版单行本的长篇小说”（第1页）， 所以就遗漏了某些长篇小说的相关史料。 先刊后书 （先刊载后出单行本） 甚至刊而不书是中国现代文学区别于古代文学传播的重要特征，尤其是许多长篇小说都是先在报刊连载 。如果不收录那些连载过却未 出版或许多年以后才出版的作品，那么这样的《编年史》 肯定是不完备的， 既不能更完整地统计长篇小说在此时期的总量， 也缺失了部分长篇小说的连载史实。如， 无名氏的长篇小说《荒漠里的人》（作为其长卷《亚细亚的狂人》的第五部）曾于1942年8月19 日至1943年7月24日连载于贵阳《中央日报》副刊，直到 2015年才由台北一家出版社出了单行本， 其出版信息也许可以不载， 但至少其连载的史料信息应进入编年史 。另外，一些未完成或已完成却只选载过一些片段的长篇小说文本，其史料要不要进入编年史，也值得商榷。如，1936年1月15日《良友》杂志113期刊登过穆时英的长篇小说 《中国行进》的广告，这部小说只发表过一些片段， 后来成为几代学者辑佚追踪的对象。②《编年史》也许不用交代其他辑佚线索，至少也可以用加按语的方式编入这则重要的广告史料。总之，编入这些文学史上发生过、 存在过的细碎的甚至未完成状态的史料当是长篇小说编年史著应有的内容，只有如此， 这种史著才可能更趋完备。

尽管如此，《编年史》仍然是目前学界最完备的长篇小说编年史著，它不只是较完备地编系已有的史料， 更有独到的史料扩展和发现。 它搜寻到文学史上“失踪”的一大批长篇小说作者，也发现了许多已埋入历史尘埃中的长篇小说作品， 甚至让我们重新发现许多原已熟知的其他领域名人的小说家身份及其长篇小说作品，如 ：诗人刘大杰写有 《三儿苦学记》，汪静之写有《翠英及其父的故事》； 戏剧家熊佛西写有《铁苗》《铁花》，焦菊隐写有《重庆小夜曲》； 评论家杜衡写有《叛徒》《漩涡里外》， 等等。《编年史》更有许多让我们耳目一新的对长篇小说作品的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的判断，如：超超的《小雪》是1922至 1926年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 张闻天的《旅途》是最早的革命加恋爱小说，梁三丁的《绿色的谷》 是沦陷区的长篇小说力作，宋霜的《滩》 可视为与茅盾合作的大后方文学中的别致之作， 王林的《腹地》 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遭批判的小说，等等，不一而足。所有这些内容， 都可能补足和更新现代长篇小说的历史知识，进而重写小说史。要言之，《编年史》 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研究提供了近乎完备的史料和叙述，也抵达了文学编年史这种述史形态的学术高峰 。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

注释

①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5页。

②金宏宇:《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批判的理论与方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77-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