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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了《丁玲小说手稿三篇》影印本，其中包括丁玲处女作《梦珂》、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和早期作品《暑假中》。这些手稿，都是来自上海鲁迅纪念馆的收藏，书是由该馆和左联纪念馆合编的，这些手稿也是第一次影印出版。虽说只是三篇短篇小说的手稿，但却是丁玲早期最有代表性的三篇作品，这批手稿历经近百年的沧桑，得以完整保存，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但也充满了未知的谜。一是其来源，二是其署名，三是其修改，四是其编辑，都还有一些没有解开的谜团。

《梦珂》手稿上丁玲署名

《梦珂》手稿首页

首先是它的来源。这几篇手稿，虽说是鲁迅纪念馆收藏的，但是其来源却是个谜。根据记载，这些手稿是鲁迅纪念馆的早期负责人谢旦如先生保存，1962年他去世后，次年他家属捐献给鲁迅纪念馆的。但是，丁玲的手稿怎么会到了谢旦如的手上呢？我们知道谢旦如先生是一个进步人士，曾经收藏了瞿秋白烈士的珍贵手稿，还有中共特派员冯雪峰交给他保管的一些重要文件和资料，包括方志敏烈士的《可爱的中国》《清贫》等。但是，谢旦如生前从未谈及这几篇丁玲手稿究竟怎么到了他的手上。按照1980年1月27日丁玲致赵家璧信说的：“我在被捕前，有些稿件、通信、照片，可资留念者，有一个小箱子，或包袱，存在我的朋友王会悟（李达的爱人）那里。我被捕后，即由雪峰、适夷取出来转存在谢旦如家里。”丁玲秘书王增如也回忆说，丁玲曾特意去问过王会悟，自己的手稿怎么会到了谢旦如手上。王会悟告诉丁玲：“1933年你被国民党反动派绑架后，上海的白色恐怖更加厉害，我们这些跟共产党来往密切的人都上了‘黑名单’，随时都有被抓去坐牢的危险，为了稳妥，冯雪峰把你交给我保存的书信、照片，还有其他材料，都交给了非党进步人士谢旦如，这个人很可靠。”

如此说来，就是王会悟转交的。但其实，丁玲的信和王会悟的说法都不能证明这几篇手稿也在这里面。1982年，谢旦如之子谢庆中提交给丁玲一份捐赠清单，是他们家捐赠给鲁迅纪念馆的文物清单，里面就有这几篇手稿。但严格地说，这仍不能证明它们是王会悟转交的。因为谢家捐赠的物品，还包括冯雪峰从延安带来的《二万五千里》复写稿等显然不是王会悟转交的物品。所以，其中还不是完全没有疑义的。

但从情理上分析，仍不排除丁玲手稿是王会悟转交的。因为除了王会悟，丁玲不太可能再交给别人，哪怕是冯雪峰。虽然他们关系密切，他对她帮助极大，她对他极其信任，1936年，丁玲还是在中央特派员冯雪峰的帮助下得以逃离南京的魔窟，奔赴陕北的。在此期间，丁玲在上海的相关事务，都是冯雪峰为之安排的。但是，他是一个职业革命者，生活极不安定，处境比丁玲还危险。特别是，这些物品里包含了她给他的当时她不想也不能公开的信，因此，不太可能加挑一部分出来给冯雪峰。王会悟和李达在上海居住多年，参与了中共一大的筹备。1932年8月，李达转往北平任教。但王会悟和孩子们直到1933年5月丁玲被绑架时还没有动身去北平，也参加了营救丁玲。随后她要离开上海时，把丁玲手稿等转交给冯雪峰，也是很自然的。虽然在直接证据方面还缺口气，但基本上可以认为是王会悟交给冯，冯又交谢保管的。

《梦珂》初刊《小说月报》1927年12月号

我们知道，谢旦如本人当时家境殷实，父亲是钱庄老板，他是一个所谓“小开”，早年参加“湖畔诗社”，与应修人、冯雪峰关系密切，但与丁玲、王会悟似无关涉。谢旦如保存的很多瞿秋白、方志敏、柔石、冯雪峰、丁玲等的手稿等物品，都是冯雪峰交给他保管的。因为他平时行事低调，貌似与政治无关，不易为人所注意，且为人忠实可靠，深得冯雪峰信任。所以当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瞿秋白紧急转移，冯雪峰会将瞿秋白安排到谢旦如家中避居。所以，冯雪峰把这些重要文件交给他保管，是最可靠的选择。

其次，关于这几篇手稿的署名，也是个谜。这几篇手稿，都署名“丁玲”。这是丁玲最早正式使用这个伴随了她一生的笔名。奇怪的是，在《梦珂》手稿上的署名却是经过反复涂改后重新写的。最初的署名并不是“丁玲”。从手稿上看，最初署名似乎是“迦璘”，有人说是“游璘”，但是被密密匝匝的笔画涂得根本认不出原来的字迹了，然后在下方重新写了“丁玲”两个字。引起热议的是，这两个字的笔迹，与《梦珂》手稿的风格似乎并不一致，因此，有人认为这不是丁玲自己的字迹，就是说：“丁玲”这个笔名是别人帮她起的。而最有可能的，是当时《小说月报》的编辑叶圣陶。

当然这是还可以讨论的。虽然从字体上看，似乎与她平时的书写风格不尽一致，除了“丁”字，“令”字的一捺，也与丁玲的书写习惯明显不同。不排除是由于当时她还没想好究竟用什么署名，边写边反复推敲，以至写了又反复涂抹，然后，当决定用“丁玲”的时候，第一次书写一个连自己都陌生的名字，但又很郑重，所以写得比较工整，跟自己流畅书写的形态有明显区别。其实，“丁玲”这个署名，跟丁玲以后几十年的署名，笔迹风格是基本一致的，区别只在于这个署名笔致比较拘谨，笔迹比较生硬，不像后来的署名那样流畅。“丁”字的一笔一画是分开的，而后来署名往往是连笔的。但这也正常，因为她自己也是第一次用，自然比较生疏。况且之前准备用另一个笔名，涂掉以后，才改用这个署名，在思考斟酌中想定这个署名，也容易导致笔致的生硬。

还有一个证据是：丁玲原稿是用钢笔写的，署名也是钢笔，而编辑用的是毛笔，没必要也不太可能临时特地去找一枝钢笔来代为署名。还可以看到，在署名“丁玲”两个字之间，有毛笔加的一个“<”符号，这是编辑专用符号，表示空一格。这就很明显是编辑所为。这两种笔，就佐证了写“丁玲”二字的是丁玲自己。从种种迹象分析，这个署名应该还是丁玲自己的笔迹。

说到丁玲的笔迹，就会令人想起鲁迅的形容：“用一女人之名，以细如蚊虫之字”写的手稿，鲁迅甚至误认为是沈从文的笔迹。从这几篇手稿看，丁玲的笔迹确乎比较细小、柔润、温婉，富于女性气息。

在手稿形态上，总体上文本修改不多，特别是《梦珂》作为一个青年作者的处女作，其手稿整体面貌的成熟度是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的。它显示作者构思成熟，思路流畅，我不知道这是一气呵成的第一稿，还是经过反复修改后的誊清稿。虽然写作过程中也有修改，但实在不能说多。按照沈从文的记载：“那个时候，《梦珂》初稿，已常常有一页两页摆在一个小小写字桌上，间或有熟人见到了，问这是谁的文章，打量拿到手中看看时，照例这女作家一句话不说，脸儿红红的，轻轻的喊着‘唉，唉，这可不行’！就把那几张草稿抢去，藏到她自己那个装点信件一类的抽屉里面去了。”（《记胡也频》）沈从文虽然用了“草稿”的提法，但并不能看出是否有反复修改。从手稿上，倒是可以清楚地看到编者的修改。

从编辑的涂改可以看到，经过他的修改，行文简洁、清晰而且更准确了。比如《梦珂》第一句：“……几个新认识的同学在操坪里打网球”，叶圣陶改为“几个女学生在操坪里打网球”。因为既然是客观描写，没有必要去写是否新认识的。还有些地方，手稿比较潦草，编辑会描得清楚些。比如“没”字，丁玲习惯写法看上去笔画不太清晰，容易与其他字比如“复”的繁体字“復”混淆，编辑就常常给她描得清楚些。还有“窜”字，丁玲原稿写作“躥”，编辑为她很工整地改为“竄”。而且，修改的笔迹，很明显带有编辑的行业特征：笔画清晰，结体端正，容易辨认，是典型的所谓“编辑字”，显然是叶圣陶的笔迹。但还是留下了不少疑问：修改的笔迹，有丁玲自己的笔迹，有叶圣陶的黑色毛笔所改，另外还有一种红色墨水修改的笔迹，也是用钢笔，修改不多，较多是描笔，无法描清则另写，改字的极少。笔迹也很清晰，结体周正，但似与叶圣陶笔迹也不尽相同，因此不敢轻断是谁的笔迹了。然则莫非还有另一人参与处理此稿么？且待更加研究。

最后是编辑技术处理，也颇多未解之谜。稿纸每篇第一页上钤有“小说月报□□号用”的蓝色印章，这不奇怪，是编辑部的用稿印证。但每页上还有一个椭圆形的蓝色印章，印文是“华字部公证图章”，商务印书馆印刷所有华字部、华英字部、西字部、中文校对部、西文校对部等等部门，但“公证”究为何用，却不能很肯定。手稿上还留下编辑标注的排版格式，编辑术语称为“划版样”。排版编辑的字，似乎是另一个人的字，但《莎菲女士的日记》的编辑修改更多，因为是日记体，每一天的上方，都标注字号：“五号方头——”。其字体也与另两篇的编辑字一致，这说明，这一篇的批改文字虽然与美编一样用的是红墨水，也有可能是叶圣陶的处理。当然，这些还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这几篇丁玲手稿的意义是多重性的，它们提供了一个具有标本意义的典型手稿案例：它们完整地记载了一个女作家走上文坛最初几步的完整足迹。从手稿所承载的丰富信息，看到更多丁玲作品的写作过程、写作方式、写作心理和写作状态，以及其面世的过程等等背景情况，为后人研究提供了一个具有类型性意义与价值的标本。其中的存疑问题，则需要进一步研究来解开其未解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