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出版的儿童文学创新性表达
《一百岁的红领巾》 董宏猷 著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出版
2022年12月第一版
精装：67.00元 平装：45.00元
要谈及儿童阅读的本质，与儿童的思维特点、儿童感受世界的方式、儿童的审美意识是分不开的。儿童长期处于注意、感知和记忆的阶段，由此，儿童主观地感受和体验着这个世界，他们的感性思维强于理性认识、形象思维强于抽象思维。这造就了儿童阅读最为重要的部分为儿童文学，其年龄特征决定了在阅读过程中对故事的渴望和重视，儿童阅读很大程度上是对文学的期待阅读。
同时，精品儿童文学应该有着更为宽广的价值纬度和艺术维度。价值纬度即思想艺术性，儿童文学应与更为开阔宏大的社会历史宏观框架和价值观念链接；艺术纬度即文学艺术性，作品应该有着超越故事层面的诗性情怀、审美内蕴和感染力度等。
一直以来，少儿主题出版在孜孜探索更具温度的文学性、人文性表达，更为可感可染的创作形式和出版方式，更加开放、多元的图书主题、题材和呈现方式。长期以来，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是少儿主题出版领域的扛旗者，而此次献礼中国少年先锋队百年的主题图书《一百岁的红领巾》，更是少儿主题出版的儿童文学创新性表达，由知名儿童文学作家董宏猷先生创作。这既是一部展现了强大文学性、审美价值和鲜活度的少儿主题图书，也是一部展现了宽广价值维度和艺术维度的儿童文学精品——它既与开阔宏大的社会历史框架相链接，也展现了强大的诗性情怀和审美内蕴。
在当代儿童文学作家中，董宏猷有着开阔的创作视野、勇于探索的艺术精神和丰富的创作实绩，展现出了丰厚的审美意涵和独特的创作特质，可惜，很少见到对其作品的深入研究。由此，笔者借对董宏猷先生遗作，也是集中体现宏猷先生创作特质和审美意涵的《一百岁的红领巾》的三点分析，以一觑董宏猷儿童文学创作的三大特质。
其一，文体的创新和文本的开放性
在当代儿童文学文坛，董宏猷对儿童文学叙事边界的突破，为儿童文学带来的更为丰富和开放的文学样本，是有目共睹的。其中给我们的重要指引是，儿童文学创作文本的多元、自由度、想象力及可能的实践范围，为童年的书写状态和生命体验提供了更为多维的尺度，赋予了童年书写更为丰富厚重的内涵和体验感，也让童年的文学意象更具张力。
从1922年，中国少年儿童的第一个革命组织——安源儿童团成立至今，红领巾已经走过了风雨一百年。《一百岁的红领巾》虽是为中国少年先锋队的百年历史而作，但它本质上是一部优秀的儿童文学原创纪实作品，更构建了一个开放的具有多重美学风貌的纪实性叙事文学空间。它在以纪实性叙事为基础文体特征的基础之上，充分融合和调动散文的抒情性、诗化的语言风格、儿童小说的细节叙事，突破了报告文学或者说儿童文学中非虚构文体的文体边界，给儿童呈现了更为广阔的世界和人生的书写。
作品从微观上看，是一个个充分与时代风云紧密相连的少先队（儿童团）员的故事，正如徐惟诚先生所言，是一部“史诗般的中国少年儿童运动百年史”，当然，其中更有人的命运存在，有鲜活细节的勾勒，还有诗和散文般澎湃的气势和气韵，气象万千；然而，从宏观上看，该书又是一个整体的系统，将中国少年先锋队的百年史，统合在了中国现当代史的百年发展进程中。通过那些如群星闪耀的少年英雄们的故事，该书以抚百年于一瞬的框架和格局，展现了百年中国儿童的精神、意志与力量，同时，不矫饰，不作伪，勇于揭示百年来的动乱岁月中，儿童们所遭遇的苦难，及为争取民族的解放和自由，为争取自身的解放与自由所付出的牺牲。从更高层面来看，这更是一种对生命价值和本体意义的追问。在百年社会历史背景下，我们重新认识和发现了儿童的力量。
董宏猷一直致力于儿童文学文本的开拓与创新，并卓有贡献。以董宏猷最具代表性的儿童小说《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和《一百个孩子的中国梦》为例，这两部作品就是一个多棱镜式的长篇小说，多层次、多情节，且有意识地运用了蒙太奇、意识流、内心独白等手法，是一部“梦幻体”小说，突破此前的童话模式和儿童小说模式，构建了一个开放的小说艺术空间。其近年来的代表作之一《鬼娃子》，也体现了“梦幻”与“现实”相交织的“浪漫现实主义”的特质与实践，为儿童文学的文体实践提供了新鲜且成功的经验。在笔者看来，其“梦幻现实主义”的本质，即巧用梦境来实现儿童天性的释放，真诚而宏观地反映当代中国孩子的生存状态、人生意识和深层心理，重新发现和体悟童年价值和生命意涵。
其二，浓郁的诗性情怀，作品富于音乐美和诗意美
在《一百岁的红领巾》中，每个章节的前面，都有一段瑰丽华彩的文章，以充满浪漫色彩的大自然景象，隐喻着每个章节故事的主旨，寄托作品的意义。同时，整部作品语言优美，具有浓郁的抒情性和节奏感，在这部即使是以叙事为主的纪实性儿童文学作品中，也充盈着抒情诗人的气质，回旋着美妙的乐声意境。
比如这一段：“一路鏖战，一路前进，一路拼杀，一路牺牲。就这样，历时近一年，行程两万余里，进行大小战斗一百一十多次，彭俊明和他的父亲跟着红军，完成了伟大的长征。”其语言极富音乐性，形式整齐，节奏和谐，富于音韵美；而排比句式的运用，构成了回环般的诗性美感。
再如这一段：“孩子，你知道长江吧！滚滚长江从青藏高原发源，汇聚百川，呼啸而下……前浪奋力冲决，粉身碎骨，化为漫天飞沫；后浪紧接而上，一浪接一浪地撞击，一浪接一浪地消失，却不屈不挠，永不停息。中国的革命斗争史，何尝不是一部长江奔流史。红领巾的百年历程，何尝不是一部长江奔流史。”哪怕是一部纪实叙事作品，也会带读者进入一个美轮美奂的意境之中，这是叙事与诗歌和散文的审美交织。
董宏猷的童年是寒冷的、灰色的，父亲早逝，六岁的时候，他跟随母亲搬去了汉口，下有弟弟，为生活所迫，过早地背上了为家庭谋生计的重担。他拉过板车，曾经在武汉码头当过小纤夫，是一个孤独的孩子，也比一般孩子更早进入到坎坷的现实人生中。但这并没有让他冷漠、厌世，当辗转历经人生的悲欢之后，他的作品更充盈着悲悯的情怀，更大浓度的善与美，如《鬼娃子》《牧歌》《虎伢子》等，总能以曲折的故事情节将人引入到叙事之下的情感漩流之中，充盈着对人类所有美好情感的召唤，让小读者感受到滚烫的人性，感受到抚慰与温暖。
其三，作品富于苦难意识和书写力度
原始森林，经常作为董宏猷笔下主人公活动的场域出现，如《山鬼》《好大胆和好小胆》《鬼娃子》《虎伢子》等。其作品充满原始之力的莽荒气息，得益于作家对湖北地区雄奇险峻的原始森林景观的描摹。对莽荒、充满原始之力的原始森林的书写，包括对在自然苦难中坚强成长的少年儿童的关注，使董宏猷的作品展现出了充沛的苦难意识、强者意识和忧患意识，而这些特质在《一百岁的红领巾》中也得到了展现。
作家正视童年生命存在的困境和苦难，不回避，不伪饰，书写首个儿童团——安源路矿工人儿童团的成立时，并不回避安源工人运动先驱黄静源先生的被害；在烈士被害的地方，小矿工、儿童团员王耀南将烈士殉难时的血衣撕成布条，分给儿童团员们，他们把红布条系在自己的脖子上，以表达对烈士的哀思。从此，染着烈士鲜血的红布条成为安源儿童团的标志，也成为红领巾的由来。比如，《小红军：地球上的红飘带》并不回避那些十一二岁的红小鬼的牺牲；《红缨枪：抗日儿童团》书写了太行山脚下野场村儿童团团长王璞的被害。我们为这些如此年轻就消逝的生命扼腕痛惜时，又不能不发问：是怎样的愤怒，又是怎样的不得已，让这些孩子也拿起了枪？同时，作家也书写儿童顽强的意志，他们对苦难的抗争，对生命的进击的精神，比如迎战暴风雪的草原英雄小姐妹，在汶川大地震中本已脱险却返身而回营救同学和老师的英雄少年……
董宏猷曾说，“我的作品可能更沉重些，它反映了生活中不尽如意的地方，现实中的苦难……人要经历风雨，我们要让孩子去直面现实，不要把他们束缚在真空中”。那种生命与意志勃发的精神，对生命终极意义的追寻，与“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充沛楚地精神一脉相承，形成了董宏猷作品中独特而厚重的苦难意识。
在《一百岁的红领巾》中，董宏猷的文本创新探索，极具感染力的诗性情怀和审美意蕴的彰显，富于苦难意识和书写力度的写作特质，均为少儿主题图书的儿童文学创新性表达提供了范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