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责编李庆西兄
李庆西兄是我的老友，也是畏友。他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身份是多样的，远不象我那么单一。他是小说家、散文家、评论家、古典文学研究家和编辑家，就差没写诗和剧本，也许他也写过诗和剧本，只是我不知道而已。这样的多面手，在现代文学史上不乏其人，但在当代文学史上就很少见了，至少在我所接触的范围里，是屈指可数的。
我的记忆力已进入人生不可避免的衰退阶段，所以，如要问我何时结识庆西兄，竟一时答不上来。好象是1980年代中期吧，那时他已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工作，初露锋芒，就先后参与了“新人文论”“学术小品丛书”的编辑，后来又编“现代作家诗文全编”系列，都干得风生水起，影响广泛。但我最近读他的“新笔记叙事”集《存在感》（2022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津津有味之余，才发现他在浙江文艺社的开局之编是《许钦文小说集》《许钦文散文集》。我到杭州拜访过许钦文先生，对这位鲁迅的弟子有一种亲切感。参与编选的冯钧国兄当时就送了我这两部书，我一直保存至今。因此，或也可说，我与庆西兄的“神交”从许钦文这两部作品集就已经开始了。
与庆西兄联系频繁起来，应该是1990年代以后的事了。整个90年代到新世纪初，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出版领域里，我与庆西兄有多次合作，多次成功的合作。尤其是他与我共同的好友黄育海兄主持浙江文艺出版社以及随后调任浙江人民出版社副社长期间，我们的合作更是密切。《存在感》中就多次记录了我们当时的交往，在上海，在杭州和在山东，而在山东这次特别有趣。1991年10月，我们在济南“纪念文学研究会七十周年研讨会”上见面，会后又共游淄博，参观蒲松龄故居后，在淄博师院餐厅午饭，庆西兄这样写道：“上来三道当地特色菜肴：一盘蚂蚱，一盘蚕蛹，一盘蝎子。除当地人都不敢下箸，惟陈子善大噉无忌，称味道不错。”虽寥寥数笔，却是完全记实，我当时确实吃得开心，至今齿颊留香。
当然，这只是个好玩的小插曲。我们之间谈论最多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经常探讨如何把文学史研究与文学出版结合起来，如何还文学史以本来面目。在这方面，庆西兄作为选题策划和责任编辑的敏锐、识见和严谨就充分显示了出来。我在内地出版的第一本自己写的书《捞针集：陈子善书话》是庆西兄策划的，第一本学术考证文集《文人事》是由庆西兄责编的，先后于1997年7月和1998年8月由浙江人民社和浙江文艺社分别推出。尤其是后者，虽然我先前已在台湾出版了《遗落的明珠》一书，但当时内地出版这类考证文集很艰难，我自己也缺乏信心，正是黄育海兄和庆西兄一再鼓励我编集，并由庆西兄亲自出马，担任责编，费了不少心血，才产生了这本书，产生了我的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的第一个较为完整的成果。《捞针集》和《文人事》的问世，是庆西兄和我首次愉快的合作，也是令我难忘的合作。
不仅如此，庆西兄还希望我再接再厉，在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上有更大的作为。我1999年5月7日日记有这样的记录：
傍晚李庆西、李杭育兄弟来访。然后同在（杭州）国际大厦紫荆阁进餐，饭后至庆西寓所聊天，得文敏《桃花流水》一册。庆西再次约撰现代文学史料学专著，盛情可感。
李杭育兄先以小说创作出名，后又成为古典音乐的发烧友，而我也喜欢古典音乐，所以这次见面我们谈得很尽兴。从中又可知，庆西兄已经是第二次向我约撰类似朱金顺先生《新文学资料引论》这样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专著，记得他后来还向我提过几次。庆西兄看得起我，主动向我约稿，但我自忖一则才力不逮，二则兴趣太广，迟迟未能动笔。当时向我约写史料学书稿的不止庆西兄一位，但庆西兄是第一位也是最有诚意的一位，我却辜负他的一片好意，至今歉然。直到二十年之后，我才总算弄出一部《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十讲》，虽然与他的要求仍有距离。
我的记忆力已进入人生不可避免的衰退阶段，所以，如要问我何时结识庆西兄，竟一时答不上来。好象是1980年代中期吧，那时他已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工作，初露锋芒，就先后参与了“新人文论”“学术小品丛书”的编辑，后来又编“现代作家诗文全编”系列，都干得风生水起，影响广泛。但我最近读他的“新笔记叙事”集《存在感》（2022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津津有味之余，才发现他在浙江文艺社的开局之编是《许钦文小说集》《许钦文散文集》。我到杭州拜访过许钦文先生，对这位鲁迅的弟子有一种亲切感。参与编选的冯钧国兄当时就送了我这两部书，我一直保存至今。因此，或也可说，我与庆西兄的“神交”从许钦文这两部作品集就已经开始了。
与庆西兄联系频繁起来，应该是1990年代以后的事了。整个90年代到新世纪初，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出版领域里，我与庆西兄有多次合作，多次成功的合作。尤其是他与我共同的好友黄育海兄主持浙江文艺出版社以及随后调任浙江人民出版社副社长期间，我们的合作更是密切。《存在感》中就多次记录了我们当时的交往，在上海，在杭州和在山东，而在山东这次特别有趣。1991年10月，我们在济南“纪念文学研究会七十周年研讨会”上见面，会后又共游淄博，参观蒲松龄故居后，在淄博师院餐厅午饭，庆西兄这样写道：“上来三道当地特色菜肴：一盘蚂蚱，一盘蚕蛹，一盘蝎子。除当地人都不敢下箸，惟陈子善大噉无忌，称味道不错。”虽寥寥数笔，却是完全记实，我当时确实吃得开心，至今齿颊留香。
当然，这只是个好玩的小插曲。我们之间谈论最多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经常探讨如何把文学史研究与文学出版结合起来，如何还文学史以本来面目。在这方面，庆西兄作为选题策划和责任编辑的敏锐、识见和严谨就充分显示了出来。我在内地出版的第一本自己写的书《捞针集：陈子善书话》是庆西兄策划的，第一本学术考证文集《文人事》是由庆西兄责编的，先后于1997年7月和1998年8月由浙江人民社和浙江文艺社分别推出。尤其是后者，虽然我先前已在台湾出版了《遗落的明珠》一书，但当时内地出版这类考证文集很艰难，我自己也缺乏信心，正是黄育海兄和庆西兄一再鼓励我编集，并由庆西兄亲自出马，担任责编，费了不少心血，才产生了这本书，产生了我的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的第一个较为完整的成果。《捞针集》和《文人事》的问世，是庆西兄和我首次愉快的合作，也是令我难忘的合作。
不仅如此，庆西兄还希望我再接再厉，在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上有更大的作为。我1999年5月7日日记有这样的记录：
傍晚李庆西、李杭育兄弟来访。然后同在（杭州）国际大厦紫荆阁进餐，饭后至庆西寓所聊天，得文敏《桃花流水》一册。庆西再次约撰现代文学史料学专著，盛情可感。
李杭育兄先以小说创作出名，后又成为古典音乐的发烧友，而我也喜欢古典音乐，所以这次见面我们谈得很尽兴。从中又可知，庆西兄已经是第二次向我约撰类似朱金顺先生《新文学资料引论》这样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专著，记得他后来还向我提过几次。庆西兄看得起我，主动向我约稿，但我自忖一则才力不逮，二则兴趣太广，迟迟未能动笔。当时向我约写史料学书稿的不止庆西兄一位，但庆西兄是第一位也是最有诚意的一位，我却辜负他的一片好意，至今歉然。直到二十年之后，我才总算弄出一部《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十讲》，虽然与他的要求仍有距离。
《林语堂书话》交稿时，我正忙于赴日访学，此书的《前记》还是旅居东京都立大学时急就寄给庆西兄的，匆忙中难免粗率。果然给“绿林书房”主人发现了其中不该有的疏漏，并及时加以补救。《林语堂书话》中收入了一些林氏英文作品的中译，而这中译中有一些汉语专名的回译，难免出现偏差，作为编者理应尽可能加注说明，但我才疏学浅，再加时间紧迫，没有这样做。庆西兄觉察后，就用我的口气，在《前记》末尾补入了一段话：
几十年来，林语堂著作刊印种数不可胜记，版本亦夥，却鲜有校勘精良的本子，如今能够从旧报刊中找见的文字也多有鲁鱼亥豕之误。尤其是林氏英语作品之汉译，多由他人操觚，其汉语专名的回译颇成问题。如收入本书的《〈中国传奇小说〉英文本前记》一文，译者据拼音臆断，竟将唐代段公路所撰《北户录》译作《背葫芦》，将宋代朱辅所撰《溪蛮丛笑》译作《七蛮丛夏》。仅此一例，书中文字校理之艰巨可想而知。本人受托编辑此书，很想搞出一个像样的本子，然心有所向而才力不逮，且编事初竣，即赴日本讲学，亦未暇细审。幸赖绿林书房同仁善为审理校订，厘正多多。值此付梓之日，特志谢意。
从这段话足见庆西兄作为丛书策划者对编者和读者负责的良苦用心。这件事我一直记得并深为感激，时隔二十多年，现在也可以公开了。
从这段话又可看到庆西兄阅读之多之杂，当年写《燕山夜话》的邓拓提倡编辑应该是“杂家”，是很有道理的，对文史类著作的编辑者来讲，更是应该如此。庆西兄在这方面确是一个榜样。记得我在他家中见到书柜里有多种中华书局出版的“历代史料笔记丛刊”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四库笔记小说丛书”，难怪他对“新笔记”那么钟情。庆西兄读书从古到今，从外到中，既广博又专精，我自愧不如。
与庆西兄在现代文学作品出版上最后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合作是在新世纪初。庆西兄又起意主持了一套“世纪文存·摩登文本”丛书，由而今已是网络文学大专家的夏烈协助之，我则全力配合，负责张爱玲和海派文学作品的编选。拙编《脂粉的城市》书末有《出版后记》，也应出自庆西兄的手笔，不妨引录开头一段：
二〇〇三年的盛夏，我们企图在本社中国现代文学出版的传统优势中再翻出一点新意。这种新意包括搜索一些富有特色但被历史尘封的小说散文，以及用新的概念和观念重新把一些常见的作家作品加以新编，以符合当下爱好现代文学的阅读者的口味。前者比如后来请陈子善先生编出的叶鼎洛的小说合集《男友》，还有正在编辑过程中的赵滋蕃的姊妹长篇《半上流社会》、《半下流社会》；后者比如从版本互证的角度出版的张爱玲的《半生缘》和《十八春》，从流派代表角度考虑出版的穆时英的小说精选《圣处女的感情》和刘呐鸥的小说全编《都市风景线》。这些陆续推出的品种被冠以一个时尚风的丛书名：摩登文本。
“世纪文存·摩登文本”的编选宗旨被庆西兄说得一清二楚，“旧时中国的文字声色”的追寻和再现正是庆西兄所欲达到的目标。记得原定计划中，赵滋蕃的两部长篇后来因故未能出版，穆时英的《圣处女的感情》、刘呐鸥的《都市风景线》、叶鼎洛的《男友》和腾固的《外遇》等相继问世。我建议和编选的《脂粉的城市：〈妇人画报〉之风景》和《朱古律的回忆：文学〈良友〉》两书，更得到庆西兄的充分肯定，认为体现了从文学角度“立意于反映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上海画报景况”的新思路，还考虑将它们列为“画报春秋”系列。现在回过头来看，“世纪文存·摩登文本”的编选也算为“海派文学”研究的拓展和深入推波助澜，提供了以前鲜为人关注的新的文献，而这一切首先应该归功于庆西兄的创意。
庆西兄荣休后，我们的合作并没有因此划上句号，而是换了一种方式得以延续，甚至得到了加强。“九久读书人”接手《书城》杂志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每个月在上海新华路万豪酒店举行一次“书城茶座”，称之为“书城学术沙龙”也未尝不可，虽然是效法当年沈昌文先生主持《读书》时的做法，也有一些自己的新特色。庆西作为负责《书城》日常编务的编委，每次都到场，与另一执行编委蔡翔兄轮流主持。“书城茶座”邀请在沪作者或来沪逗留的文史领域的专家，或交流学术信息，或请专家就某个专题主讲，大家展开讨论。到会者来去随意，可迟到也可早退。就这样，我和庆西兄得以每月聚首一次，咖啡一杯，海阔天空，闲聊畅叙。之后，《书城》转归“上海新华发行集团”旗下，庆西兄仍居“执行编委”之首，我仍是他的作者，现在还在《书城》连载的拙作《梅川书舍札记》，这个总题目，也是庆西兄作主确定的。
屈指算来，与庆西兄已有三十多年的交谊了。在我学术跋涉的长途上，除了有出版人如黄育海兄、俞晓群兄等的热情支持，有两位编辑对我帮助最大，一位是海上陆公子，另一位就是杭州庆西兄了，而庆西兄与我的合作时间大概是最长的。庆西兄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上多姿多彩的成就，已有论者在评说，但他在现代文学编辑出版工作上的卓越业绩，研究的人似还不多，我就从自己切身经历的角度写下这些，作为对他的感谢和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