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朱辉小说有一种蕴藉之美，这或许与他早先爱读侦探小说有关。

据朱辉讲，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上大学之前，他几乎读过所有翻译进来的侦探小说。爱伦·坡、柯南·道尔、埃勒里·奎因、威廉·柯林斯读得他心惊肉跳，欲罢不能。大学期间，又读到阿加莎·克里斯蒂。主人公波洛的大烟斗和帽子，至今仍以影像方式保存在他家的抽屉里。在我看来，侦探小说于朱辉小说技术的发育影响深远：侦探小说寻找线索、勘察现场，这使朱辉获得了极为敏锐、精微的“细节”捕捉能力；侦探小说追踪侦查、设置悬念，这让朱辉更为讲究对“情节”叙述的操控；侦探小说几近程式化的结局处理，经过朱辉的创造性转化，每每使其小说的“结尾”含蓄而富有张力。而所有这一切，均可视为来自早先阅读经验的丰厚的馈赠。读《英雄牌钢笔》，我依旧能感受到这样的审美韵致。

故事发生在一所普通乡村中学，时间大概在1976年春天。写一个四十多年前的故事，朱辉首先要做的就是召唤和编织邈远的记忆：由田野、麦地到河船、鱼鹰，再到三面环水坐落于半岛的安丰中学。记忆慢慢有了框架、有了空间。那时高中两年学制，忆绪如丝，飘进高二课堂：老师丢出的粉笔头，学生用的钢笔，同桌男女间那道用小刀刻出的分界线。记忆找到了落脚，获得了形状。有了细节的依托和凭借，记忆通过读者阅读最终获得完形。读到志国那管倍加珍惜的英雄牌钢笔，月娥的永生牌钢笔，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凤凰牌、永久牌自行车，记忆弥散开去，旧日时光不断充盈，被从遗忘的深渊打捞出来。

当然，对于一个爱读也写过长篇侦探小说的作家，无论他的叙述多么平实，你也不要放过那些看似松散、闲淡的字句，它们往往以遮掩的方式向你透露故事的走向：“春天的声音挡不住，无处不在。”由此，故事沿着两条相互交织的脉络铺展：回望一段不成型的情感；记述历史中一个极富孕育性的时代。这样，课堂上赵志国拿钢笔在纸上乱画，就显得异常耐人寻味：那不是写字，也不是画画，就是乱画。“他第一次没有想着手里的笔要省着用。半晌，他醒了似的瞪大了眼睛：他的桌上，他的面前，出现了一个古怪的图形，像人的侧影，像地图，或者像一只鸟。他怔怔地看着，拿着笔，满脸疑惑。”读到这段文字，有读者也许会想到《红楼梦》龄官画“蔷”，我还想起莫言小时候读《三家巷》，为区桃的死悲痛落泪，情到深处，“手不由己”在语文课本空白处写满“区桃”。这里的不同在于，龄官和儿童莫言的情感对象是明确的、纯个人的，而志国的乱画既是个人的，又是集体的、隐喻性的。朱辉经常强调小说要有“腰眼”。在某种意义上，这段文字就是《英雄牌钢笔》的“腰眼”。个人、集体乃至整个民族的“无意识”：对情感和未来的茫然、不确定，在乱涂乱画中得到了自然而直接的呈现。

志国和月娥同桌，月娥姐姐翠娥长得漂亮，志国哥哥志强觊觎英雄牌钢笔，要拿好笔给翠娥写情书。志国不反对翠娥当嫂子，但不喜欢还是“黄毛丫头”的月娥。在这个叙述脉络里，朱辉采用了“不可靠的叙述者”，在“闪烁其词”之间实施着不确定的修辞，用以书写二人之间半懵懂、半疑惑的情感关系。明言“不喜欢”，志国却故意越界引着月娥来敲自己；课堂上二人抢钢笔，最终导致钢笔掉落摔坏笔杆，月娥声言“不死我一定赔你一支新的”，志国回了一句很贾宝玉的话“你不要说这种话”。比较而言，月娥更主动，连借带抢，用志国的笔写给志国一张小纸条：“我们就要毕业了。”确定而又含混，似有说不尽的话在后边等着。其实，二人经常有眉眼互动，月娥两次偷偷拉拽的动作，流露了两人谁也不会承认的默契。对于二人之间的微妙关系，同学早就看在眼里。月娥添钱修好笔杆，大家起哄“完璧归赵”，顺带扯出“破镜重圆”；更有人在“学农田”恶搞：把“志国+月娥＝？”刻在小冬瓜上。对于这样一种情感关系，朱辉拿捏得恰到好处：志国抓起瓜，跑到河边，把瓜丢进了河里，“冬瓜在水面上沉沉浮浮，漂向远方。他的手上还留着毛刺戳的疼痛。月娥不哭了，惊异地看着他。河风强劲，像在耳边唱着奇怪的歌”。我想，志国的“疼痛”和月娥“惊异”，会让很多读者不禁抬头，去打量、去触碰自己情感记忆深处的“褶皱”。岁月已然久远，但它们依旧会泛出略显黯淡的光晕，让人心生怅惘。

小说还写了两个外来人：小戴和老马。

小戴是拍照片的，每逢毕业季都会来给大家拍照。小戴年轻，时髦英俊，也很会来事儿。老马是中年人，身材高大，肌肉发达，穿着尿素袋子裁改的裤子。老马言语谨慎，做事耐心周到。人们不知道老马从哪里来，也没人问他到哪里去。他四处漂泊，靠修钢笔维持生计。小戴开始有点儿看不起老马。然而，一场不期而遇的乒乓球较量，让老马把大家给震了。原来老马不是“凡人”，是省体工队“下放”的乒乓球队员。

朱辉知道，短篇对技术要求更高。在我看来，《英雄牌钢笔》技术之精湛，尤其体现在细节处理、叙述控制和人物配置上。短篇很难容纳、很难写出复线和复调，它需要作者像匠人打磨钻石那样，让同一个故事生出不同的意义的“折射面”，而又不留下“缝合”的痕迹。志国和月娥课堂上抢笔，引来老师的粉笔头，志国被命令站着，引出了跳动的乒乓球，并由此带出那时最普及的体育运动，同时，不声不响，为老马出场预备下一个“很厉害”的对手。就像好的侦探小说，无所不在的细节让情节的展开丝丝入扣。这些细节既可以召唤记忆，又能进行独立的意义解析。例如，无论是那管钢笔还是那只小冬瓜，善为精神分析者肯定会抓住不放，进行深度解读。但就叙述功能而言，由钢笔和乒乓球牵出老马，个人情感记忆和集体的时代记忆得以熔铸为一体。

老马让我想起两位英语老师。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县一中读初中，初一下半学期因病休学半年。别的还好说，可以补上，唯独音标自己学不来。英语老师很热心，把我叫到办公室，一个一个示范，让我跟着读，学舌看着容易，但不知是哪儿，总是差点事儿。

旁边有个文弱的老教师，扭脸对我说：“你看我嘴，咬自己舌头，要轻、快。”我认识这个老头，我家和一中家属院只隔道矮墙，平时和教师子弟玩在一起，从别人嘴里知道他的名字叫陈坚。陈老师戴眼镜，那时校园也要“深挖洞”，白天劳动一天，晚上起夜，不小心掉到洞里，镜片碎了，扎坏了一只眼睛。那次教我“咬舌音”之后，再没见过陈老师。据说陈老师有“历史问题”，“军调处”时期做过马歇尔的翻译，“下放”到一中当老师，起先教语文，有了英语课才教上英语。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给知识分子“落实政策”，陈老师到河北师范大学外语系做了系主任。

多年以后，我毕业到市里一所高校教书，父母跟过来帮着带孩子。一次饭后闲聊，父亲说：“上午在院子里碰到了一中张宝剑老师。张老师教过我，后来调这里来了，外语系副教授。张老师是‘高人’，给马歇尔当过翻译，那时是下放到一中的。现在退休了。”当时我只稍微打了个愣儿，并没往下追问。我也遇见过张老师，比陈老师还文弱，长得极像钱钟书，曲背弯腰，拄着拐杖。现在想来，我和父亲两个版本的“马歇尔翻译”，让事情变得不确定了：或者两个人都做过；或者一真一讹；或者“军调处”不止一处，有很多翻译，最后都安到了马歇尔头上；抑或，两个版本都是普通人的“高人”想象，是当时人们同情落难知识分子的一种特殊方式。要说的是，这里的“不确定”，倒让我对小戴有了新认识。小戴一般会被理解为陪衬，服务于对老马的塑造。但在此之外，小说对这个人物进行了更深的挖掘。在朱辉笔下，小戴和那时很多摄影师一样，他和他的照相馆，给暗淡的生活带来光亮，透露出人们对美的希冀。小戴性格恳直，对老马由轻视到折服，没有半点骄矜，不仅主动拍下老马打球的英姿，还放在自家照相馆的橱窗里，虽然抽球的手拍虚了。而志国后来在报纸上看到老马照片，正在代表省队打球，“手里的拍子一点也没虚”。这样处理肯定不是简单的技巧，借此，朱辉完成了“不确定”向“确定”的修辞转度，呈现了时代背后暗自涌动的生活信念。

近些年，有人提“里下河文学流派”，朱辉是其中代表性小说家之一。这个地域作家的创作是否形成了严格意义上的“流派”，肯定会有不同意见。但读过《英雄牌钢笔》，我看到了被视为“流派”旗帜的汪曾祺与后辈朱辉之间的传承。这种传承不仅体现在形式和技术方面，如一些自然段落或叙述单元用短的单句开头，叙述讲究“语言韵律”和节奏的变化等，而且还反映在文学观念上：凭作家的直感去书写人的生活信念和时代的脉动。《受戒》发表于1980年，篇名“受戒”，实际是写人性的解放。小说结尾，汪曾祺题注了一句很耐人寻味的话：“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这个“梦”可以理解为一段久远的情感经历，而四十三年后，在一个历史的转折期，去书写这段经历，无疑也意味着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期许。按时间推算，《英雄牌钢笔》写了四十六年前的一个梦，有个体的情感记忆，同时也交织着敏锐的时代感受和人对好的、合理的生活的信盼。

德国小说家瓦尔泽在自传体长篇小说《迸涌的流泉》里说过这样的话：“被回忆的并不是当时的事件，而是成为了以当下视角去看待的它，并且它很有可能还在不停地发生新的变化。新的当下所决定和判断的过去，绝不可能与曾经的当下相一致。只要过去不是当下，它就交织着对未来的期许。”瓦尔泽的话提醒我们：以小说回望过往、书写记忆，不能把“过去的未来性”轻易置入有意遗忘的盲区。

短篇，而能言大事、见人心，这是朱辉的力量，也是朱辉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