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故事”专栏 | 当阅读从爱好变成工作
开栏的话
应《文艺报》之邀开设“编辑故事”专栏，全不是我自己的意愿，而是凤凰文艺出版社和《文艺报》编辑的“合谋”。我一再含蓄推托，可他们利用我的含蓄一再动员，弄得我不好意思在含蓄之后又露出“狰狞面目”。
之所以不想开，一是因为自感能力不足。我从来没有开设过栏目，只知道熟悉的丁帆、王尧、何平在报刊开设专栏，他们都是名家，而我是鼠辈；二是因为我自感精力不足。即使不说自己是快60的人吧，也绝对可以说50大几了。精力不济在感染新冠之后更加明显，而几位策划者都是在我“阳”未转“阴”期间跟我交换意见的，我本来就虚弱，接到他们的邀请后就更感虚弱。
既开之则安之，我想先开一年再说。
至于栏目，我初步想设立如下几栏：1.名编说名编；2.做透一本书；3.转行做编辑；4.编辑甘与苦；5.选题论证会；6.作者与编者；7.一生做嫁衣；8.未能出的书。先大概想这些，等有了更好的想法，再丰富。好在没有太多干预，我可以随心所欲不逾矩。
本期时间紧，我偷了一次懒。“名编说名编”直接选用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原总裁陈昕追忆上海出版名家巢峰的文章。巢老是全国顶尖的出版名家，又是陈昕这位名家的“提携者”，符合“名编说名编”的栏目特点。译林出版社《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最近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这是译林社的历史突破，而这本书巨大的发行量匹配了它的优质内容，趁此我请责任编辑、译林出版社副总编辑陈叶写了她是怎么“做透一本书”的。而要落实“转行做编辑”栏目第一期文章，我自然想起了我的老部下、也是我招聘进来的江苏人民出版社曾偲编辑。我对她太了解，因为我曾交办了她很多项目，与她共同编过好几本书。请陈叶和曾偲来写，我算是“兔子吃了窝边草”——今年是兔年，不吃白不吃。
我诚恳邀请全国出版界的朋友为我主持的该栏目写稿，具体栏目也不局限于以上八类。为实现此目标，我将逐一拜访各大出版集团和出版社的社长、总编辑，请他们亲自撰写并推荐优秀撰稿人。全国的编辑如果看到这个栏目的报纸或公号，也请与我联系。我的工作单位是凤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职务是总编辑。
文章只写自己的事，不写别人的事。越生动、越有趣、越真诚，我越欢迎。我不喜欢读无感无趣的文章，假大空文章尤其厌恶。
——徐 海
一代出版家巢峰远行了
陈 昕
差不多在七八年前，巢峰同志就因病长住医院了。我退休后常去医院与他聊天叙旧，看着他的身体状况一年不如一年，心中尽是悲伤的情绪，只能默默地祈愿他延年益寿。噩耗还是传来了，一代出版家巢峰同志还是离开我们远行了。沉浸在悲痛中的我，拣出如下一些文字，回忆我与巢峰同志相交相知的点点滴滴，寄托绵绵不尽的哀思。
巢峰同志是我走上出版工作的引路人。
1977年，我从部队复员回到上海，被分配到上海市出版局组织处任干事，一年后经反复请求，组织上终于同意我到局资料室工作。我从1971年起即开始广泛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1975年后阅读兴趣逐渐集中到政治经济学领域。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上海市出版局资料室收藏有几乎完整的“文革”前出版的经济学著作，这对我来说简直是如获至宝，于是开始了长达一年的系统的经济学阅读之旅。之后，我也尝试做一些经济学的研究，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先后在《文汇报》《社会科学》等报刊上发表了《按劳分配不是按劳动产品的价值分配》《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内部存在商品生产》等多篇论文。这些文章引起了巢峰同志的注意。经过几次交谈，1980年巢峰同志将我借到上海辞书出版社从事《简明社会科学辞典》和《西方经济学名词解释》两部工具书的编辑工作，从此我走进了编辑出版这一神圣的殿堂。细细回想，在我的编辑出版生涯中，巢峰同志一直是我最重要的提携者。1981年，他约请我一起编写政治经济学普及读物；1984年，他指定我担任大型资料工具书《上海经济区工业概貌》的责任编辑；1993年，巢峰同志推荐我去上海人民出版社接其社长、总编辑的职务；1995年、2003年、2009年又先后推荐我担任《辞海》编委、副主编和常务副主编，参与《辞海》第五版和第六版的修订审稿编辑出版工作，等等。可以说，我在编辑出版工作中迈出的每一步都得到了巢峰同志的关心和帮助；而巢峰同志的学问和出版实践更让我受益良多。
巢峰同志是我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经济学界久负盛名，曾长期担任上海经济学会会长。他最重要的经济学论文，大多发表在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年代。他以独立思考的理论勇气、敏锐犀利的学术洞察、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对经济社会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例如《论生产力发展的动力》一文，针对当年理论界陈陈相因的“生产关系决定论”，大胆提出了“生产力中人与物的内在矛盾是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动力，而生产关系的作用只是生产力发展的外在动力”这一几近颠覆性的观点。
《谈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巢峰同志比较重要的一篇论文，是其1980年在上海经济学会年会上所作的学术报告摘要。那时我刚刚加入上海经济学会，巢峰同志的报告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联系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受的两次大的挫折，探讨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要求，分析了违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所必然导致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乃至经济危机，甚至会出现社会主义公有制变质的严重后果。基于此，他提出了“国民经济既要制定生产计划，也要制定生活计划”，“不仅要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还要合理安排好积累与消费各自内部的比例关系”，“实行体制改革，使公有制企业直接面对市场，对消费者负责”。在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尚处在拨乱反正的“阵痛”之中，巢峰同志就触及到了我国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实在难能可贵。
巢峰同志是老一辈经济学家中较早将消费列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学者，他认为：“消费是生产的终点，生产必须在消费中完成。”因此，“消费是生产的目的，背离目的生产就会导致经济危机”。他还对物价改革、企业竞争、技术协作与经济联合等经济学界“烫手”的话题提出自己独立、独到的见解。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看，巢峰同志的论文大多只是发现问题，而少有对问题背后的原因及其机理的分析；但是，这些文章毕竟抓住了当时经济社会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一些问题，掀起过激荡血肉的思想冲击，至今读来仍“余温”犹在。
巢峰同志以其丰富的政治历练和厚实的经济学涵养投身中国的出版事业，他曾执掌过上海辞书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这样的大社。理论与实践的砥砺催生了他在出版研究领域的不凡建树，他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引入出版研究，不仅率先提出了“出版经济学”的概念，还从实际出发确定了中国出版经济学的基本框架、核心命题、主要范畴，如图书的商品属性命题，二元价值的背离与统一，出版行业的组织行为特征，图书市场竞争的基本态势和规律。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如今，出版经济学在中国已得到学界的认可，巢峰同志开疆拓土的贡献不可轻估。
改革是当代中国出版业的主潮，几十年间大潮迭起，而他总是挺立潮头，成为中国出版改革最早的探索者和实践者。对于改革的终极目标，巢峰同志非常明晰，是实现两个效益的平衡、协调发展。对于长期困扰出版业的体制转型这一核心问题，他不仅有理论层面的深入思考，更有实践层面的大胆推动，从战略管理、市场运营、人力资源、企业文化等诸多方面，大处着眼，谋划布局，还具体设计了出版社体制改革的方向、路径、步骤，强调关键是塑造市场主体，激活竞争，建立客观、公正的绩效评估体系。他主持领导了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的组织重造、流程变革、绩效评估等工作。他熟知当代国际出版业购并、重组的外在趋势与内在动力，认定规模化、集约化是中国出版改革步入市场化的重要方向，但必须以产业思路来推动集团化建设，处理好行政推动与经济推动、“大船”与“小船”、横向与纵向、综合与专业、主业与他业、规模与效益的关系，尤其要处理好出版行政管理部门与集团的关系。他深知中国出版改革的艰巨性，一是传统体制、观念的惯性难以短期突破，出版改革出现诸多方面的“二律背反”的“疑难杂症”；二是新媒体的迅速崛起，人们的信息生活、媒体消费发生了巨变，图书供给与需求的平衡正在发生倾斜。2005年，他还提出了中国出版业出现“膨胀性衰退”的命题，强调要通过出版改革来解决这一问题，从而激起了业内热烈的讨论。
巢峰同志是当代出版家中的“帅才”，主持过一系列重大的出版项目。他目光远大，帘卷天高，是《辞海》《大辞海》这样的关系到全民族文化建设的大型文化工程的主持者之一，曾先后具体组织了四个版本《辞海》的修订编辑出版工作。他曾写过很多关于编辑出版《辞海》的文章，其中既有辞海的编纂方案、修订原则、稿件处理意见，也有工作报告、情况汇报，还有往事回忆，综合起来看，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大型品牌工具书编纂实践的典型案例。令人敬佩的是，从他起草的“《辞海》（合订本）处理稿件的几点具体意见”中，我们可以看到老一辈革命家夏征农和出版家罗竹风、巢峰等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出版精神。1978年10月，国家决定在1979年国庆前出版新版《辞海》。编纂新的《辞海》最困难的问题是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当时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相继召开，新的思想路线已经提出，但贯彻落实这条路线还存在较大阻力。一个个疑难问题提了出来，阶段斗争、路线斗争如何写，“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如何写，历史人物如何写，国民党以及台湾问题怎么写，苏修、美帝怎么写等等。在夏老、罗老的主持下，巢峰同志起草了这一文件，共八条三十九款，对上述这些疑难问题一一提出具体处理意见。这些问题现在看来已不成为问题，在当时却要冒极大的风险，不少同志好心地劝巢峰同志“勿为天下先，不要好了疮疤忘了痛”，当他把这一劝告告诉罗竹风同志时，罗老诙谐地说：“砍头不过碗大的疤，大不了再打倒。”这是何等可贵的出版精神啊。“八条三十九款”处处闪耀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值得我们这一代出版工作者认真汲取的宝贵财富。事后，国家出版局在《出版工作》上转发了这一意见，作为全国出版社处理书稿类似问题的基本准则。
（作者系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原总裁）
好书的生命力量
陈叶
2022年底，中宣部第十六届“五个一工程”奖公布，译林社《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获此殊荣。三年来，这本书入选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和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荣获2019年度“中国好书”、中国版协30本好书、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等数十个好书大奖。在获得瞩目的社会效益的同时，该书累计销量45万册，并实现了全渠道、多平台、立体式的多维度开发，成为了一个现象级的双效典范产品，充分诠释了好书所能展现出来的生命力量。
好书的生命力量，来源于作者和传主的灵魂相契。本书传主樊锦诗先生是德高望重的莫高守护人，作者顾春芳是风华正茂的北大学者。2014年，两位老师在敦煌相识相知。顾教授被樊先生坚守大漠、甘于奉献的精神所深深感动，樊先生被顾教授的才气和灵气所深深吸引。向来谦逊低调的樊先生，之前婉拒了许多为她立传的提议，却在顾教授提出做访谈的请求时，毫不犹豫地敞开了心扉。
在获颁“中国好书”荣誉时，樊先生深情地说：“我在敦煌待了五十七年了，见证了莫高窟的巨变，见证了一代又一代莫高窟人无怨无悔的奉献，我觉得自己有义务把莫高窟人的精神告诉世人，留给后代，为敦煌留史，这就是我做这本自传的初心。”顾教授充分领会了樊先生的这份初心，这本书无论是框架设计还是主题立意上，都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人物自传，它是一部新中国考古和文保事业的探索史、一曲波澜壮阔的敦煌乐章。顾教授用克制而精到的笔触，还原了一个真实而纯粹的樊锦诗：质朴、纯真、坚毅、高贵。因此，顾教授的写作获得了樊先生无条件的支持，主动要求将原先的访谈录变成她的唯一自传。当我们在一起为书名苦思冥想而不得时，顾教授脱口而出：“心归何处？就叫《我心归处是敦煌》吧！”樊先生赞许地望着她说：“还是你懂我！”作者和传主之间的心意相通、惺惺相惜，成就了这部独一无二的佳作。
好书的生命力量，来源于编者和作者的精诚合作。早在2016年，我们同北京大学叶朗先生主持的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洽谈项目合作，闲聊间无意得知中心正在进行中国人文学者访谈项目。顾教授和樊先生做了深度访谈，积累了20万字访谈稿。我们对此很感兴趣，便和顾教授商议以访谈录的形式出版此书。没想到在接下来两年间，樊先生和顾教授家中先后有至亲离世，虽然书稿已有雏形，但她们都无暇顾及，这件事只能暂时搁置，但我们始终保持密切关注。2019年年初，顾教授打来电话，告知樊先生有意把这本访谈录变成她唯一的自传。听闻此讯，我立刻带领编辑团队赶赴北京和两位作者见面商议具体出版计划。译林社在名人自传出版领域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和积淀，我们临行前紧急做了充分的选题方案和营销计划，还带去了很多参考样书。这一次见面，讨论非常充分也十分高效，编辑团队和作者们当场达成共识，这本书不仅是樊先生个人的传记，也照应着敦煌研究院的发展史，是守望莫高窟的一份历史见证。因此，要把她个人的命运和时代的背景结合起来，和一代代莫高窟人在大漠戈壁的艰苦条件下筚路蓝缕的保护、研究和弘扬的事业结合起来。这个基调的确定，为后面的一系列出版和营销工作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19年6月，第一个喜讯传来，《我心归处是敦煌》被列入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此时樊先生正和顾教授一起躲在北大的一个宾馆里，以考古学人的严谨态度逐字逐句地校稿。因为这是向七十周年国庆献礼之作，必须在当年“十一”前出版，等到作者正式交稿时，留给我们对这部30万字书稿的编校时间只有短短一个多月时间。我和陆晨希安排了一张精确到小时的出版计划表，夜以继日轮番校稿。同时，樊先生带领敦煌研究院的专家团队和顾教授一起也争分夺秒地同步审稿。在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些跟樊先生本人和敦煌研究院相关的新的重大事件，我们一边编校，一边跟进新闻，同步对文字内容做了实时更新。那段时间，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和两位作者通一两个小时的电话讨论书稿细节，编稿到了废寝忘食、不舍昼夜的地步。
虽然时间极为紧张，我们也没有放弃对装帧细节的追求。顾教授请资深摄影师孙志军老师专门为樊先生拍摄了封面照，又请书法界泰斗沈鹏先生为内封题写了书名。敦煌研究院赵声良书记亲自为腰封挑选了莫高窟第103窟《化城喻品》，青绿山水图完美地映衬出樊先生清雅的气质。在上百个飞天图中，我们为封底精选了敦煌学大师史苇湘先生亲摹的莫高窟盛唐第320窟“双飞天”之一，在哑光金的背景衬托下，飘逸灵动，余韵袅袅。敦煌研究院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和莫高窟美图，使得插图和文字相得益彰，尽显敦煌之美。
这段和作者们并肩战斗的经历，成为了我和陆晨希编辑生涯中最难忘的篇章，也让我们和两位作者的心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老中青三代人结下了十分深厚的革命友谊。
好书的生命力量，来源于宣传营销的深度推广。《我心归处是敦煌》是一部意蕴深厚的作品。围绕这一产品的特性，针对不同的受众人群，译林社营销团队和编辑团队紧密配合，确立了两种宣传路径。面向主流媒体，我们强调弘扬正能量，宣传以樊锦诗为代表的莫高窟人甘于奉献、勇于担当的崇高品质；面向大众市场，我们深挖人物本身的志业与爱情，宣扬光辉灿烂的敦煌文化。在营销的第一阶段，我们紧密围绕国庆、樊先生获得各项大奖等，做好不同的宣传文案，并且用新书发布会引爆热点。
从2019年9月底到10月初，紧随着这本书的上市铺货，一个个喜讯接踵而至：樊先生被授予“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被评为“最美奋斗者”，还赴香港和巴黎获颁“吕志和奖”和“中国学奖”……10月21日，我们在樊先生的母校北大举办了一场隆重而朴素的新书发布会，各大主流媒体进行了及时、深度报道，网络平台亦同步发力，这本书迅速冲上了京东和当当网新书畅销榜前三名，订单纷至沓来。
至12月底，各大年度好书榜单的助力使得营销工作进入第二阶段：渠道下沉，营销细化，走进校园。我们发起了向全国老师赠书的活动，老师们在课堂上的自发传播在孩子们的心中播下美好的种子，次年4月该书入选教育部《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2020年高考之后，“留守女孩”钟芳蓉以樊锦诗为偶像报考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的新闻成为热点，我们以代为鸿雁传书和转赠签名书的方式帮助钟芳蓉和樊先生、顾教授建立联系，以正面引导使其传为一段美谈，也间接推动这本书走入了更多家长的视野。
好书的生命力量，来源于创新模式的多维度开发。我们充分调动全社各部门的资源力量，从立项之初就周密计划，以“敦煌×樊锦诗”的IP模式来进行多维度打造，多版本纸质书、电子书、有声书、视频课等联动，实现全渠道、多平台、立体式开发。译林社数字出版中心联合“喜马拉雅”平台，与纸质书同步打造了《我心归处是敦煌》有声书，邀请到艺术家田洪涛老师深情演播，两位作者亲自录制发刊词，收听人数近200万人，入选了喜马拉雅有声书畅销榜及年度推荐榜单。我们还邀请樊先生亲自出镜录制了“敦煌八讲”视频课，以可视可听的形式更广泛地传播敦煌文化。译林社对外合作部充分发挥“走出去”的渠道优势，制订了详细的版权输出方案，积极推动本书参加各大国际书展。目前，本书版权已输出至土耳其、印度、印度尼西亚、埃及、俄罗斯和越南等国家。其中，繁体版获2020年度输出版优秀图书奖，印地文版入选“丝路书香工程重点翻译资助项目”，俄文版、土耳其文版入选“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
为了让莫高精神和敦煌之美走进更多小读者的视野，2020年我们适时推出了《我心归处是敦煌》青少版。青少版并非简单的简化，而是全新量身定制。青少版不仅在市场表现上迅速成为“小译林”系列的“领头羊”，还入选“2022年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出版物”、第30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少儿阅读节“献礼百年——红色主题儿童图书展”百种图书书目等。
如今，译林社仍在进行敦煌主题图书的垂直化、梯队化拓展，2022年10月，在《我心归处是敦煌》出版三周年之际，顾春芳教授以莫高窟为背景创作的少儿奇幻小说《敦煌灵犬》与小读者们见面。此外，她还陆续将新作《契诃夫的玫瑰》《寻香红楼梦》《中国电影的美学精神》等产品交给了我们。从一本书到一个产品矩阵，从一位作者到诸多专家联盟，好书的生命力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樊锦诗先生用“数字敦煌”的科技创新理念使千年莫高窟得到了永生，一本好书的生命力量，也能够在这些源源不断的创新融合实践中获得永恒。
（作者系译林出版社副总编辑）
当阅读从爱好变成工作
曾 偲
从开始做编辑的那一刻算起，我进入出版业已经快九年。九年，正好是义务教育的学年，是把一个懵懂的孩童教育为初步形成自我价值取向的青少年的法定年份。这大概正是一个隐喻，从业九年，我也逐渐从一个单纯的阅读爱好者变为一个有自己倾向和职业能力的阅读产品生产者。
从报社到出版社，从output到input
在做图书编辑之前，我是一名记者，终日奔跑在新闻现场，见不同的人、聊不同的事、写不同的报道。虽然这份工作让我与人直接连接起来，我也因为文字获得了许多赞誉，只是一页页报纸翻过去时，我感觉人生也随之翻篇。那时每天的行为模式非常固定：找选题、约采访对象、采访、写稿，周而复始，我陷入了一种长期输出（output）的状态，文字在键盘上翻转，而我永远在奔波。
做了两年记者，我选择休息一段时间，给自己放了长假，过了一个间隔年。那段时间，我囿于厨房与山川，靠着一些约稿赚点稿费维持生计，身心俱在流浪，唯有阅读这件事一直是确定的存在。
有些事真的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在我辞职半年之际，正在张家界的大山里，报社同事给我发来了凤凰出版集团的招聘信息。我完全没有犹豫，买了回南京的机票参加了一系列的笔试、面试。每一次流程间隔时间都很长，每当我忘记这件事时，又会有通知抵达我——恭喜你，进入下一轮。就这样到了2014年6月，我终于正式入职江苏人民出版社，成为一名图书编辑。
真正来到了出版社，对我冲击力最大的是工作模式的转换——从output到input。做记者时，我必须随时随地接受信息转换成新闻稿，每日截稿时间就是当天的“圣旨”——我在出租车上、马路旁、华山脚下甚至宁夏大山里的猪圈旁都写过稿。而在出版社，一切都慢下来了，我必须让自己沉静下来，认真地读每一个字，确保接收的信息无误，修改稿件时也必须做到心中有尺、笔下有度。出版社的工作是一份持续的输入（input）状态，编辑必须时刻保持学习的自觉，学习包括而不限于当下编辑的文稿本身、作者的研究领域、书稿引证是否正确、相关参考文献、学科最新动向与发展趋势等等。
责任编辑的“责任”到底是什么
做记者有记者证，做图书编辑也有图书编辑证。入职一年后，我如愿持证上岗，能真正在书上署名“责任编辑”，至于这个“责任”二字到底意味几何，我也是在工作中才逐步了解。
很多人确实对“图书编辑”的工作内容有很多枯燥或浪漫的遐想，比如认为编辑就是找错别字的；或者认为编辑就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新媒体营销兴起后，编辑又似乎成了朋友圈疯狂转发卖书的人。
编辑的工作到底是什么？我想用“产品经理”来解释最合适，编辑是为终端用户（即读者）服务，负责产品整个生命周期（图书编印发）的人。“责任编辑”之“责任”对于一本书来说，可以说就是负全责。内容上如错别字、知识性错误那固然是编辑的责任，形式上选择什么样的设计、达成什么样的装帧效果也是编辑的职责，印厂有没有如期交货、印装工艺有没有做到位还得编辑多盯着多交代，后续上市宣传选择什么渠道、用什么文案那也是编辑工作的应有之义……一本书里的每一个标点符号、每一滴油墨、每一张纸都是编辑之责任。
没做编辑之前，我自然也无法想象原来在出版社也会遇到提出要求“五彩斑斓黑”的甲方，也会有胡搅蛮缠而又自信文章天下第一的作者，甚至还可能和一些单位机构产生长久的拉锯……我常常自嘲，“声色犬马”这四个字，前两个字倒是没怎么见过，后两个字却是每天都在践行。可做编辑的幸福之处在于，当你拿到自己倾注心血、投入感情做的图书实体时，当你接收到来自读者的反馈时，一切都值当了。
做一本图书就好像朝虚空里扔了一个漂流瓶，你不知道它会抵达哪里，但你知道它一定会引发波动，也许将来某一天，这个漂流瓶又会带着别的信息回到自己手上。
我时常收到这样的漂流瓶。
在《我们深圳四十年》新书发布会的现场，我碰到了看到目录便轻轻吟唱的读者，那是因为这本带个人色彩的主题读物，采用编年体形式，每年的标题便是当年最流行的歌曲名；《退休后：50岁之后该如何生活和老去》出版后，我接到了来自新加坡华人作者委托亲友打来的电话，后来我们互通邮件，探讨国人的退休生活该如何规划；《中国古城墙》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参展，在《新闻联播》里一晃而过，我高中的地理老师看到了，等图书上市特地买了一套……更别说因为这个职业，我与许多作者成为忘年交，“90后”的编辑与“30后”作者battle起来，可一点不会气短甚至还会决不让步，于是有了《我与译林：半生书缘一世情》《面孔：1950—1980年代》《运河两岸有人家》这些融合了两代人趣味的图书。
一本书被看到、被理解甚至被误读，都有思想在流动，而编辑最终的“责任”就是不曲解地呈现作者的意图，甚或用编辑手段和呈现形式加上自己的信息。
作为内容从业者，永远面对“有无价值”的拷问
选择做记者和选择做图书编辑的理由一样，我喜欢和这个世界直接产生关系。作为内容从业者，永远需要经受的折磨是，你必须问一问自己：你在做的事情有没有价值，你的工作对这个社会是有意义的吗？不夸张地说，我时常陷入自我信任危机，特别是在不确定性激增的这三年，作为人文社科图书的编辑，免不了会想：我们出这些书有用吗？既不能治病，也不能充饥，看多了还惹人胡思乱想，摆在哪都占地方。最终还是读者给了我们勇气，还有人在买书，还有人在给出评价和感受，还有人会找到我说“喜欢这本书”，还有人会追着新书预告问什么时候出版……这些来自读者的善意，确证了我们不是在做无用的事。
做编辑带给我的是什么？是一份获取劳动报酬的工作，一个能与人发生思想连接的物质载体，一种终身学习吸收未知的通道；甚至它还给我带来了一些不可逆转的习惯——让我精神和躯体都十分“突出”——信仰科学与知识，以及承受腰椎间盘突出症带来的疼痛。我正是躺着写完了这篇稿子，但身体可以躺平，而精神永不。
（作者系江苏人民出版社副编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