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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雪最新长篇小说《激情世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本访谈邀请哲学家邓晓芒，就残雪的创作实践与哲学内涵等问题答问。其中提到，残雪作为一个“新实验文学”的底层作家，将日常人生和文学创作融为一体，在最平凡的生活中寻求最美的文学理想，以中西杂交的纯净的现代汉语表达着中国传统的物性隐喻。

——编 者

任 雯：作家何立伟曾说，全世界读懂残雪的人，只有一个半。其中一个是残雪自己，半个是您。您怎么看待这个评价？

邓晓芒：我对残雪小说的阅读之所以能够初入门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是从哲学理解进入残雪的文本的，而残雪的文学本身就带有极浓厚的哲学含义，没有一定的哲学修养是进不去的。也许这个评价需要修改的是，即便残雪本人对自己作品的理解也是一个过程，她自己就常把写作当作一条自我探索和自我认识之路，并不是一开始就完全“懂”的。

任 雯：生活中的残雪和我们小说中读到的作者形象相近吗？您认为残雪的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是她的自我的化身吗？为什么？

邓晓芒：应当说，残雪在生活中的形象和小说中的作家形象是非常一致的，因为她的写作就是她的日常生活，例如，她可以随时放下手头的写作而处理日常事务，然后又继续写作，不需要任何过渡；而她的日常生活在她心目中是具有文学性的。当然，如果你把两者从外部形象上强行分割开来，感觉一个生意人（裁缝）与一个作家无法联系起来，你就不可能理解这种一致性。但残雪真的是一个底层的作家，即便成了作家仍然是底层的。她不但善于描写底层小人物的形象和心理，而且颇为欣赏这些形象和心理，因为不论多么低俗平常，她都从中看出了某种高级的、属于全人类的美的心灵图案。

任 雯：残雪近两年集中出了两个短篇集《少年鼓手》和《西双版纳的女神》，每一个故事都像一个绮丽隐秘的梦境，出现其中的人物职业、身份、趣味每篇都很不一样，但他们的精神世界却有共通性，这种共通性造就了她短篇小说的独特气韵，您认为她的短篇小说最独特的方面有哪些？这反映了残雪创作上怎样的美学观和哲学观？

邓晓芒：这两本书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同一个主题：寻根。但与上世纪80年代的“寻根热”不同，这里的寻根不是回到过去，而是像《少年鼓手》中那样为过去举行葬礼，并借此“找出活下去的理由”。路先生在50年后返回老家去寻找当年关于少年鼓手的美好记忆，最终通过参加已成为葬礼策划人的前鼓手芦先生所操办的葬礼而沟通了生死两界，并借此跨越了人与人的界限。他感到这位芦哥“就是我自己”，对少年鼓手的记忆“就是我自己的记忆”，“两个就是一个”。寻根的结果是，从人类记忆的连贯性来看，全人类也都是“一个”。寻根不是寻找某种特色，而是寻求一种共同人性，并将其融合于任何特色之中，这就是残雪的寻根与所有其他寻根派的作者都不同的地方。

《西双版纳的女神》中的昭则试图到这片神奇的热土去寻找生活的原生态，但一开始很不适应当地过于旺盛的“地气”，忍受不了那纷至沓来的蚊虫蚂蚁的攻击，只好从平房搬到25层高楼上。但这样一来，他又因远离了地气和低层住户而感到寂寞，不由得怀念起原来住的平房来。可是这时平房里已住进了一位带着一头凶猛黑熊的神秘女士，这位叫“密蒙”的女英雄，尽管受到众人的关注和窥视，却很少露面，出来也总是戴着黑色面罩。人们说她带来了某种“杀气”，也就是对于原生态“地气”的否定。这引起了昭的强烈好奇，并感到自己被带入了“另外一种地气”。正是这另外一种地气不但使昭心驰神往，也使那些习惯于“夜游活动”的男人趋之若鹜。但当他们夜里终于到达那间屋子时，发现这间屋子里的女神早已不知去向，只有那只黑熊在为失去女神而哭泣。这时昭开始怀念起那些当初被他嫌弃的小动物们来。经过这一番追求，他也和邻居文山一样，适应了这里的地气，成为了地道的“西双版纳人”。整篇小说可以看作残雪文学理念的一个隐喻，从当年的“寻根”到对理想的追求，最后发现这理想其实就扎根于原始的地气之中；但又只有通过否定这种地气，从高处回顾自己的出发点，才能悟到西双版纳蕴藏在地气之中的真正的文学之美。

任 雯：很多人在阅读残雪的作品的时候，都会注意到作品中几乎无处不在的隐喻。这种隐喻扩大了文本的表达范围，极大程度上增强了小说的哲学意味，在您看来，残雪对哲学浓厚的兴趣是受哪些因素的影响？

邓晓芒：根据我的语言观，隐喻或修辞是语言的本质结构，就连被很多人视为语言之本的逻辑和语法，包括概念，其实都是隐喻固化的结果。所以与其说隐喻扩大了文本的表达范围，不如说隐喻还原了语言和文本的真相，这不是一个语言学的问题，而是一个语言哲学问题。我在最近完成的《走向语言学之后》一书中就阐明了这一观点。残雪的哲学兴趣是她自己自发产生的，起因于我们家当年“无书不读”的氛围，但开始时并不专注。后来读了我对康德三大批判的翻译及解读，才上了“道”。她在哲学上是有自己独特的观点的，也结合自己的文学感悟作了独特的表达。但她的哲学兴趣似乎还没有转到语言问题上来。我自己的“语言学转向”也不过是近几年的事，没有和她作深入的讨论。

任 雯：您怎么看待残雪在创作上对“新实验文学”的坚持？您认为这种风格的创作会成为未来的主流吗？

邓晓芒：残雪的“新实验文学”不是坚持不坚持的问题，而是她就长成这样了，要改换是不可能的。她把自己的文学命名为“新实验主义”，不过表明了她对文学本身的理解，即文学就应该是“实验性”的。所谓“实验”，按她自己的说法，“三四十年的创作都是身体先行，理念就在身体当中”。她发现这种不断深入的实验和探险其实是一切真正不朽艺术一脉相承的本质，她自己的创作则只不过是承接了这一传统艺术精神的血脉而已。因此她后来的命名常常也称“新经典主义”（“新古典主义”）。至于说这种风格是否会成为“主流”，我会说“实验文学”从来都是主流，因为它表现了一般文学的本质，也正因此它是“古典”的；但加上一个“新”字，这就难说了，每个作家的创新都是不同的，如果成为大家都可以同样追随的目标或“主流”，这决不是好兆头。

任 雯：残雪新出的短篇集《西双版纳的女神》在豆瓣上的评分是8.8分，这个评分在文学类的书籍中比较高。现在也能看到小红书等平台上有年轻读者讨论她的新作，您怎么看待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喜欢残雪的作品？这是否说明残雪的创作是符合当下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的？

邓晓芒：当前时代是一个互联网越来越占据精神文化生活的主流地盘的时代，年轻读者比起我们当年只能阅读纸质文本来，他们的选择余地更大。在看惯了传统的、经典的和容易理解的文学作品之后，总会有一部分读者开始转向更加高深的、比较难以理解的文学趣味，尤其是那种可以带给他们一种新型世界观的富有哲理性的文学作品。当现代派和先锋文学经历过潮起潮落之后，人们发现残雪是一个不受潮流影响的异类，几乎所有的魔幻都已被“驱魅”，唯独她的小说似乎还越来越有魅力了。残雪的“现代派”或“先锋文学”骨子里不是舶来的，而是中国这片土地上受到全球化时代的雨露浇灌而土生土长起来的。这种文学以不同寻常的精锐的眼力刺透了人性深层的幽暗，总能让人耳目一新。这也许就是当代那些接受能力强而又倍感饥渴的年轻人对残雪文学感兴趣的原因吧。至于这是否说明残雪的创作符合当下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这个要看，只能说，她的作品符合当前最能思考也最愿意做精神生活上的深层次思考的人的需求。这样的人显然不可能很多，通常都是一些年轻的阅读爱好者，他们渴望在纯文学中寻求一种精神上的新视野和新维度。

任 雯：残雪的新长篇《激情世界》您读了吗？对这部作品的理解是否可以分为两部分，一个是经验的世界，另一个是意志的世界，这样理解对吗？残雪将这两个世界的界限模糊了，导致了读者可能无法找到一种合理的位置去阅读，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邓晓芒：刚刚读完。我的第一感觉是，这部小说和残雪以前的作品好像不同，接近于传统写实主义的风格，几乎没有读不懂的地方；但熟悉残雪作品的人不会为这些表面的日常叙述所迷惑，而会去发现其中所隐藏的“反常”之处。例如，尽管书中每个人物或每对恋人的爱情生活都各不相同，但你仔细品味，会觉得每个人物性格大体上有种“雷同”。小桑、小麻、寒马、雀子和后期的悦、黑石、费、仪叔、晓越和李海，都不能用现实主义的典型性格来评价。或者说，作者的意图并不在于刻画人物性格，她的主题是人物通过文学而深达灵魂中的相通之处。打个比方，这里的主题不像绘画，倒是更接近于音乐，这些人物如同一首乐曲中互相呼应和共鸣的音符，每一对恋人就像是乐句中的一问一答，最后总合为一场多声部的合唱，整个贯通的旋律则奔向一个被反复加强的主题，这就是真正的文学对人的灵魂的拯救。因此，“鸽子”书吧其实是一个理想化了的群体，他们的内心从上帝视角看也许是透明的，这极其真切地触发了读者以他们自居的体验冲动和身历其境的亲身感悟；然而实际上，这些心理活动的内在韵律又像看不透的“网”一样无形中支配着他们，使他们的每一次决心或行动都像是一场冒险。如同黑石说的：“为什么我不投入进去？要有行动，才能真正懂得自己的那颗心啊。”从这个角度看，所有这些爱情的描写都不是就事论事地反映当代青年的现实风貌，而是合起来构成一个巨大的隐喻，象征着一个由“激情”构成的“世界”。换言之，书中的激情就是精神创造的象征，文学和诗性的语言实践在对恋人的抚摸、亲吻中获得动力，打穿了人际之间的隔膜，使动物性的行为本身成为了精神性和人文性的，实现着人与人在灵魂最深处的沟通。残雪说，“新经典主义”的最高哲学就是精神和物质的同一性，但这种同一只有放在文学实验中才能展示出来，因为在文学中就像在热恋中一样，两个人成了一个人。全人类在终极的意义上也就是“一个人”，只要有文学的眼光，我们在他人身上看到的都是“自己”。所以在小说中，我们很难截然区分出哪些是现实的情感冲突，哪些是超现实的奇思妙想。文学创作和文学阅读本身就具有身体性或肉身性，就是和性生活一样的感性活动和肉体活动。残雪的这部最新小说是她整个创作生涯一直都在追求的目标的最精彩的体现，即要让物质本身以其最原始的形态直接体现出人的最高级的精神。

任 雯：残雪曾说：“因为我的方法和其他作家都不同，我很谦虚、很努力地想去理解、认识西方文化，并且将其很好地同中国文化结合起来，老老实实做了几十年的工作。然后把我作为中国人的优势在西方发挥出来了，所以他们觉得我的作品很新奇。”这里的中国文化、中国人的优势是指哪一方面？

邓晓芒：残雪这里说的“中国人的优势”，我理解并不是指中国人天然的优势，而是指中国人在现代生活中由于融合了西方文化而展示出来的“杂交优势”。例如说现代汉语，这是自“五四”新文化运动或“白话文运动”以来好几代中国作家和翻译家千辛万苦经营起来的。现代汉语吸收了西方的语法、逻辑和标点符号之后，就把自身的那些以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尽可能多地表达出来了，而这些中国元素在西方本来是闻所未闻的。现在不但西方人感到惊奇，就是中国的评论家也都觉得匪夷所思，已经有人指出，虽然残雪的文字极其平实、简练和干净，甚至从来不用生僻难认的字，但其表达的意思却是那么惊世骇俗。残雪通过创造性的文学实践而把暗示变成了某种可辨认的结构、图案，或某种令人闻之起舞的旋律。《易经》中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残雪则是把这个“象”也以现代汉语的“言”的方式构造出来了，她是“以言立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