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城”叙事模态新变的潜力
“我城”这个词语的内涵并不复杂，它标示的是写作者与他生活、描写的城市间的一种水乳交融、难以分隔的依存关系。对于一个土生土长或是长期生活在城市里的作家而言，“我城”是他们最为重要的生活空间，这里的地理,形貌与景观、历史源流、人群特有的气质脾性与嗜好、群体记忆、稍纵即逝的感性印象，以及飘浮在城市内外的氤氲气息都构成了“我城” 不可或缺的元素，在作家心灵中打上了难以抹去的烙印，并以各种形式浮现在作品文本中。
我们现在讲的城市叙事，通常指的是近代工业社会以后涌现的产物。前现代时期，在欧洲和中国也有着众多的城市，但当时还无法孵化出近代意义上的城市叙事。中世纪的欧洲，在11世纪后众多城镇纷纷兴起，城镇的繁荣也带动市民阶层的兴起。中世纪文学中有很多幽默小故事，便生动地展现了市民阶层的情感、智慧和日常生活。在中国，从晚唐五代到宋元，城市中出现了众多的说书人，说书的底本便成为后代话本小说的鼻祖。
18世纪末期兴起的工业革命催生了大批城市，这些近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形成和发展的原动力是机械化大生产和全球化贸易，正是在这一点上它们和古老的城市划清了界线。在近代欧洲文学中，许多作家的写作跟特定的城市捆绑在一起。伦敦是英国小说大师狄更斯最重要的描绘对象。他跟伦敦有一种特殊的亲缘关系，他只有在伦敦才能顺利地写作，一旦伦敦喧嚣的人流不在眼前，他便无法写出现代都市澎湃奔腾的活力。
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左拉和巴黎之间的关系也是密不可分，巴黎作为19世纪欧洲大陆首屈一指的都市，在他们的作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回到20世纪的中国新文学，在众多的作品文本中，城市和乡村的形象长期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这一对立不但表现在作品文本展示的具体内容上，而且实际涉及伦理价值评判。乡村和城市不但地理环境与空间形态不同，而且置身其间人们的价值伦理和世界观也各各不同。乡村，除去其具体的与自然节律相吻合的生活方式，它有意无意间被赋予一种道德含义，经常与纯朴、正直、高尚等完美理想的人生境界相勾连；而现代工业化的城市则跟堕落腐化、欲望的深渊等负面评价相联系。1930年代以新奇的写作风格登上文坛的穆时英在其代表作《上海的狐步舞》中开首便写道：“上海。造在地狱上的天堂！”师陀创作于1940年代的《结婚》以年轻知识人胡去恶在上海这一欲望的深渊中毁灭的悲剧，展示了城市与乡村间的对峙。城乡形象的这一对立在文学创作中一直延续至今。路遥1980年代初期的作品《人生》也承续了这一脉络，主人公高加林厌弃乡村生活，进城市后抛弃他原有的恋人刘巧珍，最后受到惩罚。从这种情节设置中不难发现上述母题原形的复现。
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快速进展，如今约60%的国人居住在大小不一的城市社区中。文学中的城市叙事已悄然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更为细致、深入地书写他们生活的城市，孵化出五彩斑斓的“我城”故事。然而，在看到城市叙事的积极变化时，也不能忽视它的种种短板：和历史悠久、丰茂繁盛的乡村叙事相比，城市叙事还处于弱势，少有能与莫言、贾平凹等比肩齐立的名家大师。因此，都市叙事还有很广阔的成长空间与潜力。下面我将从叙事模态这一角度来探讨都市叙事的发展前景。
“模态”原本是一个物理学术语，它标示的是某个结构系统固有的振动特性。而文学批评中的所谓“叙事模态”，力图揭示叙述文本这一复杂结构系统的运行特性，即文本内蕴的叙事方式、氛围、肌理组织、艺术风格等元素在叙述的动态推进过程中，如何互相依存、勾连，如何随着叙述的推展而呈现出诸多共振，并最终决定某一特定叙事文本的美学风貌。我在这里之所以没有采用“叙事模式”这一更为常见的术语，主要是因为叙事模式这一概念偏重展示叙事文本中的技艺和手段，它的外延较为狭窄，不像叙事模态这一术语能触及叙事过程中的更多因素。
从叙事模态的视角分析，在当今涌现的许多“我城”叙事文本中，可以发现在先前诸多乡村和都市叙事文本中占据显要位置的人物间的对话出现了大幅度缩减，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对人物内在意绪情态的展示在显著增加。在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包括《红楼梦》等四大名著）中，人物对话占据了很大的比重，从某种意义上说，很多作品大体上就是由对话构成的。这一特性在中国20世纪叙事文学中依旧有着很大的影响，张爱玲的很多小说便是最为典型的例子。金宇澄的《繁花》也沿袭了这一对白至上的传统。叙事文本的这一特性并不单纯是作家的技巧所致，更重要的是来自当时社会生活方式的投射。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由千千万万人际关系异常紧密的社群构成的庞大整体，群体至上的价值使个人的价值与地位一直屈居于相对边缘的位置。在这样一个没有现代通信联系方式的宗法社会中，人际交往非常密切，而且是以面对面的交往为主，它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在乡村社会或者人际关系紧密的社会组织中，叙述作品集中描绘的常常是家人亲属几代人之间的恩怨情仇。20世纪中国小说常以此为基础，以几代人之间的悲欢离合为主轴，把个体镶嵌在家族命运的框架当中，而家族命运又与整个国族命运相呼应。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便是一个典型。
这部作品以陕西关中地区白鹿原上白、鹿两家几代人的命运遭际，展现了晚清到新中国成立长达近半个世纪的世事沧桑。它不仅仅是白鹿原一地人们之间恩怨情仇的展示，而且也是整个国家命运的史诗性写照。在这一宏大强势的家国叙事模式中，小说对主人公白嘉轩等人物的内心世界虽有所触及，但并不详尽细致，更无从构成相对独立的个体精神叙事。
而在现代都市中，现代通讯工具和传播手段日益使人们摆脱了面对面的交往，以对话为主体来构造叙事文本变得难以为继。大都市的社会是一个由陌生人构成的世界，在传统社会形态中缔结的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无法在此复制。当外来人口源源不断地移入新的城市当中，个体与他的原生家庭、亲戚网络之间的联系被无情切断，他变成了孤零零的原子化的存在。
现在要探究的是，如果城市的人如今更是作为一个孤独的个体，那么，现在“我城”这一叙事，其动力究竟在哪里？原有的传统家族联系、人跟人之间的紧密关系被疏远、稀释之后，个体内在的精神动力和追求，就成为“我城”叙事中主要的描写对象。而叙事的动力，必然是来自个人生活的挣扎和追求，它不再依恃于繁密的人际交往，更多呈现在个体的精神世界中。对诸多人物的生命活力，及其内在的生命意志的展现，都是不可忽略的重心。如果缺乏对人物生命意志与外部世界痛苦冲撞的描写，那么，整个文本也会缺乏一种应有的活力。
但是，这样一来，是不是意味着对话在新型的“我城”叙事模态中不起任何作用？细思之下，人与人之间的直接对话在当代“我城”叙事中不再像古代小说那样，在整个叙事模态中起到推展、构建情节的枢纽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在新型的“我城”叙事中会全然消失，只不过占据的比重不再那么大，常常以零散的状态分布在作品的各个部分中。而先前依附、从属于对话的个体心态意绪等精神活动则成为叙述的主体，在文本中的篇幅大幅度增加，它对情节的设置与推展，以及整部文本的审美风貌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成为叙事模态中的主宰性元素。
各个人物间的心态意绪在文本中并不是孤立、互不相关的存在，它们之间互相勾连、渗透、交叠，甚至发生硬撞，这样便形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对话。这种对话发生在心理层面，构成了人物之间内在的对话，我们可称之为“精神对话”。路翎写于1940年代的史诗性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便是一个典型，尽管这部作品并没有专注于对都市生活的描写。
胡风在评价这部作品时敏锐地察觉到：“路翎所要的并不是历史事变底纪录，而是历史事变下面的精神世界底汹涌地波澜和它们底来根去向，是那些火辣辣的心灵在历史运命这个无情的审判者前面搏斗的经验。” 这一特性集中体现在小说对蒋少祖、蒋纯祖兄弟精神世界的展示之中。蒋少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弄潮儿，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社会地位的提升，当年激进的热情开始消退，迷恋起中国古老文化悠远静穆的神韵和气象。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弟弟蒋纯祖。他的精神世界可谓斑斓驳杂：青春的热情，对旧世界激昂的反抗，肉体的苦闷和迷醉，精神求索的亢奋与绝望，沉沦的沮丧与痛楚……这众多内心意绪的元素构成了《财主底儿女们》的另一叙述层面——内在精神的叙述。可以说，个体的精神活动已不仅仅是情节事件的衍生物，不仅仅是他们艰难的成长历程的附属品，它在文本中肆意膨胀、扩展，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世界，成为叙述推进的主要驱动力量。
生活在特定社会中的个体，无论其内心的思想情绪等精神性因素多么独特，都不是存在于真空中的，需要与外部世界交流，才能保有生命活力。在一部大型的叙事作品中，一个人物与其他人物在思想意识、精神价值取向上的“对话”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叙述推进的内在动力。不同的意识心理等精神元素，或相互赞同、钦佩，或相互敌视、冲突，交织成一部雄浑驳杂的交响乐章，正如巴赫金所说，“思想只有同他人别的思想发生重要的对话关系之后，才能开始自己的生活，亦即才能形成、发展、寻找和更新自己的语言表现形式、衍生新的思想……”
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设想，不同人物精神活动间的对话有可能成为未来“我城”叙事模态中的主要元素。它们不是像传统小说中那样发生于人与人面对面之间，而是各个人物的精神、思想、情绪在叙事网络中交织，并构成叙述发展的驱动力。昔日人物间对话变成不同心灵间对话，由此作品整体的叙事结构与推进方式得以重构，并呈现出能最大限度凸显现代人生活特性的叙事风格。
当然，这是一种相对理想化的设想。在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尽管不少作品程度不一地展现了诸多人物纷繁复杂的内心思绪，它们之间也构成了某种“精神对话”，但这并不能保证整部作品在艺术上的成功。在原有的叙事模态中，一旦人物间的“精神对话”被放大、凸显，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显著位置，就会导致都市叙事文本外貌上的醒目改变——小说的叙述变得更为内向。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作品对外部世界场景的摹写效力，而对五彩斑斓的外部世界展示的萎缩，有可能使叙述文本的肌理趋于干涩、枯萎，甚至只余下人物众多飘忽不定的内心意象。如何在叙述文本中提升“精神对话”权重的同时，兼顾外部世界的生动展示，并在其间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是当代作家创作“我城”叙事时不可回避的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