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的批评观

随时观察，随时思考

汪雨萌

我父母对我非常严格，尤其是我的父亲。我小的时候，他有一种特殊的教育方法，我现在把它称为“散步教育”，就是每当我犯了什么错误，或者思想上出了什么“问题”的时候，我父亲都会带着我一起散步。散步的时候他总在不停地说，从我的错误和问题，说到做人做事的方法，再说到他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滔滔不绝之后，我父亲会突然说：“你把我今天讲的主要思想归纳一下。”并且提问：“我刚才在那个拐角的地方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是什么？”这谁能记得！我能记住拐角，就记不住话，记得住话，自然就不会注意那个不起眼的拐角，但我父亲不是，他都能记住，并且要求我也得记住，他一直在思考，但他从未忘记对身边日常事物的观察。

拜他的“魔鬼训练”所赐，我从小练就了一身随时观察、随时思考的本领，并且毫无疑义地接受了他对日常生活的高度重视。我留意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拐角，并且时时刻刻思考这个拐角的意义和价值。如果要说我的批评观的话，批评对我而言就是我对日常生活观察与思考的出口。在我看来，文学与日常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是同构的，它们在我眼中都是文本的一种形式，可以经由我的目光与思维进行拆解、归类、对照，并最终产生意义。不论面对何种文学文本，我对它进行分析的最终落脚点可能都会落在个人具体生活的层面，不论是物理的生活，还是精神的。我同意略萨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中的观点，文学文本不一定是在复刻日常生活，但它一定在关注日常生活中那些你并不会发现和注意的角落与褶皱，建立起令人惊叹和诧异的文学作品。因此我认为对文学文本的解读离不开个人的日常经验，而文学文本又在拓展着你无法涉及的日常世界，用现在流行的话语来说，就是每个人都离不开自己的信息茧房，但对日常生活充分的观察能够从内部撕开茧房，而对文学文本的阅读，对他人生活的观察则能从外部照亮这个被撕开的缝隙，思考与批评就在这个缝隙或洞口展开。因此无论是严肃文学、网络文学，还是长视频、短视频、公众号，都是我非常感兴趣的领域和重要的观察窗口。

2018年起，我进入上海大学创意写作专业工作，这又是我批评生涯的重要转折点，在这里，我不再是一个“批评家”，而是一个从事写作教学的教师，这不仅仅是身份的转变，更重要的是给我提供了新的方法与视野，我第一次从创作者的视角来观察文学，它对我的吸引力已经不在作品本身，而是让我观察作家对作品中每个物件的安排、每个人物的设计、每句对话的设计与每个词语的推敲。这让我看到了我之前未曾注意过的文学风景，也让我对所谓细微褶皱的理解更为深刻。最近一段时间，我对散文这一文体观念的流变产生了兴趣，作为与日常生活最为接近的文体，它对作者的观察力、思考力要求是很高的，它不仅需要看见日常生活，更要思考日常生活，理解日常生活的思想史、生活史价值。在我翻阅《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散文卷，翻阅市场上所流行的散文选本时，在关注自觉创作意识的公众号散文作者、短视频作者时，看到了写作者与选文者的狭隘与困难，以及他们正在尝试的突破方向。这将与散文的未来息息相关，也与我们能不能维持、丰富、保卫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文学批评的从业者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目标，有人致力于创生新的文艺理论，有人致力于梳理文学史论，有人致力于建设批评为创作的一种特殊形式，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而我却没有那么远大的理想，我只想成为透过文学看见日常生活的一双眼睛，我只想要能够通过我的笔，写出我所能观察、思考的那个墙角而已，墙角有青苔，有石灰的颗粒，有孩子甩上去的泥点子，还有自行车把手、汽车后视镜蹭出的白道道，这些都是这个时代、这个世界微小的，但值得注视的刻痕。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22年第4期

批评家印象记

小荷才露尖尖角

——记汪雨萌博士

栾梅健

大概是2010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我刚从江湾游泳馆锻炼出来，就接到了汪政兄的电话。他说：“闺女在复旦本科毕业了，最近在选导师，就你带吧？”当时，我没有任何迟疑，就一口答应了。一则，汪政与晓华是文坛有名的夫妻档评论家，有这样的家学渊源，指导起来自然轻松；二则，又与复旦的具体情况有些关系。复旦中文系每年招收八九个现当代文学方向的硕士生，而本系推免直升的有四五个。而这四五位同学又必须是全系近百名应届本科生中绩点排名在最前的几个。记得有一次，当时还在担任中文系主任的陈思和老师在谈到复旦招了许多“文二代”时说道：“南京来的两个都不错。”这“两个”，一个是指叶兆言的女儿叶子，另一个就是指汪政的女儿汪雨萌。

兵家儿早识刀枪。2009年，当时本科还没毕业的她就在核心刊物《小说评论》上发表了长篇论文《于遗忘处开始书写——评刘醒龙的长篇小说〈天行者〉》。这年她才二十一岁。这是她正式走上文学研究道路之始，同时也使她在强手如林的复旦中文系同学中脱颖而出，顺利进入硕士研究生阶段。当时我想，有着如此条件与基础的学生投在门下，作为导师，不仅是轻松，而且是幸运的。

果然，汪雨萌三年的硕士学习相当优秀。她在《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先后发表了《朱辉论》《〈独唱团〉：关于理想的课堂作文》《史铁生研究综述》等论文，在同届研究生中出类拔萃。于是，很自然地到了是否要进入博士阶段学习的问题了。

不过，当她提出想跟着我继续读博士时，倒是有些犹豫的。

这倒不是因为申请复旦读博的考生众多、她的研究潜能有问题，而是有点担心女博士生的个人问题。有一次，一位分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在会上说，最近每年进复旦中文系的本科生中女生比例超过了百分之八十，而在那百分之二十的男生中身高达到一米七的只有个位数。这真的让许多有女儿进入了名校的父母倒吸一口凉气。本科难，硕士更难，而博士？于是，有一次在办公室，我装作不经意的样子问了一句：“有男朋友了吗？”她倒一点不害羞，大大方方地承认道：“有了。”这真是太好了！随即，我说道：“那就来读博士吧。”后来的2014年，复旦举行范小青作品学术研讨会，在卿云宾馆，看着汪雨萌与男友恩恩爱爱的样子，范小青轻声说道：“汪政的这个毛脚，蛮好的！不知道当年为什么还有人不同意？”有人不同意？是现在年轻人不懂礼数，没有及时送两瓶名酒给长辈感谢养育之恩？还是外人觉得男孩子学历不够名牌？前一阵，外系一个女生的追求者，辛辛苦苦从上海西南的某“985”大学赶过来，在南区门口，一束玫瑰花硬是没送进去。这位女生说：“高考差了十二分！还是看看再说吧。”唉！这就说远了。

博士与硕士阶段的学习，其实是有着本质差别的。博士论文要求有原创性的观点，字数一般都在十几二十万字，远非硕士论文可比。而能够在三四年的学制中准时完成学业、取得学位的学生，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只有百分之三四十。在考虑博士论文的方向时，我征询她的意见。她说打算做新时期以来小说中的家庭婚姻问题。应该说，这是个好题目。新时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形态的变化与思想观念的裂变，在家庭婚姻问题的描写与揭示方面确实出现了巨大的转型，值得深入探讨。但我也觉得题目太大了，作家、作品不计其数，读博期间完成起来比较吃力。于是，我建议她能否找个小的切口，比如一个作家群，或者一个作家进行研究？甚至我还启发她：范小青、王安忆、池莉？

按理，当导师将学生的题目大幅度缩小时，学生往往会强压制住内心的兴奋而故作遗憾地说：好吧，等博士论文做完后再接着做。但没想到的是，她还是坚持自己的主张，力图在一个时间的跨度中来展开她的论题。我有些吃惊，也有些佩服。这是一个有学术野心的学生。不过，我还是有点不放心。最后，讨价还价，达成共识：做2000年以后的新世纪家庭婚姻文学。

博士论文开题后，她全身心地投入到资料的收集、阅读与研究之中，而我，只是给她重点推荐了一篇季红真的博士论文《文明与愚昧的冲突——论新时期小说的基本主题》供她参考。季红真的这篇论文既涉及大量的文本，同时又能提炼出主题思想，当年分两期发在《中国社会科学》上，颇受赞誉。我想这可能对她有帮助。

博士论文的写作期间是静默的。学分已经修满，平常偶尔见一次面。忽然，有一天在光华楼的电梯里碰到她，发现已怀孕大肚子了！这是个喜事，但也是个费心事。我主动地询问道：“干脆延期吧？复旦没生小孩还延期的多了去了。”又一次令我没想到的是，她嘻嘻地笑了笑，回答了两个字：“不延！”这丫头，还真有股精神。

其后，便是论文的盲审与答辩阶段，一切都很顺利。在由陈思和、张新颖、王光东、宋炳辉等教授组成的答辩会上，她的论文《追寻与发现：新世纪家庭叙事研究》以高分获得优秀等次。隔了不久，该论文便由江苏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

记得在收回的一份盲审材料中，有一位专家写道：“作者对家庭婚姻问题的论断不同凡俗，新颖、深刻而贴切实际。”这是对一位初涉文学研究者的判断，同时，也是对她学术未来的肯定。

小荷才露尖尖角。她的学术正在徐徐展开，人们正可拭目以待。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22年第4期

（栾梅健，复旦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