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小机枪手在战斗中成长 沙 飞 摄

鲁迅与青年木刻家（左起：鲁迅、黄新波、曹白、白危、陈烟桥） 沙 飞 摄

沙飞（1912-1950）原名司徒传，曾用名司徒怀，祖籍广东省开平县，出生于广州。1920年代末开始，沙飞以报务员的身份任职于国民革命军、广西梧州军用电台、汕头电台。1930年代初开始涉足摄影，并逐渐将镜头转向大众现实生活。1936年，沙飞决心将摄影作为终生事业并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学习。期间他拍摄过鲁迅与木刻青年、鲁迅葬礼组照，这两次偶然的机遇促使了他的摄影职业转型，他希望通过摄影和画报来记录传播这些重要的历史事件，以此来唤醒民众的爱国热情，以摄影为武器展开抗战的宣传动员。1937年前后，沙飞分别在广州、桂林举办个人影展，展出大众生活、鲁迅及国防前线南澳岛系列作品。抗战全面爆发后，沙飞又以全民通讯社记者的身份，前往中共领导的晋察冀边区展开报道。在烽火连天的最前线，他全身心投入事业，成为反法西斯战线上出色的摄影记者和画报编辑。沙飞先后担任晋察冀军区政治宣传部编辑科及新闻科科长等职，他积极组建、培养抗战摄影团队，其摄影也是在工作中形成了象征性纪实风格。1942年，由沙飞负责的《晋察冀画报》创刊出版，为战时的抗敌宣传作出了重要贡献，沙飞亦成为了中国革命摄影的开拓者。

今年是沙飞诞辰110周年，在他的出生地广州，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特别策划了专题展览“现实话语与象征秩序——沙飞摄影展”，以此来缅怀这位中国现代摄影史上的重要人物，并试图为学界再讨论沙飞提供独特视角和资源。此次展览在历年来回顾沙飞生涯的展览策划中，首次关注了沙飞早期艺术实践和周边媒介的复杂关系，尤其将视线引向了20世纪30年代与摄影错时或同步发展的文学、木刻、电影、“洋画”、漫画等领域，呈现了作为左翼青年的沙飞及其摄影现实实践的方法策略。

沙飞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现实话语

沙飞于1942年3月向党组织递交的《我的履历》中曾回忆，在“九一八”事件之后“将来做一个革命的木刻工作者呢？电影的编导呢？还是文学青年呢？”他徘徊在人生的三岔路口。这是沙飞面对人生和事业选择时彷徨的写照，直接反映的是现代传播媒介在现实发声中的“竞争”，其底色又是知识社会在现实关注中形成话语体系的“混响”。显然，沙飞最后选择了摄影。他认为，摄影能迅速形成传播的图像，在当时中国大众普遍文化程度不高的形势下是效果更佳的宣传武器，但同时他也认为，摄影也是一种艺术，只有借助艺术的语言才能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如何理解一位接受了现代思想的青年想要艺术地表达现实而不是把摄影当成“颓废的娱乐”呢？我们试图考据沙飞与时代文化历史背景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他1937年赴晋察冀军区之前在广州、上海等地拍摄的“乡土风景”及“大众生活”的现实话语环境并在此次展览中加以呈现。

20世纪初，现代报刊杂志等新媒体的出现为文学、艺术事件的诞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公共舆论平台，这是我们考察具体个案不可或缺的历史投影。以文学来说，鲁迅的《故乡》《阿Q正传》等小说多以“启蒙”的理念，写实底层的呐喊与挣扎，对传统封建的乡土文化进行批判。废名的《桥》、沈从文的《边城》则以写意为主，将田园的美好与城市丑恶作对立，将传统乌托邦式的情感寄托于田园牧歌式的乡土书写，以此重建民族身份。然而，随着阶级斗争、政治局势的更加动荡，作家们从纯文化氛围中探寻重建民族人格理想的热忱被存亡的紧迫性所淹没，阶级分野、图存救亡取代了新旧文化观念的冲突。1920年代，乡土文学裂变为1930年代如“东北作家群”的流亡文学。在艺术领域，岭南画派领军者在探索中国画现代语言变革的同时将其艺术观念注入对现实的关注，在其城郊风景结合落款题词的画作表达中也多了几分现实的感怀，而其“二代”画家更是频繁地将目光投向大众遭难的现实生活。现代版画会的同仁则是直接继承了鲁迅的现实主义精神，始终走在现实批判和革命艺术的前列，其作品可视为左翼思想衍变出来的新的艺术形式……沙飞无疑是汇入这些文化洪流中的一分子，他对文学、新兴木刻和电影戏剧的兴趣都表明了其对现代媒介的敏感，而他最终对摄影的“选择”又体现了沙飞独特的智慧。此次展览中的“乡土风景”“大众生活”与“鲁迅”系列，均体现了沙飞与乡土文学、岭南画派及现代版画会直接、间接的“关系”。通过摄影，沙飞的才能得以在现实话语的各类媒介中交流、延伸、扩展，报刊杂志及出版物即为重要的传播载体及舆论阵地。

基于20世纪30年代现实、战争、媒介与知识分子、艺术家的复杂关系所形成的“现实话语”，此次展览策划借用了知识考古学的方法，将“大众生活”这一主题视为同一“知识地层”问题进行考察。左翼文学、新兴木刻，包括岭南画派的艺术家们对现实的关怀与沙飞的工作相互影响、延伸、扩展，沙飞与木刻家李桦保持密切交往的同时拍摄了大量在城市中被现实“异化”的底层民众，并与漫画家鲁少飞合作，频繁在上海《立报》刊发其抨击不公现实的报道。另外，如果我们再将“乡土风景”相向考察，会发现沙飞与1920年代乡土文学的错时关联：乡土话语在传统与现代碰撞、新旧文化更迭的时代语境中构建起的民族文化认同与主体身份意识，无形中渗透到沙飞“描绘”的乡土风景中，抒情的风景带着的“乡愁乌托邦”正是作者现代性体验的重要构成。只是，后来民族危难迫临，加上新闻报道文字的编辑，沙飞重新编辑南澳岛的乡愁风景便演化成为了国土危机的警示。以上沙飞与“现实话语”的复杂关系，都有相关联的作品和文献呈现，构成了此次展览的第一个部分：“沙飞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现实话语”。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解了历史的复杂能使我们更接近历史的“真实”，而沙飞的艰难、智慧和艺术家的历史价值则不言而喻。

沙飞抗战摄影的象征秩序

鲁迅是乡土文学也是新兴木刻的重要推动者，沙飞既是其思想的实践者又能敏感地成为见证者。在1936年的第二届全国木刻展览会上，沙飞用镜头记录了鲁迅与其追随者的交流，扩大了木刻艺术及其现实表达的大众传播。沙飞进而有机会参与了不同媒介对鲁迅逝世的相关新闻报道，在全社会掀起的对鲁迅讨论的热潮中成长为一位坚定的关注时代“大事”的摄影工作者。自鲁迅系列摄影作品在新闻报道中得到广泛传播后，沙飞亦加强了其与艺术界的联系。他先后在广州、桂林举办摄影展，并提出“摄影是宣传武器”论。“七七事变”后，沙飞毅然奔赴晋察冀军区，先以记者的身份游走于山西、河北，后加入了八路军。他并不只是将镜头对准前线战场，同时还凭借其敏锐的感知从战争的日常中捕捉极富视觉感染力的典型，如“战斗在长城”“白求恩”“将军与孤女”等系列摄影作品便是对此恰切的体现。

在晋察冀军区，沙飞还拍摄了相当数量的戏剧表演摄影，在这些作品中总是将镜头定格于某个象征性的场景和动作。1930年代，乡土文学在裂变出现实批判和民族独立的诉求后，其呈现载体也从报刊延伸到电影和边区的戏剧表演。加上延安文艺思想中对于文艺大众化的宣导，催生了根据地剧团的蓬勃发展，以剧本表演的形式承载文学思想内核、结合音乐与舞台布景等综合媒介的话剧，无疑是抗敌动员工作中重要的宣传形式，这激发了沙飞一直以来对文学、艺术、电影、戏剧的热忱。1939年，沙飞为延安摄影家吴印咸的《摄影常识》作序时再次提出了“摄影是一种造型艺术”的观点，这有别于纯粹的新闻纪实摄影的观念。这种“造型艺术”性的摄影风格是通过类似设定的场景、姿态，象征战争的正义和组织生活的秩序。1942年，沙飞通过其负责创办的《晋察冀画报》，使其象征性纪实风格摄影得到更广泛的关注，为战时抗敌宣传作出了重要贡献，沙飞作品所显现出来的强大宣导力不仅影响了晋察冀军区的摄影团队，还影响了此后的主流新闻摄影。

以上内容在此次展览的第二部分“沙飞抗战摄影的象征秩序”中进行了呈现。知识考古学方法强调“位置”与“关系”，我们想在广阔、复杂的历史空间中寻找和确定沙飞的“位置”与“关系”，因此也特别向广东美术馆借展了沙飞在晋察冀边区拍摄的话剧表演剧照，试图建立起其形成“象征秩序”风格摄影的图式构成与修辞手法的来源，并与沙飞发表的代表作品形成对话的“邻居”关系。为了加强观众对这一关系的理解，策展团队剪辑沙飞不同时期的系列作品，使其成为某种连续画面，形成如电影一样的叙述，在展厅搭建的抽象舞台中循环播放。通过展厅中建立起的沙飞与文学、戏剧、电影的关系，来确认“沙飞风格”形成的价值，进而理解其在抗战摄影中的“位置”。

关于沙飞的研究、活动和展览此前已做过不少，是学界很“熟悉”的研究对象，如何从展览层面继续展开、深入并拓展沙飞研究的空间就成为此次策展的出发点。无疑，在沙飞所处的时代，知识社会都在为民族的危难作出自己的贡献，艺术家更是汇入这一潮流中的重要一分子。沙飞曾经有意识地把自己塑造为一位艺术家，但后来却做着不折不扣的最为“现实”的战争摄影工作，这大概也是沙飞的强大魅力所在。尽管如此，沙飞拍摄的照片也不过是他思想世界的冰山一角。沙飞早年当过报务员，又对文学、木刻、电影等现代媒介抱有强烈的兴趣。正是沙飞的思想所经历的这些现代媒介，深刻改变了现代中国的发展轨迹，同时在方方面面继续影响着我们今天的社会思想状态。沙飞及其同时代的先锋们是如何敏锐地感受现实并进行语言、媒介的实验的？我们试图通过借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建立起特殊年代知识社会的“现实话语”以形成展厅中的空间叙述，使其能够把艺术史研究、文学史研究、思想史研究都囊括进来。我们需要涵括对于现实的基本感知及其表达的具体转向问题，这也是此次展览构思的初衷。

（作者系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展览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