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霞里》创作谈：从读年谱，到我这代人的“编年史”
很多人对本书有贡献。首先，我要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烟霞里》是他们催生出的结果。本来，没这么个孩子，当时我正在写一篇关于梁启超的非虚构，不知深浅，掉进戊戌变法的深坑里，两年多爬不出来，并且上瘾了，不愿爬出来。也因此，2021年夏天，我的责编樊晓哲致电我写长篇时，我面露难色。我不知道怎么写长篇，写哪个长篇，老实说，我都忘了小说怎么写，更何况长篇？好久不操练，也没现实感。
多年来，关于我的长篇小说创作，我疑心就是个笑话。外面有传在写，但我自岿然不动。其实也有写，废了几个开头，计有十余万字，肉疼。语言不对，硬写都写不下去，面目可憎。
我忘了我是怎么回复樊晓哲的，应该是没落定，事实上，我的工作节奏也不允许我写长篇。我以为这事结束了。隔天，人文社社长臧永清找我“约谈”，半小时的通话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的“时间的紧迫感”，一个作家应该适时而为，黄金写作时间不会太长，文字不等人，它来找你，你得应着，否则等你去找它，没门。臧社一紧迫，我就焦虑了，臧社说，没事没事，我可以跟你们领导请假。如此抬举，我再不应稿，就是不懂事了。
可是写啥呢，这是个问题。多年来，我一直有写编年体的意愿，人生几十年，一年年去写。最初的想法是写父辈那代人，生于1944年，比如重庆，因为当时正在读抗战史料，有感触；也开了头，语言跟不上，只好放下了，这一放就是十年。
重捡编年体写作，以我这代人为蓝本，是我在应稿后的一个本能反应，因为太方便了，不用做案头——虽然后来还是做了些。《烟霞里》开写于2021年8月，刨去中间开会学习、办活动的时间，我花了十三个月写成。
这是我写作史上的一个例外，飞奔向前，自由敞亮。从开头第一句话，文字就找上我了，我欢快地应着，也不带客气的。起头的想法是写一个女人的生卒五十年，一年五千字，共二十五万字。但开头第一年就写冒了，后来越发不能控制——简洁是一种能力，这个能力随着年纪增长会逐年下降，因而老作家才不得已去写长篇；至于短篇，唉，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人文社全程跟进了我的写作——似乎我是他们的写作机器似的——当得知我写到四十多万字还不能止，他们说，打住，没完没了了！于是我就打住，把女主捺死在四十一岁上。
为什么一定要捺死她？编年体的体例决定的，我这些年有读年谱的习惯，年谱思维几乎成了我的惯性思维，看着一个个卓越的生命从我眼前流逝，他们从出生起——无论是生于名门贵胄像陈寅恪，还是寒门子弟像梁启超——人生的最初几年，他们和家人一起度过。祖父辈是干什么的，兄弟姊妹啥情况，性格是怎样养成的……尔后长大，求学，交友，跟各色人等打交道，他们本身就足以构成一个小社会。
另有时代跌宕施予他们的影响，像梁启超本身是个弄潮儿，而陈寅恪偏于学术一隅，但潮水还是会溅到他身上。时代笼罩着每一个人。区别在于个人选择，是攻是守，是进是退；而个人选择关乎性格、价值观，溯根求源或可归于他的童年，他的出身、家教施予这孩子的影响，跟他的天性所发生的碰撞——天知道会撞成什么样，这是一个太繁复的力学问题。
我这些年读年谱，一个基本感受是，青少年时代新鲜昂扬；中年繁复热闹、人来人往，像一场盛宴；老年归于苍凉，太息而已。当然童年最重要，人生的底色，从牙牙学语开始，尔后倏忽几十年，一个人就没了。然而惟因他生长、盛开、衰老、凋零，中间他哭过、笑过、爱过、恨过，且人人各异，色色不同，人生才值得去探讨、去记述。
生死是文学永恒的母题，生必须置于死的前提下，才变得有意义，值得珍惜。所谓长生不老，罢了罢了，乏味至极。我从三十五岁来到广州，就面临这个文学母题，也可说是人生困境——是不是太早了些？可能是读年谱读的，读了十几年，也就那么回事，什么都不上心了。《烟霞里》便是读了十多年年谱又不上心的结果。当然也有现实考量，这十多年来，我的同龄人已有陆续离世的，啊，落叶飘零，不胜感怀。他们构成了此篇写作的前提。
我这代人成长于改革开放时代，父辈中有当过知青的。小说中父亲奔赴井冈山一节，是借用原北京知青曲折的经历，来源出处是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口述史》；剑桥大学生克里斯托弗·莫里斯闹革命一节，是借了欧洲思想史专家托尼·朱特的经历。
这就说到1990年代，小说中关于1992年南方视察、深圳股疯、香港回归、中国入世等一系列大事件的综述，也包括崔健开演唱会、前首富牟其中的殒落等，都出自一本精彩绝伦的书：《变化：1990年—2002年中国实录》，作者凌志军，前《人民日报》记者。此书陪伴我度过整个1990年代的写作，是点醒、激扬、振奋，那是我的青年时代。它把我整个卷了、覆盖了。我的责编樊晓哲提醒我，你又被卷了。我说是的，卷了，卷了。被卷是多么幸福啊。有时我会想，我若是错过这本书，小说会写成什么样呢？我可能会去摘《人民日报》社论，就像1970年代一样。
人与书的遇合多么奇妙啊。人生五十年，单单青年时代我忘了，而市面上关于1990年代的书少之又少，恰好凌志军出现了，好像大风拂面，把我吹得摇摇晃晃，人一下子醒了，记忆全回来了。我仿佛看到一个女青年，她走在艳阳里、酷暑里，她走在风沙扑面的街上，脑里有轰鸣；她走在渐趋密集的楼群里，到处都是工地，人人有希望，那自由自在的、摔开膀子大踏步的形象，那是女主田庄，也是我，也是1990年代的所有年轻人，是的，所有人。
本篇致敬凌志军先生，他对于中国社会的精准把握，他的记者的敏锐，虽然卷了我，却也使我再次回到我的青年时代，置身于那纷繁复杂的大时代现场。此外，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也对本书有贡献，小说中1997年金融风暴、“河西王”的万向节厂，便是源于他的著作，在此一并致谢！同时，我也要感谢广州的文友们、同事们，他们对于1990年代广州城的生动回忆，使得女主田庄有了坚实的落脚之地。
我尤其要感谢我的责编樊晓哲，她见证了这本书的孕育、成长、壮大，也可说，她催生了此书，从头到尾，未有懈怠；她一直在陪伴。女主长到十八岁时，我发给她看了；从那以后，田庄每长四五岁，我就发给她。她迫不及待想看，我说稍安勿躁，等田庄生完孩子再给你。隔了两天她问，孩子生了吗？我说，周末生。
我跟她是这么个关系，共生。她后期直接介入写作，比如爱情，便是她执意坚持的结果，我本来不想写爱情，难写，并且从逻辑上讲，爱情并不是人生的必选项，很多人没经历过爱情也活得挺好，可是她想看，否则田庄的人生有缺憾，于是我只好写。为了写爱情，我老早作铺垫，指着田庄2007年谈恋爱，没谈成，写成了男女关系；2008年再谈，我咬牙切齿地写，末了发给她，她读完喜笑颜开说，成了！我也喜笑颜开，她说成了就成了！开心就好。
整部《烟霞里》的写作，充斥着快乐，首先是快，因为她等不及要看；尔后便是欢乐。写作可以这么欢乐吗？我都有罪恶感，对自己生出疑虑，我写的是文学吗？段子手都比我痛苦、严肃，须为抛梗而绞尽脑汁，人家也是创作，而凡涉及创作，都是痛苦的。可是何以我那么开心、轻松自如？因为语言。因为我的文字在樊晓哲那里得到了极大回响，这对于一个天生不自信的作者，是何等荣耀。她说她会看哭，她哭过好多次。可是，我是多么希望她笑啊，我写的时候就常笑，我一边写一边笑，有时笑得写不下去了，只好跑到阳台上去散散步，平复平复心情。我是希望达到钱钟书写《围城》、杨绛读了捧腹大笑的效果。显然没有。在我写作时，《围城》是重要的参考书之一，人物关系的交待太老道了，完全不露痕迹，就像生活本身。
作者和编辑的深入关系，在我这是第一次。我以前的写作是藏着掖着，非写完不见天日，怕漏气。这次是例外。感谢这次例外，使得我有飞奔向前的力气；这中间，她偷偷把一部分章节给到少数朋友，好消息她告诉我，坏消息她独自吞下。她知道我脆弱，百米跑中哪怕一块小石子都能使人遭受重创，高速容易自伤。有时我会跟她叹气，不想写，太累了，她就哄着，好话说尽，一路都是夸夸夸；有时我疑心她是在骗我；某种程度上，这篇小说就是她哄骗的结果。
感谢她的哄骗，使我破天荒获得了自由感，那是我写作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自由感，一种极致体验，一种飞翔感。我最敬爱的汉字不再绊我了，我就是汉字，以前我敬它、爱它，连“的地得”都要推敲，现在我与它合为一体，字词不再是独立的存在，语言纷至沓来，它要借我说话！啊，美妙的汉语，我最敬爱的汉字！我开心坏了，看着自己的十个手指头在键盘上此起彼落，有时我会生出奇怪的幻觉，我的手指头不会断吧？
感谢所有在我写作过程中阅读部分章节的师友、同行，他们的鼓励对我来说很重要！感谢《收获》杂志，在我小说还未全部写完时，他们便节选二十万字发表。感谢诗人雷平阳为本篇题写书名！感谢我的家人、领导、同事对于我写作的全力支持！
感谢一切！因为我在写、在说、在表达。
2022年12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