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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伟《盛夏》:探寻生命的“明”与“暗”
来源:文艺报 | 杨 倩  2022年12月26日09:20
关键词:艾伟 《盛夏》

在长篇小说《盛夏》中,作家艾伟以富有代表性的人物作为支点呈现广阔的社会生活图卷,书写知识分子、平民百姓的人生际遇,并将目光投向人性的隐秘幽深处,探究人的自罪意识与生命出路。

故事开场,盛夏时节的“永城”浸泡在阳光之海中,“街头的建筑仿佛被光融化了似的微微颤动”,“连植物都被阳光浸透了似的,显得饱满肥厚”。天桥下“申冤有理,此路不通”的字牌堵住了车流,人群陷入焦灼。“盛夏”以其特有的明媚、炙热、敞亮笼罩着整座城市,而藏在阴暗角落里的秘密、黑夜中发生的意外,也似乎在静待着光芒的照耀,或许随时就会重见天日。故事的发生地“永城”谐音“甬城”,小说中的“西门街”“南塘街”等街道确实化用了宁波城的街巷名称。但在《盛夏》中,艾伟并没有选择复刻城市面貌和历史事件,也无意于为书中的“永城”赋予强烈的地方特质,反而对一些具有现实依托的地点和事件点到为止、淡化处理。如此一来,城市背景倒也自成一派,虚实之间的种种设定也值得推敲、耐人寻味。

在这座燥热的南方之城中,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轨道上行进着。小说由三条相互交织的情节线构成:小晖、丁家明和柯译予之间的情感纠葛线、警察丁成来探寻真相的调查线、工会主席王培庆和小偷冯英杰、赵龙的复仇线。新仇旧恨穿针引线,将这三条线串联起来,而不同人物的命运也因此交汇、重合。

《盛夏》中的每一个人物都背负着难以言说的罪孽和负疚感前行,即使最无辜的受害者也是如此,天真与残忍、明朗与忧愁、正义与邪恶的复杂特质在同一个个体身上共存。原本单纯明朗的男孩丁家明在遭遇意外车祸后以“废物”自居,父亲和女友的关怀照料对他而言成了煎熬和罪过,于是他选择不断伤害自己和他人,将痛苦与罪孽无限循环。小说中最典型的忏悔者柯译予身上也具有一些矛盾与复杂:对妻子女儿不顾情面、粗暴残忍,对恋人则进行深情且诗意的神化,面对过往真心忏悔,面对过错却又曲折逃避……创作者了采取不带任何情感倾向的上帝视角展开冷静而克制的叙述,抛却一切偏见与偏爱,不对人物进行任何判断,尊重故事中每一个人的生命选择与成长变化,人物身上的理智与情感、放纵与悔悟都自然流淌。其怜悯与关怀不聚焦于具体的个人,而是指向普遍的人生。随着情节的推移,叙事视角也在不同人物之间切换,给读者留下旁观的余地和审视的空间。

小说《盛夏》融合了悬疑、罪案和心理等不同元素,两桩案件引发了种种恩怨纠葛:交通肇事逃逸案的受害人丁家明双腿瘫痪,失去生活的信心;农药厂宿舍案激发了王培庆申冤情绪,警察丁成来和律师柯译予由此卷入调解案之中。但相比于案件之“罪”,心灵之“罪”更普遍地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警察丁成来在儿子遭遇车祸后心存愧疚,猜测这场意外源于自己职业生涯中结下的仇怨,于是深觉对儿子有“罪”;律师柯译予面对女儿的叛逆不知所措,每当回忆起自己对女儿的言语伤害,都深觉有“罪”;小晖在男友遭遇意外后内心饱受折磨,认为是自己的任性和出轨导致了这场悲剧……促使他们为过往之“罪”买单的并非悲剧本身,而是自我内心深处的隐忧与责任。实际上,对于过往的忏悔、对于出路的渴求一直埋藏在这些人物的心底,其良知和温情也从未被泯灭,只是生活的洪流常常会使人置身其中,忘却了反省。

在对“罪”的追问之下,《盛夏》关注当下的时代经验与生命体验,尤其细致入微地呈现现代人“生命的挫败感和灵魂的混乱迷失”。柯译予的抑郁难眠、焦虑不安,某种程度上也是时代病的缩影。在向通灵“大师”寻求解答时,他难以袒露自身罪过,顾左右而言他,通灵“大师”立即拆穿了他的谎言:“你的病根在于你放不下,因为你太傲慢了。”他在惊愕中对眼前的“大师”表示怀疑。作为一个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柯译予深知“大师”名号往往具有夸大和神化的成分,人们对各种“大师”“大V”的盲目听信和膜拜,实则是内心缺乏理智和信仰的体现。“大师”也无法将柯译予从精神上的煎熬中解救出来,内心的宁静终究需要依靠自我认同与自我包容来构建。

借助爱恨纠葛、儿女情长的故事外壳,艾伟真正关注的是人的良知与渴望,是负疚感深处的善良与希望。网络平台和社会热点事件为《盛夏》的创作提供了灵感,艾伟在书写中也融入了他个人自2011年起使用微博的经验和感悟。书中的柯译予深谙网络舆论的影响力,他认为网络有时会沦为“喂养”仇恨、煽动情绪、攫取利益的工具。因此,在社交网络上的“仗义执言”,也只是其工作策略之一。但柯译予同时也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微博控”,长期在网上处于高亢状态,生死攸关之际也不忘使用微博进行记录。同时,网络信息的过载,也加重了他的心绪不宁。当他发现自己周遭身无一人,不可言说的罪恶感逐渐将他吞没,精神崩溃之际,网络反成为他唯一的情感宣泄口,用以安置他的那强烈的忏悔意识与自我关注。在告别永城时,柯译予在微博上留下忏悔的诗句——“一个罪人的厌倦比绝望更绝望”。这份厌倦中包含着他的自我厌弃,也包含着人在网络世界潜伏的百无聊赖、百般寂寞之感。此外,书中的一些设定颇具寓意,隐约折射着现实世界。网络上铺天盖地、不顾事实的声音让执行公务的警察丁成来喘不过气来。无辜者或被“人肉”被无端谴责,或被抬到神坛接受追捧,都只在瞬息之间。如果真相能被轻易地颠覆、遗忘,那么世俗所贴出的功德与罪恶的标签便也不再可信,唯有个人的良知能够真正审判罪恶,但人心却是最难以监测和控制的。这也是贯穿全书始终的追问:有罪之人是否意识到了自身的罪恶并为之忏悔?他又能否处理好内心的忏悔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

无论复仇还是原谅,直面还是逃避,人们最终都会以自己的方式进行偿还和赎罪。透过《盛夏》观望不同人的忏悔和抉择时,我们也不禁要思考:究竟何种形式的赎罪更为合理?对于法律规定和道德标准约束之外的过错和伤害,又该怎样处置?艾伟并没有直面回答。不同人物的选择过程,正是探寻心灵深处善良与希望的过程。在最初的创作设定里,忏悔者柯译予本会因为难以承受的自疚感而选择自我毁灭,但作者最终选择留下开放式结局。当柯译予驱车前往一片无人的山谷,“阳光洒满了整个谷地,掩映在植物丛中的河流显出某种深邃的黑暗”。选择远离尘世的路径,是对功名利禄、虚伪假面的告别。普照的光明与“深邃的黑暗”共存,生命的“明”与“暗”也是如此。由衷的忏悔和改过并不能使过往的罪孽一笔勾销,但生命却因此得以净化、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