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菲——“以中国式的智慧完成中国人的自我安慰和超脱”
本期作者
散文作家，代表作有《屋顶上的河流》《元灯长歌》等。
特邀嘉宾：杨庆祥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傅菲的《灵猴》写的是猎人和猎物之间的关系。猎人旦春十七岁时狩猎十三个晚上，成功猎杀了一头重达三百多斤的大野猪。当大野猪在他面前轰然倒下，旦春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猎人，他接过父亲的土铳，完成了长大成人的仪式，父亲随后迁居到山脚，而他，变成了方圆三十里最帅最拉风最胆大心细的第一猎手。他的猎杀生涯与某种自然的法则形成内在的一致：自给自足的生活要求一种食物链的交换，而守恒的能量似乎也为杀戮提供了道德的合法性。旦春是一个猎手和农民的合体，它遵循这种几乎静止的秩序，如果不出意外，他将会生下一个儿子，同时将他训练成下一个最彪悍的猎手。
秩序被一只老猴子打破。在一次蓄谋已久的猎杀行动中，一声枪响后，群猴惊散，唯余一只已经受伤的老母猴跪在地上，冲着猎人频频作揖，求乞他高抬贵手，放过她身后的小猴子。这是猎人旦春以前从来没有碰到过的情景：予取予夺的猎物突然变成了生动的活体，虽然口不能言人之所言，但举手投足释放的，却是完全属人的信息。旦春如遭雷击，身心大乱，从这一刻开始，他失去了其人格的表面同一性，他陷入迷乱，忧郁，恐惧，他开始耽溺于回忆、往事和哭泣，也是从这一刻开始，我们的猎人变成了一个文学人。
傅菲的乡土自然写作极具本土性，作品中的种种细节甚至可以得到地理学上的现实印证。但与此同时，他的写作也极富现代感，黄茅尖的孤独猎手旦春也是一个中国当代乡村版的哈姆雷特王子：旦春4岁丧母，父亲严厉孤僻，后来又抛下他另立家室。旦春唯一拥有的，只是中国乡村那寂寞的自然和沉默的天道。他宿命般地预言着自己的命运：“我为自己的主宰兴奋”——而实际情况是，他主宰不了任何事情，不是因为它作为一个猎人的无能，而是作为一个人的卑微。莎士比亚用希腊的哲学来引渡分裂的王子，安吉拉·卡特用印第安的神话来救赎那个滥杀美洲豹的“主人”，而我们的作家傅菲，只能以中国式的智慧来完成中国人的自我安慰和超越，那就是，为每个生灵在山河大地里建一座小庙，在此，父母厚土，苍生浮云，白发渔樵，浊酒清风。
特邀嘉宾：邓小燕
武汉大学青年教师
“灵兽录”是我年初就曾期待过的作品，陆续读了，却不太满意，借用周作人的说法，我觉得这是一批“载道”之作，而傅菲此前的自然散文，则更近于“言志”一派，我比较地喜欢后者。
《灵猴》（可能受了《搜神记·猿母》的影响）写一位猎人，迷恋猎杀动物时主宰生命的快感，但在一次猎猴时，目睹了母猴保护幼子的情状，于是幡然悔悟，变成一个爱护动物的人。在想象狩猎中的自然关系时，傅菲淡化了或许更加复杂和迫切的物质需求问题，而将人类的自然控制欲这一相对来说更抽象、也更本质的生态症结作为清理和批判的对象。这样一来，作者的写作意图便不再局限于猎人，而是借猎人隐喻人类，并通过猎人灵魂的升华来展开生态教化。这也是“灵兽录”的主题。《灵猴》的最后，为了赎罪，猎人给被杀的猴子建了“母子庙”；在《水獭的葬礼》一篇中，村民将水獭捕净杀绝，却在看了央视动物记录片后幡然悔悟，于是修起一座“望獭亭”；在《圣鹿》中，则是一座“鹿回头亭”……这些宣扬现代自然伦理的生态地标，与历史上的贞洁牌坊、忠烈祠、先圣碑并无本质区别，因此我说“灵兽录”是“载道”文学。
自然写作“载道”与“言志”的二分，是对生态文学强调宏大的生态政治正确与抒发体物入微的自然情思这两种倾向的一个粗糙的描述，固然不是绝对的，也不是说“言志”文章就无伦理立场，而是想借此指出，生态文学中的生态说教倾向也应当加以警惕。
邵部
山东大学文学院青年教师
《灵猴》在叙事上的最大特点是它的内在重复性。这一点首先表现在母子遇难情景的三次重复。它们作为推进叙事的关键节点，连贯为一条完整的线索，揭示了旦春溃败和救赎的底层逻辑。
《灵猴》的开篇，重伤的短尾老母猴护着小猴，向猎人跪地作揖。彼时，旦春凝聚精力的眼神在与母猴哀求的眼神对望中败下阵来，猎杀的喜悦倏忽间荡然无存。旦春迷恋捕猎带来的征服者错觉，这个短暂的时刻里，他是那一方小天地的主宰。然而，短尾猴的举动和眼神却让他沉溺于精神危机之中。个中缘由，要待第二次母子遇难情景——母亲为救幼年旦春而去世——的出现才得以揭露。这一创伤记忆在情景再现中被激活，我们由此了解了旦春为何会“在死去的猎物中，看到自己的面目”。因此，当旦春第三次遭遇类似的情景时，他选择救治受伤的小猴并最终将其放归于短尾猴的安息之地。在生与死的重复和循环中，旦春完成了心灵的疗救，文本的意义也得以生成和深化。
从这一角度讲，《灵猴》其实还暗藏了另一重意义的重复——旦春和他的猎人师傅犟老头。在经历过猎杀的快感和痛苦之后，旦春重复了师傅的心路历程，通过救赎之举，觉悟了自然界的天道——“万物生是天道”。
韩欣桐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
世界如西美尔的描述已经太久了——“在奔流不息的金钱溪流中，所有的事物都以相等的重力漂荡”，动物、植物被掏空内核，化为面目模糊的皮囊空壳。傅菲的散文正试图改变这一切，他笔下的山乡野物挣脱了人类中心主义制造的囚笼，唤回了人们尘埃覆盖下本有的一副悲悯柔肠。《灵猴》正是这样的一篇散文。作家对抗现代性带来的精神钝感，所依靠的是一颗平等与珍爱之心，狄草、无患子、棠棣、苦槠、红肋蓝尾鸲，平凡花草鸟兽在作者笔下皆有清晰的名字与面目，这样的书写让世界忽然清澈起来，草木虫鱼不再是客体与对象，而是同人类一样，是拥有生命和情感的天地生灵。
作家将自己的这一份洞彻，赋予了文中的猎人旦春。受伤母猴为保护族群向旦春作揖，小猴子翻越四个山头去看旦春亡父的新坟，这种来自动物的爱让旦春的心“针扎一样痛”，这份痛楚终于让他重新发现了自然的意义，少年时的旦春想要“征服”自然，而懂得了自然之爱的旦春终于成为了自然的一部分，“他获得了安谧”。
从访谈可知，傅菲的散文绝非书斋中的空想，他搬到山中居住，将自己“溶解在自然之中”，去发现和维护“自然界的天然美学”，也许正是这一写作姿态，使他笔下的人与动物皆朴素淡薄，却拥有动人的美。这不是召唤而是重启，重启人类心灵的柔软之地。
钟天意
奇幻作家 中国人民大学硕士
狩猎是一个迷人的题材：光是听到这两个字，就足以激活一个作家敏感的神经。它是死生的流转，是人类对自然最本真的体认与感知，是铭刻在基因中最原始的狂热与梦幻。虽然在今天，绝大多数人都不曾见过猎枪或捕兽夹，对狩猎这一符码的认同和憧憬仍显现在语言与文化中的方方面面。FBI的心理侧写师将连环杀人魔视为某种都市猎人；我们熟知的乔治·索罗斯亦有“金融巨鳄”的诨名；至于有多少文学影视作品直接将狩猎视为贯穿全局的象征，更是不必一一列举了。
可能有些扯远了。我曾带点私心地做出这样的判断：科马克·麦卡锡在《穿越》一书中所描写的狩猎桥段在整个二十世纪都无人能出其右——尽管那其实是一次失败的狩猎。麦卡锡字里行间那奇绝、恢弘而苍凉的气魄这里就不必说了，只简单介绍这一段的梗概：少年比利费尽心机才用陷阱捉到了一只闯入牧场附近的怀孕母狼，他本打算将母狼交给政府换取赏金，但在携狼前行的路上，他不知不觉间转变了态度，最后甚至将目标转变为竭尽全力将母狼放归墨西哥。这种转变究竟缘何而起？就连比利自己也不清楚——母狼可未曾为救活腹中的狼崽而向比利泪汪汪地下跪，倘若松开嚼头，它恐怕随时会咬断少年的喉咙。
没有动机的行为，就一定会比提供动机的行为虚假吗？恰恰相反。正是因为麦卡锡让这个转弯发生在一片理性无法触及的空无之地，读者才不能用一种简单的类比思维来理解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换而言之，如果我们要想理解动物，就要将它们传奇式地纳入人类的道德秩序中，那么这种理解就是可疑的。因而，我对《灵猴》的不满之处可能与邓小燕兄较为相似：等效替换式的生态教化本质上仍未能跳出人类中心主义的藩篱，这种“载道”式的写作很可能滑向一种沈石溪式的对动物的奇观式想象，即一种怪异的逻辑：猎人之所以与猎物和解，是因为猎物呈现出了某种属于人的“性灵”。虽然我不怀疑这个故事有其真实原型，但它恐怕还是缺了些反思。如果“灵猴”的爱能够压制旦春那“主宰的欲望”，那么试想，当旦春面对峨眉山上以抢夺游客财物而臭名昭彰的泼猴时又该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