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叙事性文学作品中，短篇小说作为更具灵活性的一种文体，往往以借一斑略知全豹、以一目尽传精神的文学特点受到作家、读者的广泛关注与喜爱。不同于长篇巨作中情节与人物的详实丰满、背景与叙述的厚重宏大，短篇小说要求作家在进行艺术表达时，通过建构艺术表现形式的丰富性与差异性，在有限的行文范围内达到更高深的艺术境界。而一部好的短篇小说在万字的书写中能够迸发出巨大的精神力量与叙事张力，与文本叙事的结构有着莫大的联系。正如张学昕所说：“当作家发现‘生活’的意义或价值时，他就会找到一种‘说法’，就必然会说出些什么来，就会自然而然地生成叙述的‘结构’，并‘暗示’出文本的内涵。”①

在严肃文学日渐式微、网络文学良莠不齐的当下，双雪涛、班宇等东北作家在当代文坛迅速崛起，受到国际国内学者的关注。与80年前的东北作家群不同的是，这一批80后的东北作家没有选择长篇宏大的叙事方式，而是不约而同地选择短篇小说这种文体作为承载记忆的列车，以精短的篇幅来展现历史崩塌时刻“人”的境遇与命运。那么，班宇、双雪涛们是如何在“生活中找到说法”，在短篇小说叙事中结撰与生活同构的结构，在结构中隐喻历史与现实，并迸发出令人震撼与深思的美学力量呢？

作为国企改制时代震荡中“子一代”的亲历者与对叙事艺术的敬畏与追求者，双雪涛、班宇等青年作家在回望过往的岁月时，以现实生活经验为基础，常常运用文本结构并置与嵌套的形式，记录新旧两个时代的过渡，形成历史结构的隐喻。班宇的《枪墓》即以内外并行的叙事层次来表现“子一代”面对侮辱与贫困的两种生存状态。外叙事层以第一人称讲述“我”从沈阳来到北京，以“代笔”为生解决温饱，过着拮据窘迫的生活。文本的内叙事是由外叙事层的叙事者以向女朋友讲故事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故事大纲：孙程七岁时父母离婚，与父亲和后妈生活在一起，但两人都是下岗工人，难以维持生计的他们依靠各种手段谋生却均以失败告终。最终在生活的重压下，一个走向刑场，一个依靠宗教信仰排解苦痛。文本在种种细节中暗示内叙事层的孙程与外叙事层“我”生活经历的高度重合，外叙事层文本有如内叙事层文本的故事延续。小说结尾，外叙事层的“我”在北京的生活屡遭挫折，被迫和女友离开北京，去往更北的方向。班宇的叙述由“生活”走向“生存”，两条并行的线索指向同样难以预料的命运与苦难生活的宿命。父辈的生存困境仍然在“穷二代”的身上延宕，宿命般的轮回感奔涌而出。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内叙事层中，孙程作为见证苦难的“子一代”奋起抗争，这一充满隐喻的人物行动所表现出的血性与激情，预示着一代人生命意识的重新觉醒。由此，随着内外叙事层结构意义的剥落，作者的真实意图才真正浮现。内外叙事层的孙程与“我”分别代表着东北“子一代”的两种人格状态，前者趋向于理想，后者趋向于现实。孙程拿起枪的行为是外叙事层的叙事者更是隐含作者、作者对理想生存状态和理想人格的呼唤。正因生活本身的结构给予作家以启迪，文本内外叙事的间离形成巨大张力，由此呈现出“抗争”与“逃离”两种生命状态的对照，隐喻作者在悲悯过往现实的同时，也在思考应该以何种姿态去打破现状、走向未来。

与班宇的创作理念相契合，双雪涛也是一位有着叙事自觉的作家。关于下岗潮时期的故事应该怎样被讲述，他同样做出结构上的探索。在结构主义者看来，每个叙事性作品都包含“故事”与“话语”两个部分。如果说“故事”是潜藏在文本之下，需要被读者梳理并重新编排的一系列事件，“话语”就是作家在文本中叙述“故事”的媒介与形式。那么，在短篇小说这种小体量文本中，应该怎样通过“话语”来叙述在体制巨变的时代浩荡下两代人的集体记忆呢？梁海在探讨班宇、双雪涛等东北青年作家时曾写到：“作家们必须利用叙事艺术，在形式层面上反映创伤的后果，由此，他们的文本呈现出的便不单单是记住了什么，还有为什么记住，以及其中蕴含的相关政治、伦理和美学的问题。”②双雪涛小说便是多采用嵌套结构这种叙事艺术，讲述关于东北的记忆碎片。《北方化为乌有》《跷跷板》《松鼠》等小说以对话的方式结构文本，内叙事层嵌套在叙述者讲述的话语层中，以话语的碰撞来勾勒时代的倒影。《跷跷板》的外叙事层讲述“我”去医院照顾刘一朵病危的父亲——曾经的拖拉机厂长刘庆革。小说中刘庆革的身份设定，不同于双雪涛在其他作品中描写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形象。作为曾经的拖拉机厂长，刘庆革在下岗潮中抓住机遇，成功转型为一名企业家。小说的内叙事层是刘庆革在弥留之际对“我”讲述的故事，即他曾杀害他的发小——在国企改制中下岗的车间看门人，并将其埋在工厂的跷跷板下。故事在回忆式的对话中逐渐揭开神秘的面纱，以多故事层的叙述建构小说立体的故事空间。内外叙事中的“成功”与“病危”都成为“刘庆革们”历史命运的隐喻。最有意味的是“杀人”这一内叙事的情节主线，似乎是对这些“改革者”成功背后所沾染的底层人血迹的暗示。然而，在小说的最后，叙事者循着刘庆革的叙述，却见到了刘庆革口中已经被杀害的看门人，而跷跷板下被埋葬的则是另一具不知名的尸体。由此，外叙事解构了内叙事的真实性。双雪涛由内外叙事的间离与解构颠覆中想要表达的是与生活的怎样的“同构性”思考？死者的另有其人是对被埋葬的底层人的普遍性的暗示？还是对改革者忏悔的解构，对改革本身就是在历史潮流涌动中具有复杂多义、不可以道德评判的观念表达？抑或是以颇具先锋意味的“对再现的故事”真实性的解构，来提醒读者不论是现实生活还是文学作品中，对历史的回顾都不完全是真实的？双雪涛将生活的本身就是如此的复杂和多元，进行了一种“不确定”的叙事表达。那一代人对于经历的表述也由此呈现出故事的多元性，给予读者对历史真实性的反思。由此，短篇小说的意蕴才能绵延不绝、经久不衰，独具历史的纵深感。

由此可见，短篇小说的意蕴通过何种形式被呈现取决于作者的巧思，这其中传达给读者的讲述故事的声音也对短篇小说的韵味有一定的影响。“小说类的叙事虚构作品，其存在的必要条件就是‘故事讲述’……而讲述故事必定存在着故事的讲述者……叙述者在叙事文本中的位置是至高无上的。”③因此，在短篇小说中，叙述者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文本的文学价值与审美意蕴。有意味的是，双雪涛和班宇的短篇小说出现了大量作家、小说家和编剧等身份的叙述者。双雪涛的《女儿》是对叙事者身份及叙事结构进行进一步探索实验的一部力作。它包含两个叙事层次，以结构嵌套的形式呈现出一部作品创作的孵化过程。外叙事层讲述作家身份的“我”等待并评价“男孩”写作片段的过程中发生的种种生活琐事与心灵波动，内叙事层则是男孩在邮箱中接连发送的小说片段，直接以“小说中的小说”的形式呈现。

在这里，我们是否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双雪涛是将带有自我身影透射的作家幻化为“我”与“男孩”两个创作者：一个是日常生活中的作家及他的创作理念，而另一个则是他创作出的文本本身。两者形成一种补充、交互关系。文本通过内外叙事结构嵌套与呼应的方式，在创作过程和文本本身之间建立既对接又间离的关系——双雪涛其实是借用“我”对男孩小说的等待与评论，将自己的创作理念与创作本身连接为一体。这是他对叙事艺术的一种带有先锋性质的实验，是对作家创作与文本关系的一种深入思考。但应该看到，《女儿》并非只是做一种纯审美艺术的追求，这里更渗透了由“等待”而生发的对生活的顿悟、甚至是觉醒。内叙事中的父亲没有等来他的女儿，外叙事的“我”最终也没有等到“我”想要的故事结局，同时作家也没有给予读者文本确切的结尾，然而正是这种非闭环式的结构决定了文本无限扩张的可能性。人生是否该要一个结果，并处于对这个结果的无限“等待”中？小说结尾的“我”冲出家门，跑去找那个“等”了“我”很久的女翻译家，是否是打破了“等待”的虚妄，而在“走”中寻求现实与行动呢？这已不仅仅是对先锋文学形式实验的“续航”与再探索，同时也包含着作家在“结构”中融注的人生、存在的一种体悟式经验。

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经历一个世纪的打磨，路过了落寞与低谷，正在产生更多的活力与新的生机。正如双雪涛、班宇等新一代小说家，他们对短篇小说的艺术打磨带有先锋痕迹的探索，对结构形式与生活的同构性的结撰所呈现出的反思个人命运与历史的关系充满了叙事的美学力量。新一代小说家们对叙事艺术的自觉探索，对叙事结构所表达的超越结构本身意义的追求以及由此延展出的美学价值与审美意蕴，扩容了短篇叙事本该具有的强大能量，为短篇小说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也照亮了短篇小说未来发展之路。

注释：

①张学昕：《小说的魔术师》，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2页。

②梁海：《镌刻记忆的“毛边”——论双雪涛、班宇、郑执的东北叙事》，《扬子江文学评论》2022年第2期。

③谭君强：《第二人称叙述者如何叙述？——论小说的第二人称叙事》，《思想战线》201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