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主旋律”小说的宏大叙事
〔摘要〕网络“主旋律”小说是现实题材的一个分支，其宏大叙事的模式遭遇了叙事的尴尬，一类侧重“现实性”的读者认为其“严肃性太低而网络性太强”，而另一类追求“网络性”的读者却认为缺乏“爽”感。因此，在后现代的文化语境中，网络“主旋律”小说调整了叙事策略，在宏大叙事中融合了世俗人情化的“小叙事”，让读者和作者形成良好的互动，促使“元叙事”和小叙事并行不悖地兼容于网络“主旋律”小说当中。所以，网络“主旋律”小说的写作要警惕“伪宏大叙事”倾向，着力探究“新的世界”和“新的人物”，寻找合适的网络形式，紧密结合“现实性”和“网络性”这两个维度，达到理想的创作效果。
〔关键词〕网络“主旋律”小说；宏大叙事；新的世界；新的人物
自党的十九大以来，网络小说现实题材的创作成为国家倡导的创作方向。以主旋律为基调，网络小说开始出现“重点主题、基层写实和重大题材”蓝海领域创作和生产引导机制。由此，网络“主旋律”小说作为现实题材的一个分支，糅合了传统“主旋律”小说的叙事特性和网络技术化的特点，开启了宏大叙事的写作旅程。
“主旋律”是一个音乐概念，其本义指在多声部演唱或演奏的音乐中，奠定乐曲主要基调的旋律，而其他声部只起润色、丰富、烘托、补充的作用。1987年3月，在全国电影工作会议上，面对外国进口大片对中国市场的冲击，时任电影局局长的滕进贤提出了“突出主旋律，坚持多样化”的口号；1996年，江泽民总书记的《在中国文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正式提出了“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性”的文艺方针，将“主旋律”运用在中国的文化格局中，显然，“主旋律”就是代表官方意识形态的主导文化。
何谓宏大叙事？这个概念的来源和后现代文化理论特别是利奥塔的反“宏大叙事”界定有关。从本源上来讲，宏大叙事往往强调总体性、宏观性、普遍性，与个体性、解构性、差异性相对立，它不仅是一种充满历史理性主义的整体性叙事，而且是一种强势的意识形态叙事，它关注人的社会性，描绘国家、民族的重大历史、现实场景，刻画伟岸、阳刚的人生形式，张扬和追求理想、道德、崇高等精神价值。我国传统文化倡导“文以载道”，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思想启蒙、民族解放、国家建构等宏大叙事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如《子夜》《红旗谱》《创业史》《白鹿原》《平凡的世界》等一系列作品，因有壮阔的社会生活、艰苦的革命历程、高大的英雄形象、光辉的理想主义而成为大众的精神坐标。可见，在具体作品中，宏大叙事往往与国家的重大政治方针、时代主题以及意识形态关系密切，主旋律小说选择宏大叙事，不仅是一种合适的叙事方式，还是一种叙事立场和审美形式。
但主旋律和宏大叙事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随着时代的变化，其主题也随之改变。1942年，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赵树理的作品被树立为“赵树理方向”，党的文学理论家陈荒煤兴奋地表示，主旋律文学就应该向“赵树理方向迈进”；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红色小说“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的主题是歌颂新中国、歌颂党、歌颂战争英雄；改革开放以后，“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改革文学”表达了对左倾路线的批判，对改革开放的呼唤。到了1990年以后，表现农村生活、战争英雄、官场反腐等题材的主旋律小说在叙事风格上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宏大叙事趋向世俗化和人情化，用“日常”叙事来塑造英雄。如军事题材中的《激情燃烧的岁月》《亮剑》《士兵突击》等作品，英雄人物形象不再是“高、大、全”，出现了如石光荣、李云龙和许三多这样具有普通人特点的英雄。而今，网络“主旋律”小说不仅承接了传统“主旋律”小说宏大叙事的特性，而且作者、读者和传播媒介也发生了变化，因此，网络“主旋律”小说，主要指在网络上连载，作者与读者产生双向互动，反映国家当下重大政治方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主旋律，传播“向上”正能量的类型化小说，小说总体风格豪迈正气，反映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
基于此，网络“主旋律”小说的题材主要表现为几个方面：第一，表现改革开放以来获得巨大成功的作品，如《浩荡》（何常在）、《大江东去》（阿耐）、《大国重工》（齐橙）、《复兴之路》（wanglong）、《奔腾年代——向南向北》（眉师娘）等；第二，表现抗疫的作品，讴歌医护防疫人员、快递员、记者等各行各业的人在抗疫中的英勇表现，如《国家战疫》（李开云）、《踏月归来》（古兰月）、《你好普通人》（包子二爷）、《一诺必达》（梦风）等；第三，表现普通人的家庭生活，聚焦现实痛点和热点的作品，如《全职妈妈向前冲》（清扬婉兮）、《二胎之战》（人参胖娃娃）、《老妈有喜》（蒋离子）、《二胎囧爸》（李开云）等；第四，描写基层英雄的作品，如表现支教题材的《明月度关山》（舞清影），表现脱贫致富题材的《特别的归乡者》（夜神翼）、《故园的呼唤》（仇若涵），表现城市紧急救援和医疗题材的《荣耀之上》《生命之巅》（麦苏），表现社区民警的《朝阳警事》（卓牧闲）等。这些作品都无一例外地表现了当下的时代精神和国家的政治主题，具有鲜明的主导文化倾向，不仅兼顾了网络小说的商业性和娱乐性，而且在叙述生活表象之外，挖掘了时代的内在精神，闪耀着现实主义的光芒。在网络上连载时，均获得了很高的点击率，得到了大量读者的反馈和讨论。
但由于网络小说的生产具有前所未有的开放性和互动性，作者和读者可以进行良好的互动，“爽”感关乎读者喜好，因此，为了吸引读者，网络“主旋律”小说在宏大叙事中融进了大量的小叙事，即世俗化和人情化的“日常”叙事，以保持阅读的娱乐性和趣味性。同时，网络小说以长篇连载为主，篇幅较长，动辄上百万字，高度强调故事的逻辑性和完整性，所以，如何统筹宏大叙事和小说“爽”感，促使故事情节和小说主题得到有效统一，警惕叙述中的“伪宏大叙事”，是关系到网络“主旋律”小说艺术性和商业性的关键所在。
网络“主旋律”小说的“伪宏大叙事”
对于小说而言，“小说的分析批评通常把小说区分出三个构成部分，即情节、人物塑造和背景。最后一个因素即背景很容易具有象征性，在一些现代理论中，它变成了气氛或情调。不用说，这三个构成因素是互相决定的”①。情节一般指小说的叙述性结构；人物塑造指的是人物形象的问题，既有静态型的，也有动态型或者发展型的；而背景在小说中有多种说法，本文姑且以环境论之。小说的主题与情节、人物、环境具有极其密切的关系：主题是通过情节的推演来表现的，人物是在情节推演中完成性格塑造的，情节和人物都需要服务于主题；环境为情节发展提供依据，通过侧面渲染和烘托来表现主题。网络“主旋律”小说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导文化，主题是弘扬主旋律，传达真善美和正能量。该类小说带有主题先行的特点。对主题的把握是主旋律小说和其他类型小说的重要区别。因此，网络“主旋律”小说的“伪宏大叙事”，主要指的是主题与情节、环境、人物塑造脱节的表达倾向。
（一）主题呈现与情节叙述是“两张皮”
“两张皮”指的是同一种事物存在着两种表象或表现。网络“主旋律”小说的主题表达是建立在当下重大政治题材和社会热点问题上的，作品必须站在树立国家意识形态的高度，总体上以积极进取、克服困难、重塑精神的角度进行故事的构思和叙述。虽然有的主旋律作品只是揭露了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但必须以故事情节为依据实施有问有答的回馈，在精神的高度上进行深思，提出妥善解决的方案，也是符合“主旋律”小说的主题要求的。
2015年以来，阅文集团启动“网络文学现实主义征文大赛”，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品，如《复兴之路》《大国重工》《何日请长缨》等。到2018年，越来越多的网站设立“现实题材”栏目，现实题材的创作呈现出整体性的崛起。中国作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宣部等官方部门对现实题材的助力和推广，更引发了大量的网络作家参与现实题材的创作，而对主旋律题材的书写，更成为一种潮流。然而，在大浪奔涌的大环境下，“主旋律”小说的创作鱼龙混杂，质量参差不齐，“两张皮”的现象较为普遍。近三年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大量的网络“主旋律”小说以此为题材，歌颂在疫情中涌现出的平凡英雄，如《踏月归来》《国家战疫》《你好普通人》《一诺必达》等。在《踏月归来》中，作者以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为背景，书写了在浙江金华发生的抗疫故事：男主人公赵帅是留学美国的医学生，成绩优异，对新冠病毒的传染性先知先觉，其女友文馨是一名记者，因为新冠病毒在武汉爆发，赵帅和他的中国同学被歧视，国家包机让留学生回国。按此故事的前奏，赵帅回国后，应该会用自己的专长为抗击疫情贡献力量，没料到小说却笔锋一转：赵帅回国后不仅不理解女友文馨的工作，还和文馨的闺蜜苏蕊蕊产生了暧昧之情，搞三角恋；同时，女主人公文馨和其母亲因为受父亲的连累，被高利贷追债，父亲的私生子文晓龙偷拍文馨裸照以此索要钱财，文馨母亲在和父亲离婚后，和钱老师相恋。各种离奇事件在文馨的生活中陆续发生。抗击疫情在叙事中占着无足轻重的分量，只作为叙事时间和背景而存在。
不仅如此，小说还讲述了文晓龙母亲为了钱财而接受嫖客的变态要求，邻居莫大娘的儿子伟琦因为同性恋不被母亲接受而跳楼，这些情节对于故事的推进并没有起到必要的作用，甚至，莫大娘的出现与叙事毫无瓜葛，伟琦跳楼的情节完全多余。小说叙述的重心集中在三角恋、职场冲突、社会猎奇上，为了吸引读者眼球而叙述与主题无关的事件，导致情节与主题脱离。
而表现大学生支教的《明月度关山》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明月身世坎坷，父母过早离婚，她大学毕业以后被派到红山镇高岗小学支教，小说讲述了明月支教以后发生的系列事件：闺蜜宋瑾瑜使用诡计留在县城执教，并勾引了明月的男朋友同居，明月和男友分手后与通信兵关山相恋。明月偶然遇到了母亲的前男友慕延川。在慕延川的帮助下，当地百姓修路架桥，新盖了校舍，改善了办学条件。小说用大量的笔墨写明月的个人感情生活和家庭生活，虽然也描述了高岗小学艰苦的办学条件和秦巴大山深处农民的生活状况，但小说笔触并没有往深处延伸，对人物的精神世界和乡村教育现状的叙述都停留在浮泛的表象，一味用明月甜蜜的婚恋来弥补无力改变现状的无奈，回避了大学生支教和乡村振兴的痛点，用田园牧歌般的情调来印证奉献一辈子的崇高。这般情节的描述是难以有说服力和现实主义深度的。
“说到所有的情节时，通常都认为其中包含有冲突：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或人与自己之间的冲突”②，冲突具有戏剧性，其本身是由更小的叙述结构或者事件构成，俄国的形式主义者和德国的形式分析家提出“母题”的概念来表示最基本的情节因素。《踏月归来》和《明月度关山》的“母题”为家庭生活+个人情感+重大主题，故事主题与情节“母题”显然发生了脱节，是典型的“伪宏大叙事”。
（二）“新人”形象塑造与“爽”感的失衡
“新人”的概念最初来自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的副标题“新人的故事”。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新的世界，新的人物”；1979年，邓小平的《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呼吁塑造“社会主义新人”；20世纪80年代，学者赵园将“新人”这个概念用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认为“新人”是集中体现时代精神和时代前进方向的人，且与时代有互动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寓言性。
网络“主旋律”小说塑造了一大批“新人”，不仅有被称为“国之重器”的专业人才，还有改革开放的弄潮儿、普通的平民英雄、基层的工作人员等。这些新人形象塑造得是否成功，有没有很好地把握时代跳动的脉搏，传达时代的正能量，是关乎小说创作是否成功的关键。和传统小说一样，人物的塑造有静态的描写和动态的描写，动态的描写塑造“圆形的人物”，人物性格较为复杂，性格特点有生成和变化的过程，而“扁平人物的塑造方式，即某种静态的塑造人物的方式，只表现一个单一的性格特征，也就是只表现为视为人物身上占支配地位的或在社交中表现出的最明显的特征，这种方法可能导致人物的漫画化或抽象的理想化”③。
网络小说在兴起之初，最受读者欢迎的是“非现实性”的虚拟题材，如“修仙”“灵异”“二次元”“玄幻”等，这些题材的受欢迎决定了网络小说叙事的“爽”感特征。在此背景下兴起的网络“主旋律”小说塑造的“新人”，必然有别于传统“主旋律”小说中的人物。“新人”不但要纳入宏大叙事的模式，肩负着传达时代主题的重任，还要满足读者的要求，具备个人叙事的“爽”感。因此，“新人”形象塑造出现了两种创作倾向：夸大“爽”感和人物逻辑不自洽。
以麦苏的《生命之巅》和《荣耀之上》为例。《生命之巅》讲述了救护车司机钟景洲原本是技术高超的外科大夫，因父母的意外死亡受到刺激而再也不愿意上手术台，三年来一直在医院开救护车。当钟景洲得知跟车的医生夏沫是父母生前救助的小夏天以后，一点点地恢复了生活的勇气和信心，终于重返手术台救死扶伤。小说“爽”点鲜明，首先，钟景洲“扮猪吃老虎”，他是一个形象邋遢的救护车司机，不知道他底细的后勤队长轻慢他，跟车的夏医生和张护士也不把他放在眼里，但钟景洲在夏医生无计可施的情况下，轻松地就把病人救活了；其次，钟景洲在开救护车救人的同时，不但极力疏通拥挤的交通以赢得时间抢救病人，还和病人的邻居协商沟通电梯使用问题，虽然这些超出了钟景洲的工作范畴，但对钟景洲超凡能力的描绘却是十足的“爽”点；再次，钟景洲所在医院的领导和同事，以及病人都纷纷要求钟景洲重返手术台，对于高难度手术，声称“非他不可”。欲扬先抑，钟景洲形象具有网络小说一贯的“爽”感，但在他前后转变的动因中，外部描绘过多，人物内在心灵的复杂性、冲突性却很少涉及，具有“扁平化”的特点，明显“爽”感太强，艺术性不足。
同样，《荣耀之上》中的向薇，城市救援队的美女队长，她品行高尚，作风严谨，工作能力非常出色。她救了很多人，处理了很多紧急事件，不管遇到多难的救援事件，她都能举重若轻，完全胜任。向薇家庭条件优越，和男朋友志同道合，感情深厚，也深受同事的信任和爱戴，是一个几乎挑不出毛病的具备“爽”感特质的“新人”。
可见，如钟景洲、向薇这样的“新人”，他们在时代的成长之路逐渐演变成了“打怪”“升级”的爽感，人物在复杂现实生活中的多样性和艰难性被“爽”感所替代，虽然对读者是一种娱乐性的补偿，但对于“主旋律”小说的艺术性是一种损伤。审美意义让位于社会意义，迫使“新人”的形象趋向扁平化，宏大叙事趋向单一化。
除此以外，“新人”形象的逻辑自洽性不足。如《国家战疫》中的王大强，带着3万只抵工资的口罩回老家过年，父亲病危，买棺材的钱都没有，有人愿以8万元钱买王大强的口罩，但他却把口罩全部无偿捐出去了，小说后续再也没提王大强的父亲是否病死，可有钱买棺材的事情，网友评论说“可以卖掉一点救父亲，剩下的捐了”④。显然，王大强的人物逻辑性不够自洽，过于拔高普通小人物的崇高性，忽略小人物在现实生活中遭遇的实际难题以及内心的思考和顾虑，使得人物不具备真实可感性，扁平化发展，沦为时代精神的传声筒。马克思在《致斐迪南·拉萨尔》里提出“我认为你的最大过错在于采取了席勒方式，把一些个别人物转化为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⑤。所谓“席勒式”就是从观念出发，以观念的演绎来代替对客观现实的真实描写，为了凸显重大主题，抽空人物的主体性，导致人物逻辑不够自洽，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传声筒，必然造成对小说艺术性的损害。
在现实主义的创作中，“恩格斯总是把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放在一起来说，没有典型环境，就没有典型人物，促使剧中人物采取具体行动的就是典型环境”⑥。网络“主旋律”小说中的“新人”所处的“典型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不仅要考虑当下的时代，还要考虑虚拟的网络环境。“新人”的塑造要防止“席勒式”的创作倾向，要借鉴“莎士比亚式”的写作方法，不仅真实呈现社会时代，也要平衡人物的“金手指”“开挂”和“玛丽苏”，使“新人”具备人的主体性，展现时代的精神风貌，凝聚一代人的理想、追求和思考，使之成为多向度的人，而避免成为“时代精神的传声筒”。
后现代文化语境下网络“主旋律”小说的宏大叙事
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理论涌入中国，对中国的思想界和文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到了90年代，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文学也开始了对宏大叙事的反叛：先锋文学用一种形式化的革命，解构了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关系；新写实小说讲究零度情感写作，写生活中的一地鸡毛，不谈爱情和远方；私人化小说则将视角落在女性私密的封闭空间，写隐秘的欲望和伤痛；新生代的作家则以非道德化的立场，大谈身体和堕落。显然，宏大叙事在纯文学的文本中逐渐陨落，小叙事逐渐兴起。
而在这种后现代的语境中，网络文学的宏大叙事却如火如荼。无论是玄幻修仙类小说，如《斗罗大陆》《凡人修仙传》等，还是历史类小说，如《回到明朝当王爷》《宰执天下》等，人物的成长升级总是包裹着浓厚的家国情怀。而在现实题材的创作领域里，自从《大江东去》《大国重工》《浩荡》《复兴之路》等一大批优秀的主旋律小说诞生以来，网络文学接过了宏大叙事的接力棒，众多宏大叙事作品纷纷大放异彩，或写改革开放的开天辟地，或写中国各项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或写当下时代的弄潮儿，塑造了一大批典型的时代“新人”，传达了正能量。
（一）宏大叙事和后现代文化并存不悖
法国思想家列奥塔在《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一书中提出，“在传统的‘知识’活动中，讲述者总是处于‘知者’或‘行家’的地位，听者则处于受动的接受地位。前者以其权威性的陈述使后者承认他的话语是唯一能揭示真理的‘元话语’或‘元叙事’。但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这种‘宏大叙事’的合法性则开始受到人们的质疑，讲述者与听者之间的地位和关系已随着游戏规则的变化而发生着变化，那种以单一的标准去裁定所有差异，进而统一所有话语的‘元叙事’已经瓦解，自由解放和追求真理这两大合法性神话或两套宏大叙事已经消逝”⑦。也就是说，在后现代的文化语境里，一切以真理自居的‘元话语’或‘元叙事’皆被瓦解。与此相反的是，“宏大叙事是一种逻各斯中心的总体性叙事，昭示着这个世界有一个‘总的故事’，这个故事有开头，有发展，有高潮，有结局，是线性演进的，有终极目的的，有乌托邦指向的，这正是长篇小说，尤其是现实主义小说的叙述模式”⑧。可见，后现代文化语境与宏大叙事构成了悖论，这两者相互作用，产生了怎样的文学态势，需要放置到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去看。
后现代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后，的确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1982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大会还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作为一种宏大叙事，这个命题的提出显现了中国主体政治层面的现代性气质。所以，即使后现代文化在中国影响巨大，但从国家政治的建构层面来说，依然处于现代性的叙事当中，而网络“主旋律”小说的宏大叙事兼具了两者的气质，即现代性叙事和后现代文化并行不悖，前者体现在文本主题上，后者则体现在叙事策略的调整上。
在文本主题上，网络“主旋律”小说在阐释国家重大政治方针题材的时候依旧为“元话语”和“元叙事”，不仅政治和方向正确，且积极传达正能量，讴歌真善美，表现大国崛起的激情以及中国人的气度和风貌。如《大江东去》塑造了中国改革发展历程中各种经济形态的弄潮儿；《大国重工》描述了中国工业的振兴；《明月度关山》表达了党中央改变乡村教育、解决农村问题的决心；《国家战疫》描述了中国人民团结一心、共同抗疫的感人画面等。在中国的文化场域中，“主旋律”小说的主题方向是与中国的发展进程紧密相关的，中国文化才是主导文化。
但后现代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又是必然的。西方学者哈桑认为，后现代的根本特征为“不确定性”，即对一切秩序和结构的消解；而与不确定性相联系的第二个特征是“内在性”，“这意味着后现代主义不再具有超越性，不再对精神、价值、终极关怀、真、善、美之类的东西感兴趣，相反，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艺术、哲学和社会现象，它趋于多元开放、玩世不恭、沉溺于欲念和眼前，追求不确定性、离散性，热衷于反讽和断片的话语、匮乏和破碎的苍白意识形态”⑨。事实上，在链接现实题材时，宏大叙事确实显得苍白和力不从心，需要小叙事来进行勾连和转译。在以“读者”为中心的网络文学商业机制中，“主旋律”小说如果不给读者阅读的快感或补偿，也就和网络小说的生产机制背道而驰了。
所以，后现代文化对网络“主旋律”小说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宏大叙事策略的调整上：在文本主题坚如磐石的前提下，小叙事进入了宏大叙事的框架之内，自由发挥各种吸引读者的叙事手段。如《大国重工》的冯啸臣是从后世穿越而来；《朝阳警事》中的韩朝阳是个学音乐的大帅哥，他运气非常好，常常“捡漏”立功；《老妈有喜》紧扣当下二胎题材，女主是个典型的当代精英女性，家庭和职场都在她的掌控之中，“爽”感十足。除此以外，世俗人情、八卦新闻、男女情事都以浓墨重彩的方式进入了网络“主旋律”小说的宏大叙事，后现代文化的拼贴、戏仿、解构、段子、复制等特征在小叙事中一览无余，很好地抓住了读者的眼球，迎合了市场。
（二）作者和读者的双向互动
新时期以来，传统的“主旋律”小说出现了很多精品，如《苍天在上》《抉择》《大雪无痕》这类揭露社会丑恶现象，直面社会矛盾的作品，不仅贴近现实生活，传达群众心声，而且产生了巨大的心灵震撼和社会效应。相比较而言，网络“主旋律”小说的缺憾正在于此，对现实的描述浮光掠影，不注重开掘小说的艺术表现力，导致“主旋律”文学被评价为“粗糙”或“非文学”。
据《2021年网络文学研究报告》，2021年，阅文集团新增作家中95后占比超80%。网络作家群体普遍较为年轻，由于年龄和阅历的限制，他们对于国家重大政治题材的把握和理解是较为片面和肤浅的，对当下社会热点问题的追踪也不免流于表面。他们用自己有限的个人经验来阐释主旋律题材，结果必然是剑走偏锋，从宏大叙事偏向了小叙事，倒向了他们熟悉的生活领域，不外乎职场争斗、私人情感、家庭伦理以及网络上铺天盖地的各种碎片化的信息。
以抗疫题材为例，2009年阅文集团“我们的力量”抗疫主题征文上线，很快就有12000名作者报名参加。三年来，关于抗疫题材的小说层出不穷，站在时代的大变局下书写个人的精神和命运是衡量优秀抗疫作品的重要前提，但事实上，有的故事是扩展了某一个新闻报道，有的是采用段子式的书写，如“中国给留学生包机回国，印度……哭着求带”，有的是采用政论体，一味地歌功颂德。事实上，网络文学也是文学，网络“主旋律”小说也是小说，它们依旧是文学，不完全是宣传的工具，也不是打着正能量的噱头挂羊头卖狗肉，所以，沉浸于对现实生活的描绘，注重艺术表现力的挖掘，对于网络作家来说，任重而道远。
读者对于优秀主旋律作品的接受度非常高，如在《大江东去》《大国重工》《糖婚》等小说的书友圈，读者热烈地参与了讨论；对于主旋律影视作品，有的读者甚至在视频网站发布自己剪辑的小视频，自发展开讨论，比如有网友问：“《觉醒年代》有后续吗？”有人答：“你现在的幸福生活就是后续。”⑩可见，读者对于主旋律作品并不反感，而且有自己的感悟和思考，只是读者有他们的审美偏向和接受方式，他们有的偏重于讨论小说中的人物命运走向和细节安排，有的偏向于把人物的“升级”势能引向自我的生活，有的截取片段在小红书、抖音等网站分享。
德国文学理论家姚斯认为，“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只有通过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才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视野”⑪。读者和作者进行友好互动，作者以读者受欢迎的叙事方式和话语表达来写主旋律小说，共同参与“主旋律”小说叙事的构建，不仅有利于提升作品的受欢迎度，而且可以达到双赢的效果。
在网络和现实中游走的网络“主旋律”小说
网络“主旋律”小说是伴随着现实题材的崛起而日益壮大的，作为现实题材中一个分支，网络“主旋律”小说所处的位置非常尴尬：一方面，对“现实性”有所期待的读者，认为它不是真正的“主旋律”小说，是“伪宏大叙事”，“严肃性太低而网络性太强”⑫；另一方面，网络“主旋律”小说的市场收益和变现能力很弱，出现了“叫好不叫座”的局面，其网络性又不被读者接受，认为“爽”感不足，想象力较为贫乏。所以，网络“主旋律”小说该走向何方？该怎么兼容自身的网络性和现实性，实现宏大叙事的理想效果？
（一）探索“新的人物”和“新的世界”
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有些从上海来的同志想为“大后方”写作，“大后方也是要变的，大后方的读者，不需要从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听那些早已听厌了的老故事，他们希望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告诉他们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新的人物，新的世界”，这个说法放到网络文学中来，依旧具有指导性的意义。
何谓“新的人物”？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对时代具有阐释的可能性，还要有网络性。如《大江东去》中的宋运辉，他走的每一步都踩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节拍上，事业和感情皆一路畅通。阿耐在塑造这个人物的时候，很显然是兼顾了网络文学的趣味，甚至在写宋运辉和梁思申的感情经历时，有类似“霸道总裁”的写法。宋运辉是中国改革开放中涌现出的“新人”典型，他出身寒门，靠着自己过硬的专业技术以及在官场上运筹帷幄的能力，而成为金字塔尖上的人。小说在塑造宋运辉这样的“新人”时，并没有忽略描述改革开放的复杂性和个人奋斗的艰难性，使得人物的“爽”感非常饱满，不至于沦落为扁平人物。同时，宋运辉这个“新人”的网络性还是显而易见的，由于现实题材的束缚，“金手指”有别于玄幻、仙侠类的超能力和超天赋，但可幻化成为各种优秀的品质、高于常人的天资和众多贵人的帮助和提拔，精英光环遮蔽了宋运辉作为普通人无能为力的一面，让他的际遇极其理想化。显然，赋予“新人”一种“理想化”的人生，小说呈现一种光明的结局，成为网络“主旋律”小说的一种叙事常态。
何谓“新的世界”？不仅指当下的现实生活世界，还包括虚拟的网络世界，以及如何在网络文学的生产机制中去表现它。如《朝阳警事》，主人公韩朝阳因为是学音乐出身而不被领导喜欢，作者采取“换地图”和“换背景”的方法让人物“升级”，“换地图”指安排韩朝阳去结对的边远省份派出所跟班学习，却意外地立了大功；“换背景”则体现在主角所在辖区的变化，刚开始是个“城中村”，集中了各种社会问题，拆迁以后，又变成了大工地，辖区变成了大大小小的上百支施工队伍，新的矛盾又产生了。在新的世界里，作者让韩朝阳“打怪”“升级”，既贴近了现实生活，又满足了读者的口味。同样，在《大国重工》中，用主角穿越回20世纪80年代的方式来写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描述了极其专业精细的工业技术以及80年代的工业场景，而且使作品呈现出“精密机器部件组合式”的风格。所以，“新的世界”，是在动态中变化和流动的世界，是“二次元世界”“5G时代”和会写诗的“人工智能”等。在网络文学的书写中，如何去表现这个世界尤为重要，不但要有对现实生活的描绘，还要把广阔的现实世界延伸到虚拟世界当中去，用批判、关切、深爱的写作态度去看待这个世界。
在当下的文化场域中，重提“新的世界”和“新的人物”是对当下世界自觉而深刻的“指认”，网络文学的“虚拟性”特征召唤着网络文学发展的“新质”，也预示着“新的世界”和“新的人物”诞生的可能。
（二）寻找合适的“网络形式”
合适的“网络形式”，是指小说该如何处理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和世俗人情小叙事之间的关系，如何兼顾小说的网络性和现实性。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1949-1966年的主旋律小说基本都采取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和世俗人情小叙事结合的模式，如反映农业合作社的《艳阳天》，小说讲述了东山坞村的富农、中农因为自私自利而破坏农业合作社，村支书萧长春团结贫农和进步分子，如何一步步改造落后分子的故事。小说塑造了“弯弯绕”“马大炮”“把门虎”“焦大脚”等农民形象，通过人物行动和对话描写了农民怎么吃饭过日子，菜园子里种什么菜，为了争夺粮食怎么耍心眼，男女小青年如何谈恋爱，支书萧长春丧偶，他的父亲萧老大如何张罗着让他相亲等。世俗人情的小叙事增加了小说的趣味性，让人物具体可感，即使今天读来，很多观念已经陈旧，但仍然不乏艺术审美性。小说情节紧凑，小叙事在叙述中占据的比重较少，且服务于主题和情节的需要，故事始终围绕着农民办农业合作社的主题，叙述详略得当。
而1990年后出现的战争题材的主旋律小说，如《激情燃烧的岁月》《亮剑》《士兵突击》《高地》等也有很多的世俗人情描写，让石光荣、李云龙、许三多这些英雄人物具有普通人的特点，呈现出真实性，如石光荣的不拘小节，李云龙的嬉笑怒骂，许三多的笨拙憨厚等。真实性反映了人物的本质性和丰富性，通过人物的命运变迁和在日常生活中的遭遇，把时代的波澜壮阔、社会的历史变革全部展现了出来，表达了对现实人生的追问。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和世俗人情的小叙事水乳交融，达到了精神价值和世俗情怀的统一。
对比来看，网络“主旋律”小说的写作困境即源于此。之所以出现宏大叙事和小叙事的失衡，难以兼顾“现实性”和“网络性”，一方面是因为主旋律小说宏大叙事的特性与网络小说的生产机制是冲突的，主旋律小说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导文化，宏大叙事是逻各斯中心的总体性叙事，网络小说的“个人叙事”和“升级体系”与其相悖，导致网络“主旋律”小说缺乏网络性；另一方面是因为在现实题材的书写中，要兼顾小说的“现实性”与“网络性”，就是对作家的观察力、笔力、人生经验的重要考察，而普遍年轻化的网络作者难以驾驭和处理现实的复杂和苦难，因此，为了迎合读者的“爽”感，现实的复杂与苦难很轻松地被“金手指”“异能”“系统”所解决，导致网络“主旋律”小说缺乏“现实性”。
但是，《大江东去》《老妈有喜》《朝阳警事》《大国重工》等作品脱颖而出，不仅沿袭了传统主旋律小说“现实性”的特点，而且抓住了网络小说的“爽”感：第一，在宏大叙事中融合世俗人情和日常生活的描绘，但不喧宾夺主，叙事比重安排得当，谋篇布局合理，小叙事以服务于情节和主题为主旨，实现了两者之间的平衡和配合；第二，人物形象鲜活，“打怪”“升级”皆有深厚的现实基础，在描绘生活表象之外，挖掘生活的深度，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第三，抓住时代的痛点和热点，以个人的命运来折射时代的变迁，不仅兼顾了网络小说的“爽”感，也让主旋律题材不再僵化，符合当下读者的话语表达方式和审美倾向。
随着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为“国家和时代而歌”的宏大叙事成为很多网络作者的自觉叙事行为，因此，探讨如何创作出读者喜欢的优秀主旋律小说，是非常有意义的。总之，网络“主旋律”小说不仅要探讨“新的世界”和“新的人物”，也要调动作者的主体性，从主旋律的模式化思维中走出来，主旋律的题材也可以融入“金手指”“开挂”“玛丽苏”，只要表达的是“大我与小我”“时代与世界”“传统与变革”“理想与真实”“欲望与纯真”等基本的人类命题，那就是合适的网络表达形式。
注释：
韦勒克：《文学理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11页。
②韦勒克：《文学理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12页。
③韦勒克：《文学理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15页。
④起点中文网，《国家战役》网友评论。
⑤朱光潜：《西方美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17页。
⑥朱光潜：《西方美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18页。
⑦张志伟：《西方哲学智慧》，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53页。
⑧邵燕君:《网络文学的“断代史”与“传统网文”的经典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2期。
⑨张志伟：《西方哲学智慧》，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53页。
⑩见央视频《觉醒年代》弹幕。
⑪朱志荣：《西方文论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72页。
⑫张亚琼：《宏大叙事与现实题材网文的“理想化”写作——以阿耐〈大江东去〉为中心》，《当代作家评论》2021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