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罗伟章的《谁在敲门》洋洋63万字,一本超厚的大书。尽管罗伟章表示他在写这部小说时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划和提纲,只是随心所欲,但我相信在他动笔之前,早已有一个宏大的野心在他的身体内部鼓动跳荡,不然他最初给小说取的名字也不会是将时间与空间一并囊括进来的“家春秋”了,他在后记中坦率地承认这个名字显示出他“有些狂妄”。其实这无关乎狂妄,只是说明他内心已经积攒了太多的内容需要表达出来。这部小说其实包含了一个家庭三代人命运历程的全部内容,它完全可以建造起一部家族小说的大厦。可是,尽管内容足够宏大,但罗伟章并没有去写家族小说。我猜想从一开始罗伟章就没有往家族小说这方面正眼看过。现在的家族小说往往是成功人士小说,即使写成了悲剧,也一定要有伟大目标和野心;或者是贵族小说,有家传、有世袭、有名望,即使主人公是个没落者,但他的血液里流淌着高贵。但是,罗伟章从来都是把目光投注在普通人身上,他作品中的人物多半生活在底层和边缘,平凡的身世,庸常的日子,让他们来支撑起的家族小说显然也无甚光彩。从这里就可以看出,罗伟章写这部小说时心里丝毫没有准备什么参照的对象或模板,他以特立独行的方式开启了这一次的写作。如果一定要追问他的模板的话,只能说他的模板就是生活本身。装在他心中的生活就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他的小说是最典型的日常生活叙述,但是,就在这典型的日常生活叙述中,长出了一株郁郁葱葱的大树。

当代小说这40年来最重要的变化,莫过于日常生活叙述的正常化和普及化。中国现代文学大致上形成了宏大叙述和日常生活叙述这两大叙述类型,两种叙述类型在文学发展进程中的遭遇又各不相同,宏大叙述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主流,日常生活叙述则一度销声匿迹。直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日常生活叙述才得以正常化和普及化,其发展势头之猛,仿佛要抢了宏大叙述的风光。但事实上,这两种叙述并不构成对抗和冲突,而是并行不悖的关系。随着小说叙述的发展和成熟,宏大叙述和日常生活叙述逐渐呈现出相互渗透和相互融合的趋势,二者的融合不仅大大拓宽了小说叙述的空间,而且也深化了小说叙述的表现力。罗伟章在《谁在敲门》中采取了彻头彻尾的日常生活叙述,他将日常生活进行了本体论的表达,因此看上去都是日常生活的琐碎事,似乎是家庭日子的“流水账”,却每一件琐碎事仿佛都有一个线头,每一个线头都牵引到父亲。围绕父亲,罗伟章记了三笔“流水账”,第一笔是子女们为父亲庆生日,第二笔是亲人们陪父亲在医院住院治病,第三笔是在老家燕儿坡为父亲办丧事。“流水账”里是满满的烟火气,这烟火气是亲情和伦理焙出来的。罗伟章写这三笔"流水账,也很讲究,三笔“流水账”是在三个固定的空间里分别发生的。这三个固定的空间都与父亲有关系,父亲具有一种凝聚力,会将分散在四处的人们吸引到一个固定的空间里。这就透露出罗伟章写父亲的更深用意,他从父亲身上看到了一种无形的力量,尽管父亲是一个普通的、平凡的父亲,但在罗伟章的眼里,父亲其实就是一种文化传统的象征。父亲是由农业文明形塑出来的,关于这一点,许多评论文章都进行了深人的阐述,罗伟章也是通过父亲这一形象寓意了农业文明走向衰落的历史趋势。他在小说中说：“父亲的名字表达了某种愿景,或者说某种可能,但现在他老了,事实上早就老了,愿景也许还在那里—那是一种乐观主义疾病,会把人陪伴到死—可能性是彻底没有了。”农业文明的衰落,以父亲的形象来象征当然是非常贴切的。

罗伟章一直在小说中书写父亲,如果说在以往的小说中他主要写到了父亲的坚韧和顽强,那么这部小说中的父亲形象就有所变化,他一出场就是一个衰弱的老者,他代表了农村的现状。罗伟章并没有把视线直接投向农村的社会面,但他抓住了农业文明衰落的两个关键点,一个是土地,一个是家庭。这两个关键点又都深刻影响到父亲一家人的日常生活。

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当年毛泽东就对斯诺说道：“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了中国,谁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但罗伟章在《谁在敲门》中给人们呈现了农民与土地的另一种情景,农民已经不再完全依赖土地才能生存下去,人们纷纷离开土地去城市寻找希望。如果说过去父亲是有着威权和力量的,这些威权和力量无疑都是土地所赋予的。小说回忆了当年,母亲死去后,留下七个孩子,虽然父亲在人们心目中不是一个强悍的男人,但他仍然把孩子一个个拉扯大,就因为他依仗着土地。如今,父亲的孩子们都长大了,有出息了,而且不必再像父亲那样只能凭土地生存了,他们多半离开了土地,活得似乎更好。过去依赖土地,才有故土、故乡一说,可现在是稍有一些活路的人都不愿留在故土上。最耐人寻味的是,大姐夫是村支书,却长年累月住在回龙镇,村民有事要办,“都是提了烟酒鸡鸭,来镇上找支书反映”(第4页)。父亲想在乡下过生日,却拗不过子女们的安排,坐着儿子的摩托车到镇上来过。镇上虽然是大女儿的家,但他每次来女儿家的结果“不是害头痛,就是害身上痛”(第5页)。这一切都在暗示,父亲的魂是与土地连在一起的。父亲的问题是他再也不能真正回到土地了,他最心疼的也是土地再也留不住他的子女们了,他揩着眼泪对子女们说：“你们爸爸没本事,要是我有本事,每个月给你们发他妈一万块,叫你们一辈子不离乡,一辈子不去吃外面的苦。”(第88页)小说所记的关于父亲的“流水账”前两个的空间都与乡村土地无关,一个是镇上的女儿住房,一个是县里的医院,这样的设置看似漫不经心,却真能见出罗伟章的心机。父亲唯有死去以后才能再一次回到土地,因此就有了在燕儿坡为父亲办丧事的书写。这同样是“流水账”式的日常生活叙述,但我们也明显看到,不同于前面两笔“流水账”这里是大量乡村丧葬习俗,充满了仪式感,这些习俗、规则和禁忌自然是农业文明的表现形态,但它们平时几乎都处在沉寂消弭状态中,只有当一个人死去的时候,它们才复活一次。当父亲埋人土里以后,亲人们也就四散开来,回到他们各自该去的地方。这仿佛是在说,在土地上长出来的农业文明,如今被埋进了土地里,回到了它的原初处。

另一个关键点是家庭。中国人大概是世界上最有家庭观念的族群了,家庭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细胞,小说一再强调了家在乡村的重要性,比如说“没有不孝的出家人”,又说“这片大山大水地界,没有六亲,寸步难行”。(第58页)父亲则是家庭的主心骨,但眼下的父亲不仅老了,而且已经无力掌控子女们了,他的唯一作用便是作为一个家庭的象征,有他在,这个大家庭就还在。“他生日的全部意义,就是提供一个机会,让儿孙团聚。能聚的人越来越少,表面的理由万万千千,最深层的,是父亲正在远离。”(第111页)农业文明衰落最突出地刻印在家庭上,从形态上说,家庭变得越来越松散,特别是到了父亲的第三代,几乎没有了一个相对稳固的家庭观念,要么像丽丽那样还没领结婚证就有了孩子,孩子生下来以后男的又跑了:要么像燕子那样都准备办婚礼了,却发现自己的新郎正在与自己的表妹谈恋爱。家庭的外壳名存实亡,这还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家庭的内涵已经变得十分苍白。在中国传统文化理念中,亲情是家庭的润滑剂,因此将"亲亲,作为家庭的本体,所谓“亲亲”,意思是要亲爱你的亲人,这种亲爱更强调奉献和施爱的行为,是孝悌,是恩爱,因此古人说“亲亲为大”。罗伟章以大量日常的生活细节来展现许家几代人的来来往往,但从这些细节里,我们会感到,“亲亲”的情感和理念随着一代又一代的更迭变得越来越淡薄。我很欣赏罗伟章在最后一章专门设计了一个“红灯笼行动”的情节。县里的张书记要倡导传统道德,便在全县开展“红灯笼行动”，让全县的每一个家庭来评比,能够做到人生八德的,便在家门上挂盏红灯笼。有意思的是,不少村民在挂红灯笼和评上扶贫户这两件事上反复掂量,有的为了得到扶贫户的实惠,宁可不挂红灯笼。于是在挂红灯笼这件事情上闹出了不少啼笑皆非的故事,“红灯笼行动”也挽救不了满是裂缝的家庭。结局是令人沮丧的,曾经照顾着许家三代,谁有难处都要到这里寻求帮助的大姐和大姐夫家,最终也被官方将门上的红灯笼取掉了。罗伟章用一句话描述了被取掉红灯笼的大姐家：“屋子里照旧纤尘不染,只是更加落寞了。”(第662页)这与小说前面所描述的在这屋里为父亲庆生日的热闹场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仿佛是父亲离去后的必然结局。

出于对农业文明的整体性思考,罗伟章在叙述中就特别用心于气的贯通和空间意识的铺展。父亲无疑是这部小说的灵魂,甚至可以说这就是一部祭奠父亲的小说。故事就是围绕父亲而展开的,父亲的形象仿佛就是小说的一股气,罗伟章顺着这股气连绵写来,由强到弱,由聚到散,一气呵成,正因为气的连贯性,尽管小说是一个又一个的日常生活细节,却丝毫不给人有零碎之感。小说明显分为四个部分,前三部分是三个关于父亲的“流水账”,但小说并没有写到父亲去世而终止,因为父亲虽然埋进土里,他的气还没有断,还弥散在亲人们的身心,因此小说继续写了第四部分,写父亲死去之后人们的生活状态。土地与家庭都给人一种突出的空间感,罗伟章说：“我的家乡人,世世代代被钉死在土地上,空间便成为最深的渴望,而今他们满世界跑,空间本不再构成标准,但血脉里关于空间的神往,依然活着。”(第77页)因此他的叙述具有自觉的空间意识,空间意识的铺展,使小说结构形成一种板块式的递进关系。以父亲的生前和死后为界,空间感形成了明显的区别,父亲生前的三个部分,以父亲为中心,是一个朝着中心凝聚的空间,而在父亲去世后,人们就如同一盘散沙各奔东西,构成了一个向外扩散的支离破碎的空间。这种空间感的变化更加凸显了父亲作为农业文明的象征的意义。

罗伟章是通过父亲这一象征性形象进人对农业文明的思考的。对于父亲形象的重要性,许多评论文章都专门进行了阐述。但是,在罗伟章的内心还存有一个母亲形象,当他在这部作品中要全面表达他对中国农村兴衰史的看法时,母亲形象不可避免地要从他的内心走出来。因此,我们在关注小说中的父亲形象时,同样应该关注小说中的母亲形象。母亲虽然在孩子们都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但母亲的强悍一直留在大家的心里。母亲去世后,大姐担当起了这个家里的母亲角色,她后来基本上就成为这个大家庭里的主心骨,事实上,罗伟章就是将大姐作为母亲形象来书写的。从早逝的母亲,到担当起母亲职责的大姐,共同完成了一个母亲的文化阐释,这是小说中非常重要的一脉。当我们要理解农业文明时,仅靠父亲形象是不能达到全面理解的。父亲和母亲才能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家。我甚至认为,中国传统文明就是关于家的文明,古人把宇宙看成是一个大家庭,天为父,地为母,于是便按家思维去建构国家,确立秩序。父为阳,母为阴;父为刚,母为柔;阴阳互补,刚柔相济,这便是中国传统文明的精神图谱。有意思的是,罗伟章在写到父亲与母亲时,特意来了一次阴阳转换。当年母亲支撑起全家老小的生活,父亲只是个影子,母亲有着旺盛的生命力,生龙活虎地活着,她与侯大娘没有休止的吵架可以说就是她的生命力太旺盛的缘故。她的死也是死得那么的果断,宁死也不愿在她的死对头侯大娘面前输一口气,硬撑着从床上下来,坐到火塘边,就这么体面地坐着死去了。母亲的强悍也许压过了父亲的风头,当时母亲死后,人们都感叹,这一家应该让父亲死去,留下母亲,因为父亲懦弱,母亲能干,人们担忧这一家以后怎么生活。但父亲并不是真的懦弱,他的坚韧是藏在心里的,从此他为了让儿女吃饱饭,像牛一样,累得吐白沫,甚至有好几回,都差点饿死在山上。事实上,母亲已经活在了父亲的心中,他知道在这个家庭里,他不仅要做好一个父亲,也要做好一个母亲。大姐作为这个家里最大的女性,懂得母亲的重要,她主动担当起了母亲的职责,同时她也最清楚,父亲的心里一直活着母亲,因此她鼓励父亲要活下去的理由之一便是要帮母亲把寿数活够。这意思就是说,母亲的寿数已贴补到父亲的生命里了。但母亲的魂魄可以说完全附着在大姐身上了,她对父亲的孝顺是没得说的,而她对待自己的兄弟和妹妹,以及他们的后代,就完全是一个母亲的角色了,她深谙人情世故,处事圆润周全,她慈爱兄弟,体贴晚辈,胸襟坦荡,乐于助人。大姐是一个好母亲,但她又是一个浸泡在农业文明里的母亲,因此她最终也像父亲一样是作为悲剧角色而谢幕的。她从另一个层面诠释了农业文明衰落的必然性。自一百多年前开始的反封建、反传统的现代启蒙以来,人们出于批判传统的目的,更多关注传统的父亲形象,也就忽视了在传统中还有一个母亲的形象,或者只是把母亲看成是父亲的附庸,既然传统文化从本质上说是男权中心的,将母亲看成是父亲的附庸似乎也言之有理。然而还应该看到,母亲作为传统家庭中的重要角色,有其独立的文化内涵。在甲骨文里,“母”的象形字是一个跪着的人,中间的两点表示两乳,强调了母亲对生命的哺育。传统文化不仅强调母亲对生命的哺育,也强调母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启蒙教育作用,我们很早就有"孟母三迁”这样的典故。然而小说呈现给我们的情景是,大姐尽管担当起母亲的职责,已做得真是滴水不漏了,但在新的现实面前她仍是无法挽救溃散的家庭。

农业文明在一个人的身上会具体化为一张脸面,每一个人都很看重这张脸面。小说中的人物往往会持一种“丢脸论”来处置事情。比如父亲不愿接受子女们各自打着不同的算盘来左右他的生活,他在无可奈何之中,便决定哪个子女的家他都不去住,他要去后山住到岩洞里。子女们这才慌了神,因为“一个有子嗣的老人,说自己去住岩洞,表明后人把他的心伤透了,同时也是宣示后人的不孝,要丢后人的脸”(第53页)。大姐夫要把他得到的各种高档酒摆在自家客厅的酒柜里,哪怕大家提醒他这容易让人看到了眼红生事,他也不把这些高档酒收藏起来,因为这就是他的脸面,过去由于穷而失尽了脸面,所以现在“只有把好东西摆在光亮处,心里才踏实”(第664页)。大姐出于好意和担心便把这些好酒都收捡起来了,谁知这一收捡也伤了大姐夫的脸面,“他每次回到家,都心慌意乱地站在酒柜前,东摸摸,西摸摸”(第486页)。大姐和大姐夫是一对凭借农业文明的夕照仍然获得成功的夫妻,他们的家是一个还能为农业文明显摆一下的家。因此许家人都以大姐夫和大姐为荣,也愿意听他们张罗。以小说的“丢脸论”而言,便是“一个家庭,一个部落,一个国家,脸是长在一两个人身上的,那一两个人没脸,所有人都没脸”(第53页)。但事情后来的发展却证明,以农业文明确立的规则和方式行事已经行不通了。大姐夫这么一个能把乡村人事处理得滴水不漏的村干部,却最终被抓进了牢里,我怎么读也没觉得这是一个腐败与反腐败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宣告乡村伦理和规则不合法的故事。大姐夫的悲剧就在于,他还没有理解城市,“城市澎湃的灯火,涌动的人潮和车流,都是不定形的世界,与他们血统里稳固的村庄背道而驰,并因此不知所措”(第124页)。也就是说,在城市这个新世界面前,他们的脸面都不知道往哪里搁了。“挂红灯笼行动”其实就是充分利用了“丢脸论”在乡村的广泛影响,连疯癫了的亚琼都知道红灯笼的重要性,不给她家挂,她就趁夜深人静去偷别人家的红灯笼,挂到自家的门上。更可悲的是,大姐在自家的红灯笼被摘掉以后,感觉到脸面失尽,便上吊自杀了。

小说的最后一句是:“火车呼啸着钻进洞子,信号断了。”(第665页)罗伟章想要表达的所有意思,似乎全在这句话里。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