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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转向”与当代文学批评的空间性话语重构
来源:《文艺争鸣》 | 颜桂堤  2022年12月06日11:21

20世纪下半叶以降,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诸多研究转向,如“文化转向”“语言转向”“视觉转向”以及“空间转向”等,其中尤引人注目的莫过于“空间”的华丽转身。正如丹尼尔·贝尔所断言:“空间建构已变成20世纪中期文化的基本美学问题。”长期以来,时间往往占据了更为显赫的位置,被视为“丰富的、多产的、有生命力的、辩证的”,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与关注;相较而言,“空间在以往被当作是僵死的、刻板的、非辩证的和静止的东西”。在福柯看来,19世纪沉湎于历史,这一情形蔓延至20世纪,人类生活的空间性问题要么被历史吞没了,要么变成一些被归类为背景、处境、语境、社会的比喻。面对这一“盲域”,福柯敏锐地预言一个新的空间时代到来了:“我们正处于一个同时性和并置性的时代;我们所经历和感觉的世界更可能是一个点与点互相联结、团与团之间互相缠绕的网络,而更少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经由时间长期演化而成的物质存在。”不言而喻,福柯试图改变传统研究只关注“时间”维度而忽视“空间”维度的做法,使之将视野和焦点转移到“空间”上。詹姆逊也明确呼吁,“我们的历史性在衰退,我们以某种积极方式体验历史的生动可能性正在衰退”,而我们的文化变成了一种“日益受到空间和空间逻辑支配”的文化,因此“有必要把空间问题作为对它的根本结构关注提出来”。随着全球化加速与“后现代主义文化”席卷而来,“空间”被推上了中心舞台获得关注与重新阐释。诚然,“时间之犁翻耕了先前时代那静止不动的世界”,空间这一被“隐没的维度”渐次浮出历史地表,开启了“空间的纪元”。“空间”作为一个既老又新的领域,它在“空间转向”的视域中重新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对象:一方面,打开了理论家们寻求新思想资源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敞开了我们如何更好地理解当前世界并对此做出反应的新可能。新世纪以来,“空间转向”跃升为当代文艺理论与文学批评的重要问题与理论支点,深刻影响了当代文艺理论与文学批评的观念变革与话语重构。因此,重新审视“空间转向”及其与文学批评的复杂关系,不仅有助于打开“空间理论”与文学批评相结合的种种可能,而且有助于更为有效地把握当代文艺理论与文学批评发展的新趋势与新方向。

文学研究领域对“空间”的关注经历了持续而深刻的转向。尽管空间的许多特征可以在早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中找到,但是空间文学研究还是相对较新。无论它被理解为文学学科中一个独立的分支,还是被理解为对研究对象的一种普遍态度,空间文学研究都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紧密联系在一起。尽管难以确切确定转向发生的具体日期或时刻,但是当代文学研究和文化批评确实已经发生了明显的“空间转向”。诸多的迹象已然表明,文学研究中的空间或地理词汇越来越多,各种形式的制图被用来勘测文学地形、绘制叙事轨迹、定位和探索地点,以及投射想象的坐标。许多文学研究学术会议致力于文学空间、地理批评和文学制图问题,文学批评的空间性问题重新受到高度重视与关注。

全球化空间重组,无疑是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空间转向”的直接动因。对全球化历史的空间维度的关注,改变了人们对文学史和当代文化实践的思考方式,促使人们更多地关注文学和其他文本是如何建构表征性空间的。菲利普·韦格纳的《空间批评:批评的地理、空间、场所与文本性》一文极力倡导将空间理论引入文学研究之中,他强调道:“有必要在绘制任何全球空间的地图时超越经典的高雅与低俗的对立,超越中心与边缘的对立,代之以创造一种新的多点透视观,以考察文学和文化活动、交流和流通。只有以这种方式,我们才可能对于我们今天寓居其中的全球空间的复杂性和原创性有更加丰富的理解。”近年来,空间性、场域、制图学、空间批评、文学地理学、地理批评等概念已成为当代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关键术语。

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中的“空间转向”,在很大程度上是后现代状况的产物或回应。“后现代”的降临,进一步使我们的世界与日常生活发生了剧烈而深刻的变化。在一定意义上,这些变化预示着一个新世界的到来。这就需要有一种新的视域与方法来帮助我们理解新世界。在塔利看来,当今“人类的状况”通常是一种迷失方向的状况,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在现实世界中的体验往往也迷失了方向。作为位于媒介资源中的文学和文化研究,需要以更适合空间与空间关系的话语来重新建立我们在世界中的位置感;而从事“空间性研究”的学者,无论是在文学制图学、文学地理学还是地理批评方面,都可能继续发现或发明新的方法来理解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在此意义上,或许我们可以认为:文学与文化研究中的“空间转向”,既是对这一新世界与新状况的合理回应,也是对新空间和表现形式的尝试性探索。

法国著名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的《空间的诗学》颠覆了长期以来文学理论的“时间化”思维传统,对文学创作与批评中的“空间化”问题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被想象力所把握的空间不再是那个在测量工作和几何学思维支配下的冷漠无情的空间。它是被人所体验的空间。它不是从实证的角度被体验,而是在想象力的全部特殊性中被体验。”布朗肖将“文学的空间”理解为一种生存体验的深度空间,认为“文学空间并不是一种外在的景观或场景,也不是见证时间在场的固化场所,它生成源自作家对于生存的内在体验”。大卫·哈维更是态度鲜明地指出,“1972年前后以来,文化实践与政治—经济实践中出现了一种剧烈变化”,这种剧烈变化与我们体验空间和时间新的主导方式、与资本主义体制中新一轮的“时空压缩”之间存在某种必然的关系。如果说巴什拉、布朗肖等人的空间诗学探索标志着当代文艺理论“空间转向”的开启,那么,后现代地理学、文化地理学、文学地理学、空间批评等新兴学科的诞生则进一步标志着文艺理论“空间转向”的确立。后现代地理学与文学地理学对“空间”概念的全新阐发与拓展,对当代文艺理论与批评产生了巨大影响。文化地理学既强调通过空间思考文化,也注重从文化角度研究与想象地理以及认同的空间问题等。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空间转向”则是对过去文学批评中对于空间、地点和映射问题被低估的承认。近年来,从理论家到作家再到批评家不仅试图纠正此种以往所疏忽的方面,而且力图提出新的方法来看待一个“以前确定而今已经变得不确定的世界”。因此,“空间转向”既是对世界本身的转向,亦是对我们生活的新理解,我们始终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生活在社会空间的移动阵列中。

已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空间转向”已经产生了富有洞察力的研究,产生了新的方法和效果。列斐伏尔、福柯、德里达、詹姆逊、哈维、苏贾、韦斯特法尔、塔利等人将“空间性”引入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我认为这种“横向映射”使我们对空间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关注并探究“空间”如何影响文学理论,导致“地理批判主义”的出现。在《时空之间——关于地理学想象的反思》一文中,哈维明确阐明美学理论、社会理论均与地理学存在内在关联:“美学理论紧抓的一个核心主题:在一个快速流动和变迁的世界里,空间构造物如何被创造和利用作为人类记忆和社会价值的固定标记。关于不同形式生产出来的空间,如何抑制或促进社会变迁的过程,我们可以从美学理论学到很多。有趣的是,现在地理学家努力从文学理论家那里获得的支持,比从社会理论家那里来得多。……在地缘政治学历史那里,对于地方、民族和传统,以及美学感受的神话的诉求,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认为这里蕴含了将美学和社会理论的观点融汇在一起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地理学可以从美学与文学理论中获取诸多思想资源,反之,文学理论也同样可以从地理学中获得更多的思想资源,开拓文学研究的空间性维度。将空间或地理学思想纳入文学研究与批评领域,可以更好地理解人类经验、社会关系和文化生产。

在人文社会科学迎来“空间转向”之后,文学批评领域以其独特的方式将注意力集中在空间、地点和文学之间的动态关系上。正如塔利所概括:“文学制图学、文学地理学和地理批评使得在文学与文化研究的‘空间转向’之后,能够以富有成效的方式思考空间、地理和制图问题。”文学的空间维度已经成为文学与地理交汇点上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而且这个领域由诸多不同的方法所构成。即使是面对同一空间对象,文学批评家和地理学家在方法上也呈现出巨大差异性:前者主要关注空间的诗意维度,而后者侧重于质疑叙事的空间性。在当今文学批评中,“空间”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一方面,空间批评使我们增强了对文学与世界互动的方式;另一方面,也让我们深刻意识到以文学视角探索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

在一定程度上,空间批评往往为我们提供一个独特视野的“真实和想象”的空间,正如伯兰特·韦斯特法尔所言:“理论上,每个空间都位于创造潜力的十字路口。我们总是回到文学和模仿艺术探索,因为在现实和虚构之间的某个地方,一个人和其他人知道如何挖掘时空隐藏的潜力,而不把它们降低到停滞状态。在各种模拟表现形式的交叉点上揭示的时空是地理批判主义提议探索的第三空间。地理批判主义将致力于绘制可能的世界,创造多元而矛盾的地图,因为它在移动的异质性中拥抱空间。”韦斯特法尔明确提出了“地理批评”这一概念并开创性地打开了一片广阔的批评空间。地理批评作为一种空间文学研究方法,其目的是探索文学研究之中直到目前存在的空间空隙。韦斯特法尔认为,地理批评的兴起与游牧视角释放的空间感知和表现理论息息相关。20世纪70年代法国的几项重要理论成就如福柯的“异托邦”、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游牧”和“块茎”理论等,成为哲学、社会学与文学中空间研究的新动力。而20世纪80年代,波德里亚对拟像的分析也对后现代主义者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样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还有詹姆逊的“后现代新空间性”和爱德华·苏贾的“第三空间”理论。此外,地理批评也与后殖民主义理论、性别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尤其突出的是萨义德、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和斯皮瓦克、罗斯等人的性别研究。显然,所有这些跨学科的投入与结合,开辟了一种真正而开放的文学空间研究方法。

现今,文学的地理批评进入一个跨学科的领域。韦斯特法尔曾指出,地理批评的跨学科并非是指异质概念的功利堆积,而是指文学研究、地理、城市规划和建筑等学科之间产生真正的互动过程,以及敞开通往社会学和人类学的道路。因此,地理批评并不局限于传统的文学批评学科概念与实践。韦斯特法尔对地理批评的特征进行了提纲挈领的概括:一是“地理批评是一种以地理为中心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方法”;二是“地理批评停止了对特定观点的特权,以拥抱一个地方更广阔的视野”;三是“地理批判主义促进了感官帝国,一种对场所的多元方法”;四是“地理批判将生命的几何和哲学坐标——时间和空间——联系在一个时空方案之中”。显然,在韦斯特法尔看来,时空性、超越性和指称性构成了地理批评的重要基础。塔利在评论韦斯特法尔的“地理批评”时指出:韦斯特法尔“所有的写作都以一种制图的形式参与,因为即使是最现实的地图也不能真实地描绘空间,而是像文学一样,以一种复杂的想象关系来描绘它”。诚然,韦斯特法尔的地理批判探索与审视了各种空间和地方理论,主张对文学和文化研究采用地理批判的方法。他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我们思考:地理批评给文学批评带来什么?文学文本是否成为地理学家考察的重要来源?文学文本使我们能够处理不只属于地理的对象“空间”是否合理?

近几十年来,大量文学空间研究者已经证明了我们现今理解空间的方式不仅强调叙事空间的重要性,而且推动了现实范畴的重新配置,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虚构。卡尔维诺写道:“所有城市都是虚构的;我给它们每一个都起了一个女人的名字。”那么,虚构的空间在我们构建经验和理解世界中扮演什么角色?我们对后现代空间的概念是什么?文学如何在这个概念中发挥中介作用?不同的空间观念是如何孕育出不同的文学传统的,这在后现代文学中又是如何呈现的?今天,一些新兴的批判性话语将地理、空间、建筑、环境研究等与文学、电影等艺术更为紧密地联系起来。

文学地理批评所探讨的空间更多的是被语言不断解构与重构的“空间”,其任务是建构一种关于空间、话语与创作的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地理批评关注的重点不再局限于作品本身,而是转向“地方”。在塔利看来,广义上的“地方”包含了三种类型的空间:第一类是被文学作品表征的真实空间,如巴黎、上海、伦敦和都柏林;第二类是无现实指涉的虚构空间,如乌托邦的首都亚马乌罗提城、托尔金笔下的米那斯提力斯、陶渊明的桃花源等;第三类是兼具真实与虚构元素的空间,比如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县、曹雪芹笔下的大观园等。面对纷繁复杂的研究对象,韦斯特法尔认为地理批评“最好是从地图集上明确绘就的人类空间出发”,它是作为一种多焦点和辩证的分析方法出现的。每一个表象都必须以“辩证的过程”来对待,因为这个“辩证的过程”雕刻出一个“共同的空间,由不同的观点产生并触及不同的观点”,由此“我们越来越接近参考空间的本质特征”。韦斯特法尔坚持认为,地理批判是一种从根本上跨学科的方法。它为当前的空间研究打开了新问题的潜力,使我们能够适应各种媒体形式的空间表现。而且,地理批评本身作为一种批评方法,它也适用于更广泛的空间文化研究。它认识到文学、电影、戏剧等不仅仅只是表现形式,也不仅仅是叙事象征和意识形态的容器,而是延伸到任何试图映射这些文本的空间策略。毋庸置疑,地理批评为我们提供了有趣的方式来参与虚构和现实的空间。

那么,如何看待虚构的空间在社会领域之中的位置及地位问题?显然,虚构的空间不仅是文学的创造物,而且对我们的生活具有重要意义。虚构为什么是可信任的,为什么不会令人感觉虚假?显然,虚构的空间代表了一个至为重要的关键。魏简在《在虚构与现实之间》一书中认为,虚构文本的产生与权力合法性之间存在双重约束的关系:虚构既与社会秩序的象征中心连在一起,同时,虚构也拥有质疑社会秩序的能力。空间批评力图从多种意义寻求与探索文学的空间。在塔利看来,“有创造力的作家从事一种文学制图的形式,通过这种形式,他们形象地描绘出他们世界的真实和想象的空间,既包括文本内部的空间,也包括文本外部的空间”。韦斯特法尔在他的地理批评中勾勒出一幅理论立场的风景画,展示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如何从根本上改变思想家们理解空间的方式。空间不再是一个稳定或惰性的范畴,而是一种复杂的异质现象。空间作为一种有活力或超越性的运动,文学在其经常有问题的空间表现中探索了这种运动,在这一运动中,虚构空间和真实空间之间的界限不断被跨越和重新阐发。

虚构空间对于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实践的影响必然是深远的。目前,对于空间文学批评而言,虚构的空间与现实的空间构成了当代世界的整体。“文学中已经艺术地把握了的时间关系和空间关系相互间的重要联系”,巴赫金称之为“时空体”。他精辟地阐明:“在文学中的艺术时空体里,空间和时间标志融合在一个被认识了的具体的整体中。时间在这里浓缩、凝聚,变成艺术上可见的东西;空间则趋向紧张,被卷入时间、情节、历史的运动之中。时间的标志要展现在空间里,而空间则要通过时间来理解和衡量。这种不同系列的交叉和不同标志的融合,正是艺术时空体的特征所在。”不言而喻,巴赫金的“时空体”将空间提升到了与时间相等的水平。让-伊夫·塔迪埃也提出了赞同性观点,他认为:“小说既是空间结构也是时间结构。”正是基于这一点,塔利宣称:巴赫金作为一名文学历史主义的先驱批评家,他在文学研究中领先于“空间转向”。

事实上,文学以想象的方式调用空间,随之影响读者乃至现实空间的相关意义。当地理批评分析文学作品中的位置、空间时,这些信息不仅来自真实地理以及文学研究的见解,而且它还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上——这些文本介入文化空间并改变受众的感知、意识形态和实践取向等。因此,文学的空间批评力图将空间从单极视角中解放出来,将其置于多重视线交织的中心,从而“将读者带向审视空间的多重视角,或者是对多重空间的感知”,进而反思文化与身份的多样性。换言之,空间批评并非将空间视为一个普世的概念,而是将其视为一个语言与文化建构的产物,跨学科的空间批评正是为了揭示空间再现的多种可能性。

现今,空间性已经成为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中的一个关键概念,对“空间转向”的批判性关注为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12从事空间文学研究的理论家和批评家们正通过他们的工作提炼和重新定义这个领域及其批评实践,这在一定程度上使这个领域充满了活力。黑洞、多维、量子纠缠和相对论的时空已经广泛进入日常生活和文学叙事。从黄粱一梦、爱丽丝梦游仙境到当代科幻小说对黑洞和量子悖论的痴迷,空间叙事成为后现代的一个突出特征。随着科幻小说的兴起,空间的叙事变形也随之爆发。文学叙事在表现、想象和理解新时空形式方面的认知和文化意义呈现出新的创造性与多样性。不言而喻,“空间转向”为文学批评领域带来了一系列的观念转变,促使文学研究发生了理论更新与话语重构。

“空间转向”的崛起促使文艺理论与文学批评解释向量的重新定位。“空间转向”不仅仅是由对“时间”的关注转向对“空间”的关注,更重要的是从“时间思维”向“空间思维”的转换,也即从历时性思维向共时性思维的转换,那么,分析的共时性向量就具有新的重要性。正如福柯的分析探究了在任何给定时刻只是可能性的共时条件。一个给定的概念如何成为可能?它并非是基于前兆与影响,而是基于框架与网络。文艺理论重新引入空间作为文学研究的一个范畴,就是重新塑造学科领域。这不仅仅是地理空间的问题,也是文化空间和意义空间的问题。萨义德、莫雷蒂、韦斯特法尔、塔利等人的职业轨迹与开创性成就完美地体现了这一点。

众多理论家、批评家对“空间”概念的重新定位与阐发,则在某种程度上以诸多不同方式改变了文学和文化分析,从而撬动了文学研究的固有概念与疆界。面对全球化时代的空间拓殖,“空间转向以及新的空间意识正在扭转一个半世纪以来对空间思维的忽略局面”。当前的空间研究已经超越了传统地理学、建筑学领域,广泛渗入人类学、文化研究、后殖民理论、女性主义批评、种族理论、文学批评以及国际关系学、经济学等学科之中。事实上,“空间转向”是思想意识领域的一次非凡变革,它“将会影响到知识生产的所有方式”,有力扭转了“历史想象优于空间想象的局面”,恢复了“历史与地理思维及阐释互补性的再平衡”。空间转向并非是对历史视野的抵制,而是打开过去被忽视或边缘化的“空间褶皱”。这一褶皱的打开在某种程度上拓展了文学研究过去尚未被充分发展的领域。诚然,空间文学研究使当代学者们能够反思空间的表征,无论是在现实空间中,还是在想象的世界中,抑或是在现实与虚构相遇的混合地带。菲利普·韦格纳认为,空间研究有助于促进更多地关注文学和其他文化文本中对空间的表现,关注空间问题如何改变我们思考文学史的方式。从“空间转向”视域重新考察文学边界的分割,在一定意义上可以使我们的思考走出既定的范围,从而将文学空间作为一个总体现实来重新理解。“文学世界共和国的分析目标不是描述文学世界的总体,也不试图对世界文学进行根本不可能的彻底清查。这里要做的是改变‘从某个立场出发’描述文学世界的角度,用布罗代尔的话来说,这是为了获得改变惯常批评观和描述作家们自己也总是不明其究的文学世界的机会。”卡萨诺瓦在《文学世界共和国》中阐明,相较于政治与经济空间,文化空间具有相对独立性——“理解文学世界运行方式的一大难点在于,我们需要承认它的边界、首都、路径和沟通方式与政治经济世界并不完全吻合。”

现今,“空间转向”及其所隐含的时空秩序变化构成了文化、美学和政治激烈争论的焦点。反思这些争论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社会文化以及政治领域中的诸多分歧。伴随着当代交通信息技术的飞跃式变革,空间障碍得到进一步消除,时空关系不断进行重组,哈维称之为“时空压缩”。我们应当如何应对时空压缩问题?显然,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必须纳入不断转变的时空视野之中。在文学艺术领域之中,时空经验的转变也必然导致文化与美学等再现领域的变革。雷蒙•威廉斯的《城市与乡村》一书就是这一转变的典范性著作——“城市”与“乡村”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关系,而且关系到不断变化着的“情感结构”。“空间转向”研究有助于为探寻和理解当代社会和文化变迁提供一种有力的方式,同时打开那些常常被忽视的人类历史观念与经验。

“空间转向”的另一个重要视域拓展是将更复杂的“地方—全球”联系的空间认识引入到文艺理论之中,即文艺理论的空间性研究取向。“全球化”与“本土化”这一二元对立已成为耳熟能详的话语表述。边缘与中心、全球与本土、西方与东方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对我们把握当代世界的方式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空间意识越来越成为引人注目的重要问题。阿让·阿帕杜莱关注地方的先期优势,在讨论晚期资本主义新文化媒体景观的断裂和差异中歌颂去领土化,试图避开西方人类学话语中对民族生活的“转喻凝固”;霍米·巴巴强调混杂空间的重要性,他将边缘空间描述为优势区位,以抵抗有关民族国家的霸权叙述;布鲁诺·拉图尔把全球与地域的问题看作解构现代性计划的一部分加以讨论,从而产生“‘本土’和‘全球’这些词汇也为本身既非本土的、又非全球的网络提供了视角……既是定义了我们的世界又把我们同一切他者分割开来”24的结论;阿里夫·德里克对全球主义与地域性想象的考察,力图将地域以及地域意识视为一项工程,用以创造和建构进行整治思考及知识生产的新语境。当今全球化的旋风促使了空间意识的发展,而空间意识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对重审当代世界打开了新思路,提供了一个批判性角度。

毫不奇怪,“在过去,空间仅仅是艺术品的一个属性,由绘画中惯用的想象手法或由雕塑的位移手段来体现,这种隔开了观众和物体的空间被忽视为仅是距离。如今,这种看不见的维度被作为积极因素来考虑,它不仅被艺术家表现出来,而且被他们塑造出来,刻画出来,它能够将观众卷进艺术,并和艺术一起融合在一个拥有更大视野和范围的情境中。事实上,人们如今进入了艺术品的内部空间——这个空间以前只能在视觉上从外部接近,但不能侵入——而且他们面对的是一系列情境,而不是一个有限的物体”。随着线性视角、抽象或数学空间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要求在文学中以新的方式描绘这些空间。在当代艺术之中,色彩、形式、气味、空间、动作都成为艺术品的一个方面。“距离”消失了,艺术抹杀了空间与人之间的界限,将观众带入创造过程本身。对于文学而言,“文学空间”摆脱了传统文学地理描绘只是时间在场见证的尴尬境地,“在那里所有一切都返回到深刻的存在,在那里两个领域之间有着无限的过渡,在那里一切都在死去,但是在那里死亡是生命的知心伴侣,在那里恐惧是愉悦,在那里欢庆在悲哀,而悲哀会增光,这空间本身正是‘万物像奔向离自己最近最真实的实在那样’朝它本去之处,即最大的圆圈和不停变化的那个空间,它是诗歌的空间,是俄耳甫斯诗歌的空间”。布朗肖已经将“文学的空间”理解为一种生存体验的深度空间。不言而喻,文学的空间批评并不局限于现实世界,而且关注“想象的空间”以及苏贾所说的“第三空间”。

如何想象“空间”的理论谱系?如何赋予“文学空间”一个崭新的形式?众多的理论家争相援引各自熟悉的理论资源图绘出“幽灵”的形象。德波的“奇观社会”、布尔迪厄的“区隔”、吉登斯的“时空分延”、卡斯特尔的“流动空间”、哈维的“时空压缩”、苏贾的“第三空间”等理论,持续从不同路径与维度敞开了当代空间生产的复杂面向,也为我们提供了思考文学空间的重要理论资源。“空间”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自然地理概念,而且被构想为政治、权力争斗的“场所”,成为各方力量争夺、博弈的对象。列斐伏尔、戴维•哈维、苏贾等人认为,空间从根本上不应被简单地理解为一个纯粹客观的容器,不应被简单理解为朝向“思想先验性材料”的回归,它“不是一个被意识形态或者政治扭曲了的科学的对象”;而应该视为一种“话语”,一种文化实践,是人们对自我作为空间的自我发现。空间隐藏着各种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隐藏着不同的地缘政治学、经济学、社会理论以及文化修辞。

毋庸置疑,“空间转向”深刻影响了当代文艺理论与文学批评的思路与走向。事实上,在“空间转向”之后出现的文学空间类型是如此广泛。诸多现象与研究都以某种方式表明:空间很重要,并非因为任何事情都发生在空间之中,而是因为事件发生的地点与它们如何形成是不可分割的。随着历史决定论逐渐式微,因果关系与语境发生了不可分割的融合。空间不再只是单纯的社会文化趋势的被动反映,而是积极的参与者;空间既是构成性的,也是代表性的;空间既是一种“产物”,也是一种“力量”。到目前为止,这个观点已经被明确地多次表明:空间已经成为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来看,“空间转向”是不可逆转的。因此,我们有理由期待看到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更远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