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摘 要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的林震和《布礼》中的钟亦成都是王蒙塑造的“新人”形象。他们的“新”首先在于永远向上、寻求真理、信仰坚定、品质纯洁的党员知识分子和革命者特质，还在于他们与新中国一起诞生和成长，经历重重考验依旧忠诚于党和人民。这样的“新人”既区别于现代文学中的旧式知识分子，也区别于当代文学中的林道静等人物，有待于我们的文学评论家、文学史研究者进一步认识。

关键词

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布礼》；人物形象

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写于1956年，由此奠定了王蒙的写作之路，现在回头看，这部小说是至今仍在创作中的他年轻时期的里程碑之作，里面包含了太多关于王蒙的创作信息或者秘密，在此后的文学研究者那里，无论对于王蒙还是对于时代而言，这都是绕不过去的一部小说。

这部小说之于文学史的重要性，我的看法，是它塑造了一个叫“林震”的新人物，这个“新人”在此前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很少见到，也可以说是文学史中“罕见”的。许多年前，在思索这个人物时，我一直想以“新人”为林震命名，但我们熟悉的当代文学史中，“新人”形象似乎又不是林震这样的，而是——后来研究者熟知的——比如《创业史》中的梁生宝，或者《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他（她）们是革命的产儿。而林震呢？他所置身的这部小说在一个时期都遭到了误解，那么，它的主人公曾被误读更成了“顺理成章”之事，所以，又何谈“新人”呢？直到2020年中国作协召开的全国乡村题材文学创作会议上，评论家孟繁华的大会发言论及“新人”形象塑造提林震，令我一震。原因在于这次会议是关于乡村题材的文学主题的，以这个范畴言说，似乎谈不到林震，同样王蒙也不是擅长写乡村的小说家；从文学史的范畴来讲，王蒙的写作一直是知识分子写作，知识分子形象在其小说中是一以贯之；而“一震”的另一原因在孟繁华从“新人”出发，为之命名，有着“挑战”“拆解”或说是“补充”文学史中对于“新人”形象的论证边界的“僵硬”或是“不足”的意味。他的看法，与我以往对于“新人”边界的拓展性的看法有着不谋而合之处。

如此看来，将“林震”作为“新人”来理解并不止我一人。那么，这个新人，他“新”在哪里？

林震是一个在旧有小说中几乎没有出现过的文学形象。他的“新”的第一层意义在于，其人物形象本身就是对旧有文学的突破，这是一个革命者，一个年轻党员，但同时也是一个党员知识分子，一个新中国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青年干部，与原有的文学中这类形象不同的是，原有的党员知识分子、青年干部，在文学中或处于艰苦的战争环境中，或在斗争中已经相对成熟或已磨砺为年轻的领导者。林震不然，他年轻，在成长中，还处于对新的工作环境的适应期，同样在新的相对陌生的组织岗位上保有着新鲜感，但也正是他的不成熟，使得他的单纯是可爱的，他没有像那些在一个工作岗位上干的时间久了的老同志的世故和疲沓，他永远是向上的，是寻求真实真理的，对于他认为不对的事情，他是绝对要不含糊地站出来的，而对于别人针对于他的不友善的挤兑和暗算，他也是要为了正直而挺身而出的。他的身上，保有着信仰的坚定，保有着对于工作的真诚，保有着对于同事的热忱，他是那样地积极有为，像一团年轻的火焰，热烈地燃烧着自己。这样的人物，难道不能用“新人”为之命名吗？相对于鲁迅笔下的《孤独者》和《白光》中的旧式知识分子，林震算得上是文学史中的“新人”，相对于赵树理笔下的小二黑、小琴等要求新生活的“新农民”，林震是文学史中的知识干部中的“新人”。相对于林道静等在艰难岁月中几经磨砺而最终成为坚定的革命者的知识分子，林震更是在新中国的新的建设环境中不弃初心，保持自己坚定信念、纯洁品质的“新人”。这样的“新人”，其实是有待于我们的文学评论家、文学史研究者去进一步认识的。林震，就是时隔他被创造出来的近65年之后再去看，你还是会被他的纯洁、正直和纯粹感动的。仿佛这样的人物永不再来？不，这样的人物已经活在我们之中。

让我们一起来怀有敬意地看一下这个“新人”吧。

现在22岁，他的生命史上好像还是白纸，没有功勋，没有创造，没有冒险，也没有爱情——连给某个姑娘写一封信的事都没做过。

林震口袋里装着《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兴高采烈地登上区委会的石阶，对于党工作者（他是根据电影里全能的党委书记的形象来猜测他们的）的生活，充满了神圣的憧憬。

而在如上的外形与心理描写同时，我们还看到了围绕于林震周边的一些人，他们的所作所为无不衬托着这个可以说不谙世故的“新人”。

批评会上，韩常新分析道：“林震同志没有和领导上商量，擅自同意魏鹤鸣召集座谈会，这首先是一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

——这是林震与韩常新的冲突。

“是的，见到你，我好像又年轻了。你天不怕地不怕，敢于和一切坏现象作斗争……”

——这是赵慧文对林震的感叹。

难道自己真的错了？真的是莽撞和幼稚，再加几分年轻人的廉价的勇气？也许真的应该切实估量一下自己，把份内的事作好，过两年，等到自己“成熟”了以后再干预一切吧？

——同时也伴有林震自我认识中的些许怀疑。

“可是我真忙啊！忙得什么都习惯了，疲倦了。解放以来从来没睡够过八小时觉。我处理这个人和那个人，却没有时间处理处理自己。”他托起腮，用最质朴的人对人的态度看着林震，“是啊，一个布尔什维克，经验要丰富，但是心要单纯……

——这是林震与刘世吾们的区分。

他提高了声音，“党是人民的、阶级的心脏，我们不能容忍心脏上有灰尘，就像不能容忍党的机关的缺点！”

——心地单纯、不能容忍心脏上有灰尘的林震，在这个世上是多么可贵。他所小心并竭力维护的信念是多么的可贵。以致，我以为在视其为同道的赵慧文那里，他们之间的感情也是纯粹而高尚的，是没有丁点灰尘的。正所谓，德不孤，必有邻。

赵慧文站在门里，她的眼睛在黑暗中闪着光，她说：“今天的夜色非常好，你同意吗？你嗅见槐花的香气了没有？平凡的小白花，它比牡丹清雅，比桃李浓馥。你闻不见？真是！

又有谁能否认，赵慧文本人也是这样“新人”中的一员呢？！

同样，《布礼》中的钟亦成，也是这样一个“新人”。当然他的“新”要比林震更复杂一些。之于钟亦成命运的改变，一切都是从拢共不过四句的小诗《冬小麦自述》开始的。

野菊花谢了，

我们生长起来；

冰雪覆盖着大地，

我们孕育着丰收。

然而特定条件下的误读，使得这首描写大自然四季转换的诗具有了不同的涵义。以致在小说中的反右运动中，“……越揭越多，使钟亦成自己也完全懵了。”“从此，开始了他一生的新阶段，而一切的连续性，中断了。”《布礼》在1957、1966、1949、1979多个时空中展开，在不同的境遇中，钟亦成的角色是不断变化的，然而这不是他个人主观的变化，而是不同语境中他的“被动”变化——被赋予的他。似乎在那两个语境中，他已不再是他，而是别个他，别人眼中的他？抑或是时间中被置换了的他？所以他不断地在小说中要回到对于自我身份也是人格确认的原点——1949年1月。他要找回被别人偷换了概念的那个原初的“他”。

“我们是新时代的主人，新社会的先锋”，那时的他是追求进步的少年，是光荣的地下党员，是带领着进步同学一道保护国家名胜古迹和人民生命财产的组织者参与者。“中国的几千年的人吃人的历史就要结束了！天亮了！繁荣、富强、自由、平等、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就要诞生了”的欣喜之下，这个“新人”是与新中国一起诞生和成长的。这个时刻的他的形象是明晰的——“钟亦成带领着一支由三十多个年轻的中学生组成的队伍走过来了。他们当中，最大的二十一岁，最小的十四岁，平均年龄不到十八岁。他们穿得破破烂烂，冻得鼻尖和耳梢通红，但是他们的面孔严肃而又兴奋，天真、好奇而又英勇、庄重。他们挺着胸膛，迈着大步，目光炯炯有神，心里充满着只有亲手去推动看得见、摸得着的历史车轮的人才体会得到的那种自豪感。”

路是我们开哟，

树是我们栽哟，

摩天楼是我们亲手造起来哟，

好汉子当大无畏，

运着铁腕去消灭旧世界，

创造新世界哟，创造新世界哟！

歌声中的“新人”钟亦成是与林震一样，他们站在一个队伍里。然而，有一天，这支队伍中有人要他出列，走出这个队伍，说他不配在这样的队伍里，这时的钟亦成所经历的人生之复杂，则是1956年小说中的主人公林震所意料不及的。

什么？布礼？这就是说，布尔什维克的敬礼，康姆尼斯特——共产党人的敬礼！钟亦成听说过，在解放区，在党的组织和机关之间来往公文的时候，有时候人们用这两个字相互致意，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还是头一次从一个活着的人，一个和他一样年轻的好同志口里听到它。这真是烈火狂飙一样的名词，神圣而又令人满怀喜悦的问候。

所以他要在对他误读的时代里，不断地回放这段记忆，那些亲历的画面，使得他一次次地在对自我的怀疑中坚定着信仰，那是对自己来路的信念，对自己起点与选择的信念。他不曾背叛。他不会背叛。以致于他面对着对他误读的“戴红袖章的青年们”，仍要给他们一个合理的或是书生气的解释，“除了懦夫、白痴和不可救药的寄生虫，哪一个十七岁的青年不想用炸弹和雷管去炸掉旧生活的基础，不想用鲜红的旗帜、火热的诗篇和袖标去建立一个光明的、正义的、摆脱了一切历史的污垢和人类的弱点的新世界呢？哪一个不想移山倒海，扭转乾坤，在一个早上消灭所有的自私、虚伪和不义呢？十七岁，多么激烈、多么纯真、多么可爱的年龄！”这种宽容的理解里何尝不包含着对自我的另一番确认。

钟亦成之所以仍被我称为“新人”，原因在于他坚定的信仰，这种信仰在1949年没有动摇过，在1957年、1966年更没有动摇过。与这个“新人”相对应的，是一个“灰色的影子”般的人。这个“灰影人”没有具体的名字，也没有鲜明的面孔，然而却一直是让他的信念发生动摇的一种消极的思想。我们在小说中看到了“新人”与“灰影人”的较量，就是在这种较量与斗争中，钟亦成真的“脱胎换骨”而无愧于“新人”的称号的。所以，那样的篇章是这位已将自己锻炼成为“战士”的人心绪的自然流露：

在这二十余年间，钟亦成常常想起这次党员大会……有些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退色，然而，这记忆却像一个明亮的光斑一样，愈来愈集中，鲜明，光亮。这二十多年间，不论他看到和经历到多少令人痛心、令人惶惑的事情，不论有多少偶像失去了头上的光环，不论有多少确实是十分值得宝贵的东西被嘲弄和被践踏，不论有多少天真而美丽的幻梦像肥皂泡一样地破灭，也不论他个人怎样被怀疑、被委屈、被侮辱，但他一想起这次党员大会，一想起从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七年这十年的党内生活的经验，他就感到无比的充实和骄傲，感到自己有不可动摇的信念。

这样的“新人”，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可曾出现过么？

党课结束以后，钟亦成和凌雪一起走出了礼堂。钟亦成迫不及待地告诉凌雪说：“支部已经通过了，我转成正式党员。在这个时候听老魏讲课，是多么有意义啊。给我提提意见吧，我应该怎样努力？”

正如与林震相对应的赵慧文同属于同道知己一样，凌雪不仅与钟亦成青梅竹马、志同道合，而且还是他危难中的妻子，心灵上的挚友。这种以“提意见”作为爱情表达和请求的方式，你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中见过么？然而他们是绝对真诚的，他真诚地希望自己的爱人帮助自己成为更好的人，更值得得到她的纯洁的爱情的人。

与此同时，那个“灰影子”又能够怎样他呢？他又怎么可能听从于那种挫败他信念的情绪呢？正如他所说：“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心灵曾经是光明的而且今后会更加光明。但是你呢？灰色的朋友，你有什么呢？你做过什么呢？你能做什么呢？除了零，你又能算是什么呢？”这样战斗着的，难道不称之为“新人”么？这样如一根两头点燃了自己并一直燃烧着的蜡烛，难道还不能够称为“新人”么？这样让自己在严苛的心理的搏战中不断求取战胜的人，的确正是我们在中国以往的文学史中难得一见的“新人”呵。

这个“新人”的形象是由以下的图景构成的：

春天了，他深翻地，目不斜视，耳不旁听，全部肌肉和全部灵魂的能力集中在三个动作上：直腰竖锨，下蹬，翻土；然后又是直腰竖锨……他变成了一台翻地机，除了这三个动作他的生命再没有其他的运动……

夏天，他割麦子，上身脱个精光，弯下腰来把脊背袒露在阳光下面。镰刀原来是那么精巧，那么富有生命，像灵巧的手指一样，它不但能斩断麦秸，而且可以归拢，可以捡拾，可以搬运。他学会用镰刀了，而且还能使出一些花招，嚓嚓嚓，腾出了一片地，嚓嚓嚓，又是一片地……

秋天，他打荆条，腰里缠着绳子，手里握着镰刀。几个月没有摸镰刀了，再拿起来，就像重新造访疏于问候的老友一样令人欢欣。他登高涉险，行走在无路之处如履平地，一年的时间，他爱上了山区，他成了山里人……

这样的人，谁能够夺去他心里的光明呢？谁能够阻挡他心向光明的爱情呢？没有谁，没有人。一个用特殊材料造就的人，到了这一步，已经不可战胜。“他黑瘦黑瘦，精神矍铄。他学会了整套的活路……他也学会了在农村过日子的本领……虽然他从小生长在城市，虽然他干起活来还有些神经质，虽然他还戴着一副恨不能砸掉的眼镜，但他的走路，举止，愈来愈接近于农民了。”而这一切都源于一种信念，有了它，他才能做到——“咬紧牙关，勇往直前”。

那么，那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念呢？也许正如凌雪所言，“既然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的法则对于整个宇宙、对于全部自然界都是适用的，那么，我常想，在社会生活当中，在政治生活当中，不灭和守恒的伟大法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事实真相和良心，这难道是能够掩盖、能够消灭的吗？人民的愿望，正义的信念，忠诚，难道是能够削弱，能够不守恒的吗？”正是有了这样的信念，这种对于真理的相信与追寻，他（她）才能够穿越那一个个时间所标识的人生考验，无论是1949、1957、1966、1971还是1979年，他（她）们都相信着，并相信所付出的代价对得起这种相信。那被相信的，是什么呢？他相信，如同初次的爱情。那被相信着的，是——

多么好的国家，多么好的党！即使谎言和诬陷成山，我们党的愚公们可以一铁锨一铁锨地把这山挖光。即使污水和冤屈如海，我们党的精卫们可以一块石一块石地把这海填平。

如同初恋，他从来没有放弃，更不可能背叛！这就是我所理解的新的“人”。他之诞生，使再艰辛的命运都能成为——如歌的行板。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协创研部。原载《当代文坛》202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