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潮，微声与群像——读周恺
“这河水从哪儿流来？”/“高山上流来。”/“流到哪儿去？”/“流到岷江去。”“岷江过后喃？”/“过后是川江。”/“川江过后喃？”/“过后是湖海。”[1]
——题记
一、大河奔流
周恺的处女作长篇小说《苔》的气象，来自书写晚清乐山风俗志与地方望族兴衰的历史吞吐量。故事从光绪九年讲到辛亥革命，讲的是李氏丝贸家族崩溃的命运，关切的是生逢乱世的青年一代卷入革命的必然与偶然。《苔》对西南腹地作全景式的社会历史呈现，又不失“从每一个毛孔摄取”的细节真实与人心揣摩。书中所写的四川嘉定白庙乡，以周恺生长于斯的乐山安谷镇为原型，敢于在第一本书里对家乡作一次跨越百年的远眺，离不开足够扎实的案头功课与想象力转换的心手相应。但比起取材上的胆识，更令人欣喜的是作者驾驭语言的才能，经由史料卷帙、掌故陈迹与当代经验，在纸上召唤出一座偏远旧城的真蜃景与新魂灵。周恺在《苔》中的腔调之沉稳与泰然自若，轻易地取得了读（听）者的信赖：即使从未到过川南，从不了解这段地方运动史，也不妨碍在渡口、街巷或崎岖山道上落脚，跻身山匪、袍哥、娼妓、船家、商贾之中，将小说真实想象为历史真实。年轻的周恺胜任了，新声初试的调子也就立住了。
故事为什么要从宜宾、重庆开埠讲起？皆因乐山是川南水运重镇，发源于贡嘎山麓的岷江在这里与大渡河（小说使用旧称“铜河”）、青衣江三江汇合，继续向南流，经过犍为，再向东南至宜宾，最后流入长江。水路是川人的生路、财路，亦托举着载舟覆舟的日月变法。通商搅乱旧传统，酝酿新秩序，于是人心思变，这一变，就是“天可变，道亦可变”。
《苔》中的关键情节之一，是福记丝号掌柜李普福的两次下重庆。光绪十七年，李普福初访重庆，迈出华洋缔结合作的重要一步，但洋行买办的咄咄盛气，幺姨太与刘基业的私情幽通，均已埋下李家倾颓的病根。如果说第一趟是险中求财，第二趟就是万劫不复，柳暗花明。十几年后李普福再访重庆，福记丝号已是内外交困。一边是西方资本更具压迫性的侵夺，一边是刘基业作了哥老会争斗的内鬼，掉包生丝，造成丝号惨重损失。李普福在受尽屈辱后走向生命尽头，这也才有了李世景在风雨飘摇中继承家业，此后资助同盟会起义的契机。再回头看，小说伊始，李世景幼时随父亲去重庆见世面，用清稚童音问：“啥子叫西洋？”李普福答：“远山远水的地方。”众人言笑间，传说般缥缈的“远山远水”已逆水而上行至眼前，送来洋货洋教，洋思想洋枪炮。“世界”以纷繁具体之物的面目闯进四川内陆独立、封闭的腹心地区，轰开了置死后生的现代之门。在这个意义上，的确如评论者所说，“《苔》中嘉定已然不止是一个地方，它就是中国”[2]。李世景对自己被抱养的身世一无所知，在错位的“丧父”以后，需要他独自去解开的谜题不仅是“啥子是西洋？”更是“啥子是革命？”一个懵懂的现代主体的诞生记，或许将要从祛除父权、君权后的“孤儿”意识与“幸存者”身份重新讲起。
周恺写水，令人印象极深。同为偏好写水且善于写水的作家，在沈从文，是朴野灵秀带有巫蛊气的湘西山水，在汪曾祺，是民间民俗烟火的苏北水乡世界。而在周恺的乐山，发达的大河水系环绕，江路险奇，商船繁荣往来，造就的是靠水吃水的川江码头气魄。周恺再现袍哥帮会的江湖任侠之气，搬演船佬儿、扯滩汉等“向水讨生活”的底层众生相，无不蒸腾在码头文化的水汽中。比如，因为险滩横生，四川内陆的航运常常需要由人力行船拉纤通过，所以才有了震天响的纤夫号子打断李世景诵诗的一幕：“太阳出来，高万丈，晒得豪杰，面皮黄”。劳动者川音浓郁、粗犷有力的群声嘶吼，在小说结尾处又再一次响起，一头一尾，顽强地构成全书内在的混响。接地气的民间生命由此为《苔》铺底，士农工商各的往来就有了抓地力。“清风徐来，凉悠悠，年少推船，有苦衷。有钱人在，家中坐，哪晓得穷人的忧。推船人本是，苦中苦，风里雨里，走码头。闲言几句，随风散。……那纤藤盛得起，千斤重担；那篙杆盛得起，万水千山。凶险莫过牛中滩，偏要把这滩来过，使把劲哟，扯起走哟。”[3]
在历史的泱泱长河中，税相臣、李世景、刘太清们真真假假的故事，何尝不是世人茶余饭后的“闲言几句，随风散”？周恺的书写，又何尝不是一次“伟大的捕风”？嘉定的流血暴动以失败告终，日常生活很快以其强大之力抚平流乱。见惯不怪的川人们，茶儿照喝，烟儿照吃，娼妓照嫖，“在党人口头决绝的革命，到了茶客嘴巴头无非一席龙门阵”[4]。讲述至此，周恺语调隐隐含悲，道出率先觉醒者处境的孤绝与历史本相的残酷。然而明知必败，吾辈不休，庶民意志与悲情英雄主义构成“苔”的精神气质。所谓“穷谷之污，生以青苔”，卑贱却强韧的川人性格，在恶劣的境地里能漫漶成片，无根却终难被除尽，是周恺赋予他笔底一方水土一方人的敬意与叹息。
题记摘引的一问一答，来自幺姨太与刘基业偷情时的枕边痴话。一个违抗封建伦理的弱女子欲与情郎顺水出逃，这亡命私奔的大胆幻想，最终以奸情败露，刘基业亲手将幺姨太装笼沉河惨烈告终。周恺小说中的水，划分出阴阳两面。如果说阳面是大河汤汤、熙来攘往的历史烟云，那么阴面就总是与死亡、情欲、阴暗的秘密、未知的恐惧纠缠不休。
岷江、大渡河流域水患凶险，洪涝无情，死生无常，是乐山码头往事的另一种讲法。不知道是否因为如此，在已经出版的三本作品里，溺水而亡在周恺大量的死亡叙事中占据奇高的比例。周恺的处女作短篇小说《阴阳人甲乙卷》，讲述一个具有神秘、怪谭色彩的乱伦故事。十八岁的郭玉成在大渡河里淹死后，张父随后霸占了儿子的恋人张雨鹭，少女与阴阳相隔的恋人互换性别，产下怪胎后被放逐大水围困的孤岛。在《牛象坤》里，家住在堤岸上的老者，拒绝了以防患河水暴涨为由的搬迁，喋喋不休念着“铜河不闹”，似乎能听见《苔》中铜河大涝后李普福摈除水患、赈灾济贫后的百年潮声回响。《苔》《阴阳人甲乙卷》中，水象征着贞操与欲望、刑罚与原罪、毁灭与复活诸多二元秩序的颠覆与模糊；《如她》《伪装》中，溺亡又往往与少年的性启蒙、性幻想与成人暴力产生病态的耦合。周恺在写水的阴面时，展露出更为恣肆、更为越轨的艺术张力，一再出现的“溺亡”母题，或许有更隐秘的儿时回忆在暗中作祟。最终我们读到，水的原始神秘性、吸引力与吞噬力，人对河流与河中生物通灵性的想象，古老的镇水、治水冲动，这一切，都幻化成芸芸众生挣扎其间忧郁的西南风景。
沿着《阴阳人甲乙卷》，周恺继续创作了一组以川地乡镇成长为底色的短篇，方言化、实验性与猎奇特征尤为突出，后结集为他的第三本作品《少年，胭脂与灵怪》。与《苔》相比，《少年，胭脂与灵怪》留下了更多周恺写作初期阶段，个人化的探索痕迹。小说集整体上呈现为鬼魅、游弋的少年心相与古典诗意。可以说，两本书分别讲述乐山的前世今生，无论是早期少年眼中的惶惑幻梦，还是后来被视作“地方断代史”的宏篇大制，周恺展示出一个年轻小说家靠近一个地方的多种练习。臆想与考据，摹仿与变形，虚构与纪实，小说与诗，他灵活变换着各种技艺与文体，不受制于任何一副亲手创造出的面孔，并在这种自由练习中，渐渐锚定了自己。
二、“叔叔的故事”
《苔》在2019年出版后引起好评，获得文学评奖的青睐，让周恺成为那一年最亮眼的“90后”新人。紧随其后，两本短篇小说集《侦探小说家的未来之书》（2020）和《少年，胭脂和灵怪》（2021）的出版顺利提上日程。这两本书中的作品创作时间几乎都早于《苔》。多少令人意外的是，周恺的短篇小说与长篇截然不同，具有一目了然的先锋气质。无论从自觉的语言意识、形式试验，还是色调灰冷的暴力、性、死亡叙事来看，都称得上冒犯性甚至挑衅性的书写。一个很难忽略的事实是，《苔》选择的家族-地方历史题材及其厚重的现实主义特征，更易于得到主流文坛与多数读者的认可，并为同一个作者剑走偏锋、风格诡谲的早期作品，争取到了被看到的可能。人们慢慢了解到周恺此前数年的“写作潜伏期”，和一条不那么合乎“传统生产机制”的文学新人之路：大学毕业后进入乐山电台做节目主持，2012年开始发表作品，历经业余与地下写作，辞职，逐渐在主流文学刊物发表作品，直至《苔》出版。不过，周恺的履历也非个案。对于“90后”作家来说，率先活跃于网络、论坛、自媒体、民间刊物乃至非文学平台，而后才被传统文学期刊“发现”的情况屡见不鲜，也让这一代写作者在出场伊始，就呈现出杂花生树、跨界、多元的写作生态。
周恺的早期发表基本依托于具有独立气质的《天南》文学杂志，《天南》2014年底宣告停刊，他的发表也陷入一段瓶颈期。此后的两三年，在一种近似“地下写作”的状态里，周恺自陈“索性不再考虑发表的可能，尽自己想写的写”，并完成了《侦探小说家的未来之书》中的系列篇目。“那阵子，我的处境很是糟糕，白天去电台上班，念稿子念得磕磕巴巴，总是被投诉，晚上又在家写着这么一帮无望的人，几乎陷入一个恶性循环，而且更可怕的是，我对这样的困境有种暧昧的迷恋。”[5]这里所说的“无望的人”，是周恺所虚构的一群大约生于60年代到70年代初的诗人小说家。《侦探小说家的未来之书》讲述他们在新世纪初期自我放逐、无人知晓的写作与生活。周恺杜撰边缘化的作家、出版物，杜撰“1984年的集体自杀”、《早春》杂志及其发起的“孤独者文学运动”等文学事件的周边，将之与中国当代文学史进行虚实拼贴。所以，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周恺在《侦探小说家的未来之书》中所做的事，大概是一个“90后”写作者，在自己“地下”的写作困境里，对一群“60后”诗人小说家的“地下”文学生活展开的想象与移情，这位我们进一步理解周恺的写作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切口。面对这本严肃的游戏之作，对其中的人物、事件展开真伪索隐，未必有太大的意义。更加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要写这群“60后”失意者与失败者？对于周恺来说，他们具有何种代际象征性或美学吸引力，又催生了怎样的思考与选择？
专业读者在翻阅《侦探小说家的未来之书》时，一定不时有会心的笑。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杭州会议、第三代诗人、1986年诗歌大展、下半身写作论战等等，这些耳熟能详的词语和它们拖拽着的知识的长尾，构成了这批小说中醒目文学史地标与写实性的前文本。但周恺聚焦的这批作家，几乎都是与上述文学史大潮擦身而过。与同代人中那些响亮的名字相比，他们的形象更接近于“文学记忆的挑选机制”的落选者。
为什么会关注一群新世纪本土文学的流亡者与畸零人？据周恺介绍，构思这个系列前，曾受到一批60后诗人传记的启迪。书中《早春》的主编谷岸、“孤独者文学运动”资助的民间作家群像，一生改换了七个名字的柳兆武，的确更接近于这样一种对于难以归类的“60后”诗人的描述：“这一代人不但拒绝被‘命名’，而且也拒绝彼此之间的认同。他们不允许自我冰释于这种盲目的认同。他们的上几代人大多走了一个水流归海的过程，他们却努力挣脱大海的怀抱，还原为一滴水。”[6]比起追求进入文学史的肖像殿堂，他们更关心“还原为一滴水”的文学自我的完成。他们不屑于“命名式”的投机跟风，或“口号式”的为颠覆而颠覆（两者其实是同一件事），而更专注于艺术本身的冒险，甚至愿意为此赌上全部人生。
如果将那些80年代中期以来，文学大潮中高耸的山头称为“父辈”，那么这些影子一般的同行前辈，或许可以称为“叔叔”。周恺的故事中，多次涉及对父权制的想象性拮抗，并借用父子伦理象征，撬动如何面对父辈文学遗产或债务的难题。这其中蕴含的代际寓言是极具症候性的。整本小说里，在“代”的位置上最接近周恺的，或许是《伪装》里那个少年所说的话：“没有人能针对我们时代的青年说话，没有人能让我们一心一意地去追随，甚至没有人能让我们明智地、有成效地作为反叛的对象。”[7]有趣的是，王安忆曾在《叔叔的故事》发出过相似的困惑：被视作假想敌的文坛前辈一击即溃，失去了反叛对象的“我们”因此陷入了孤独与茫然的自由。时隔多年，周恺写下90后眼中的“叔叔的故事”新编，看似是勘察“叔叔”们与主流割席、走异路的历史，实则仍是将自己放入其中的比照与反诘：“父辈”制度的话语霸权与他们虚弱的文学养分形成鲜明对比，“我辈”要如何自己为自己的写作赋权和正名？正如评论家方岩犀利的提问，80年代先锋文学的历史势能早已耗尽，这些成名于80年代的作家及其后来的写作，之于更年轻的作家们意味着什么？[8]如果是仅供凭吊膜拜的历史遗迹，那么我们的文学记忆可能是危险，我们的文学规约也可能是有害的。
这本低谷时期的写作产物，被周恺称作“自救之书”，他诚恳道出一个年轻写作者的困惑。在话语权由别人掌控、无法决定自己的写作能否被看到的时候，他从头省察写作的资格与意义，写作与语言媒介的关系，写作与读者的关系，写作与传统的关系。不过，周恺思考的绝非抽象的“小说家”主体身份与职业伦理——对于具体的“中国当代大陆文学史”极为自觉的介入，折射出他清晰的在场意识。这里面自然有游戏精神，却也流露出一种罕见的坦率。在这个意义上，《侦探小说家的未来之书》也是周恺对于“为什么要在当下中国写作”的“自问自答之书”。他借来一段不属于他这代人的文学记忆，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实景中完成了一趟沉浸式的镜中漫游，并尝试从中指认、安放自己。没有了反叛对象，也就是没有了非“破”不可的丰碑-墓碑以后，一个年轻小说家如何完成自己的“立”？在“90后”文学写作者眼里，世界是平的，而“战争仍未到来”，他们最终的对手或许还是自己和自己的时代。
三、由来与未来
《侦探小说家的未来之书》中有一篇《刺青》，讲述了一个电台广播剧配音演员遭遇的存在危机：她能精准地用不同的声音演绎人物，并恪守着“再好听的声音都不可以抢了角色的风头”的法则，却最终遭到反噬，所有的人都不认识她是谁了。这个有关异化与自我丧失的离奇寓言，还有与胡安·马尔塞的小说《日渐消解的作家》的互文关系，都让人联想到周恺白天在电台工作，晚上从事业余的经历。这其中是否含有找回属于“自己的声音”的焦虑？要是在隐喻性的层面稍微发挥一下，也可以说，从“广播员周恺”变成“小说家周恺”，未尝不是放弃一种标准化的发声方式，用写作者的主体，去尝试撞击、演绎、剥离千百种人生，并借此磨砺真正的“自己的声音”的过程。无论是乐山方言，袍哥江湖的密语黑话、江湖切口，石匠纤夫的劳动号子，还是鲜有人读到的失败者的地下诗声，或许都接近于拉纳基特·古哈研究庶民史时提出的“历史的微声”（small voice of history），周恺皆一头扎进其中，用文字让它们再活一次。最后，我想借用《苔》里的一段话作结，仍是周恺所擅写的河的比喻。在一个年轻小说家的由来与未来之间，那是一种不愿停留的姿态，浩繁微声的偶然汇流，也是永远未完成的对于“完成自己”的冀望：
人生是久长的，似若江河，不可逆返，流过一地，便该往下一地去。可也总有个尽头，汇入湖海可算得善终，并非每人都有这等好运气，绝大数河流终是汇入另一条河流，绝大数人是汇入另一个人的生命里，借由另一条河流继续流淌，借由另一人的生命继续活着。李世景的故事到这里就该煞角了，倘若再往下讲，便该是刘克礼的故事了。……可他顶着李世景这个名字，所遭遇到的这些人，无不借由他的生命，继续活着。[9]
注释
[1][3][4][9]周恺：《苔》，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58页、510页、492页、498页。
[2]岳雯：《地方性写作的精神空间与心理势能——以周恺<苔>为例》，《当代文坛》2019年第6期。
[5]魏玮与周恺对谈：《是诗意指引一代人觉醒，也是诗意指引一代人毁灭》，“不艺术”微信公众号，2021年1月1日。
[6]西渡：《时代的弃婴与缪斯的宠儿——论1960年代出生的中国诗人》，《江汉学术》2005年第5期
[7]周恺：《侦探小说家的未来之书》，译林出版社2020年版。
[8]方岩：《“80年代”作家的溃败和“80后”作家的可能性》，《文艺争鸣》2015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