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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卫卫以“书”为题材构筑他的第一本幻想小说并非偶然,是他将人生体悟艺术化的结果。 《会说话的书》:以幻想之笔,释书之魅
来源:中华读书报 | 李琦  2022年12月01日08:04

《会说话的书》,孙卫卫著,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2022年1月第一版,20.00元

在现象层面,“幻”与“真”是一组语义对立的词汇。但从艺术创作层面来说,作为艺术手法的“幻”,与事物本质的“真”,却构成了内在的联系。儿童文学作家孙卫卫的《会说话的书》就是这样一本“以幻求真”的幻想小说。作家通过幻想之笔,形象化的诠释了读书的真谛,使小读者在“书的魔法”中品味阅读的魅力。

作品讲述的是一个有关“书”的奇遇:一天深夜,主人公陶陶偶然经过爸爸的书房,竟听到了书房内有窃窃私语的声音。起初,陶陶以为是自己听错了,但当他要转身离时,同样的声音却再次响起。满腹狐疑的陶陶在书房反复查找,不料却将爸爸的摞起来的书碰倒了,收拾残局的陶陶这次是真真切切的听到了一声:“谢谢你,陶陶!”陶陶被吓得节节后退,但好奇心又驱使他一探究竟。反复确认后,原来真的是书在说话。这本发出声音的书叫做《会说话》,它是陶陶小时候最喜欢的一本书。自此以后,陶陶就与《会说话》成为了如影随行的伙伴,《会说话》陪伴陶陶上课、出行、游玩。《会说话》是一本拥有神奇能力的书,他的“魔法”不仅在于可以与陶陶进行对话,还在于拥有预测未来、甚至改变未来的能力。当然,《会说话》并不随意使用他的“魔法”,他很愿意在善良、正义之事上助人一臂之力,比如帮助张老师讲好课、为陶陶提供肇事逃逸车辆的线索、帮助善良的老爷爷中彩票,等等;但却不会助长陶陶不劳而获的习惯,即使冒着好朋友生气的风险,也不愿意在陶陶考试求助时透露半分。《会说话》的“魔法”不是取之不竭的,他需要被翻阅、晒太阳来获取能量,反之,如果透支过度,就会失去“魔法”,变成一本普通的书。故事的最后,《会说话》由于帮助老爷爷而失去了“魔法”,但陶陶却在这一段奇遇中获得了宝贵的成长。

“书有魔法”既是使作品趣味横生的幻想质素,也是一种意味深长的隐喻。《会说话》最重要的“魔法”是能够和陶陶实现一对一的沟通。提到“书会说话”这样的情节,或许人们会想到叶圣陶的《书的夜话》。叶圣陶在这篇童话中通过深夜藏书阁中不同书之间的对话,讽刺了种种读书的怪相,笼罩着挥之不去的“成人的悲哀”。与此相对照,孙卫卫的《会说话的书》对这一情节的处理则显得更为轻盈,如果说叶圣陶童话关注的是书籍间的谈话内容,那么孙卫卫的《会说话的书》则更加关注到了“书会说话”这一情节本身的隐喻意义,以此来传达“阅读可以使读者与书的生命实现联通”的观念。这样的隐喻还有许多,比如《会说话》曾告诉陶陶,他的能量会通过被读者翻阅而增长,“你们翻得越勤,我储备的能量就越多”。作家在此处借由《会说话》之口,传递出“书的生命是通过被阅读而获得的”这一朴素的真理。此外,《会说话》可以预测未来的“魔法”也暗示了阅读对于人生的意义,读者通过阅读,丰富了知识结构、增长了间接经验,自然会对事物的运行规律拥有一定的预判能力。正如印度作家曼纳拉玛·贾法所说:“书是我们的魔眼,它给了我们知识和信息,引导我们在生活艰难崎岖的路上跋涉。”

《会说话的书》版权页标注的是童话,而我却愿意把它看作是幻想小说。之所以将这部作品界定为幻想小说而不是童话,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因为其对待超自然现象并非像童话那般将其当做现实的一部分来看待,而是流露出惊异、震惊之感,这与幻想小说所具备的二次元世界观是一致的;其二是因为作品所采用的写实主义小说的表现方式,也和童话文体惯用的非写实性手法区别了开来。与《纳尼亚传奇》《哈利波特》《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等西方经典幻想小说对“幻境”看重不同,《会说话的书》中,故事从始到终都发生在现实生活的场景中。换句话说,作品中幻想性事件的发生并不依赖于“幻境”的进入,而是以《会说话》奇异性的行为来获得“幻想”的效果,这样的叙事模式被何卫青称之为“日常生活模式”。“日常生活模式”意味着幻想小说的发生场景是儿童读者所熟悉的现实生活,这必然会引起“儿童读者”与故事的天然亲密感。这样的叙事模式也使得《会说话的书》并没有太多西方幻想小说中常见的荒诞美、惊异美,而更多以质朴和单纯的美感呈现出一种“轻幻想”的风格。

孙卫卫以“书”为题材构筑他的第一本幻想小说并非偶然,是他将人生体悟艺术化的结果。熟悉孙卫卫的读者都知道,他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儿童文学作家,更是一位诚挚的“爱书人”,甚至“作家”孙卫卫时常会在他的散文和书话中感谢作为“爱书人”的孙卫卫。去读他有关“书”的散文集——《书香,少年时》《喜欢书一编》《喜欢书二编》,会发现阅读是如何真切地影响了一个作家的成长。如果将孙卫卫的创作看作一个整体,那么这些有关书的散文集或许可以被视为《会说话的书》的“外传”,它们以现实的手法,生动诠释了何为“书的魔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