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继“南北书”《朱雀》《北鸢》之后，近年葛亮推出“匠人”系列的写作，中篇《书匠》《飞发》《瓦猫》陆续发表在《人民文学》《十月》和《当代》,随后结集为《瓦猫》1出版，紧接着又在《收获》推出长篇《燕食记》,笔力涉及古籍修复、理发、陶艺和饮食等行业，可以说是“工历百代而不衰，物经千年而不朽”2之匠人精神的集中展示。这几个行业，有些因冷门而日渐式微、成为橱窗里作为“非遗”展示的艺术，有些则仍然在时间的蜿蜒里与日常生活镶嵌绾合。但曾经，它们都无一例外地在岁月轮回里浸染着浓浓的烟火气，关系百姓民生的一呼一吸。

一、历史褶皱处的流年“物”语

时代的洪流里，谁能独善其身?“不遇良工，宁存故物”,在匠人那里，不再是天真的不合时宜，而是一种默契和坚守。世易时移、新旧更迭之间，技艺传承留下来的是旧物，以及停驻于旧物之上当时当地的记忆和刻痕。由是人们得以和时间抗衡、抵抗遗忘，在历史断裂的褶皱里追溯在场者的日常生活，既逼近心灵又介入现实。由“物”及“人”再至承载着常与变之间的历史，三世薪传背后沉淀的是国族共有的生命密码和文化符码，亦不难明白的是作者寄托遥深的一腔家国情怀。因此葛亮说，这是一本“入世”之书，亦是“济世”之书。

正如昆德拉所提出的“小说精神”之“持续性”3,葛亮的每一部作品也都几乎可以找到对其之前作品的回应和经验。自《朱雀》《北鸢》始，“民国”就成为了理解葛亮的一把钥匙，但除了“南京与香港”之外，仍然有很多可以提取的关键词，比如时间和空间、历史和文化、民间与传统、流徙与传承、常与变、动与静……通观葛亮的作品，可以说这些义项是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念念不忘、贯穿始终的。而自《瓦猫》始，大约“匠人”和“物”也由从前浮光掠影般的着笔变成了葛亮身上意味浓烈的标签。葛亮将目光聚焦于一系列的匠人匠心，在《于叔叔传》《泥人尹》中便已初现端倪，其他关乎南京的写作亦时时闪现不同行业手工艺人的身影，及至《北鸢》中以一线风筝牵引始终，既是带有丰富含义的意象，亦可见葛亮为匠人作传之心，并不惟此一时一地，而是其来有自，早有渊源。

新作小说集《瓦猫》由三个中篇《书匠》《飞发》《瓦猫》组成，不仅地理跨度由香港、南京而至云南的德钦和昆明，更由岭南辐射至江南、西南乃至飞跃大洋经停伦敦，时间上则由当下的一波微澜荡漾开去，反溯至半个多世纪以前的风云，尤其是从史海中钩沉出西南联大那段燃情岁月，为本来就带有神秘色彩的上古神兽瓦猫的故事蒙上了传奇和大义的粼光。小说集《瓦猫》的扉页上题着的是诗人辛波斯卡《博物馆》中的一句：“金属、陶器、鸟的羽毛，无声地庆祝自己战胜了时间。”看来似乎是冷静节制而不经意的一句话，实际上可以说是连缀全书的题眼：“金属”指代《飞发》中理发师的刀具，“陶器”对应瓦猫，而“鸟的羽毛”意指古籍修复师的翎毛扫。而《燕食记》中五举山伯的一柄白案刀，不仅是同庆楼大按行走江湖护身的利刃，亦是少年五举与凤行初初相识开启半世情缘的信物，更是一刀分隔生死、从此天人永绝、人生遽变的界碑，还是风尘落定后牵出露露学艺的引子。在每一个关键的节点上，都有“物”在勾联、通达着全局各种因素，或推动情节，或连缀篇章，或者仅仅就是“物”自己，见证岁月变迁，承载传统绵延。所以，葛亮会说，“匠人”是历史的一枚切片，而“物”是这枚切片上那道深入肌理的锋刃。数十载光阴里风云变化、人事凋零，匠人故去，而器物犹在，历经磨砺与淘洗，始终静默地守护着曾经停落于指尖上的温度和气息，而记忆和技艺也得以代代传承。参与、存在，无声地庆祝自己，战胜了时间。葛亮在《自序》中引用汤姆·史文森《知识与手工艺品：人与物》中的一句话，也是他长久以来的待“物”之道：“传承谱系中，对于‘叙述’意义的彰显，将使‘物’成为整个文化传统的代言者”4。越经年流光之点缀而集成《瓦猫》与《燕食记》,葛亮以“物”为结界，串联起匠人与时代的胶着，和时间捉迷藏，和空间休戚与共，“故物”与“良工”彼此成全，经由作家的讲述抵达彼此的莽莽过去和无尽未来，晨钟暮鼓，兀兀穷年，是为流年物语。

选择以“物”作为锋刃切入历史书写的作家当然并不唯葛亮，而又各有异趣。比如，加华作家张翎的一本小说，书名就叫《流年物语》,非常切题地以河流、瓶子、麻雀、老鼠、钱包、手表、苍鹰、猫魂、戒指、铅笔盒十个物件的视角切入半个多世纪当中的十个时间节点，这些物又分别对应着不同的象征含义，比如贫穷、秘密、承诺、生命等等，小说凭借物语牵针引线，不仅串联起人物的生命轨迹，更凝聚着整整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和怀旧书写，全景再现了中国当代历史进程中的风云变迁。再如同为香港作家董启章的《天工开物·栩栩如真》,更是以对“物”的书写来抵抗消费社会里人与物之间愈来愈疏离、短暂的关系，表达作家对物化的拒绝和反思，实际上可以说是在“迪士尼”效应席卷全球化语境下唱响一曲抒情时代“从前慢”的挽歌。葛亮的着眼点恰恰是物与人之间的联系，历经岁月粗粝淘洗而始终共生共存，初心在方寸，咫尺在匠心，一鳞一焰，皆有温度。《书匠》里的核心意象是“书”,为了修复祖父的《据几曾看》引出简的故事，稀有如“一九七四年内地出版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一八四〇年出版的《鲁宾逊漂流记》”5,不仅见证了主人公从伦敦到香港的流离，亦牵起了情人、父女、师徒之间半世的纠缠与情殇。简的一生似乎都可以浓缩为这两本书的修复时光，静默在起承转合里的每一个关键节点，而静宜的人生亦因此开启新的一页。其他平凡如阿超教人砌机的平装书、思翔的书法辞典、秀宁奶奶留下的《路加福音》都在修复师手下得以回春，而老董的故事始自幼年毛毛一张“纪律标兵”的奖状，终于补得妥妥当当的小人书《森林大帝》,均承袭着“整旧如旧”的原则，“竹起子黑得发亮，像包了一层浆”6。书的价值不能以贵贱论，只要能平复心中的创伤，就值得成为每一个人生命中的“圣经”。写书是为了写人，修书实为修心，医人亦自医。葛亮写书匠，处处点染书的身影，但真正的主角始终是作为古籍修复师有所坚持而又有所不为的匠人精神。爱与伤、笑与泪、确幸与辛酸……人在时代里的命运和年轮则如同蒙着薄纱，让你并不直面却又始终在历史的褶皱深处影影绰绰，看似天边不经意的一抹微云，却投映到心上成一枚深深的烙印，道一声天凉好个秋，深味世道人情。

正如空间或地方一旦和情感、价值、意义关联起来便会产生某种与文化认同相通的可能性一般，“物”一旦进入使用过程便因与人发生关联而获得某种超越使用价值的情感负荷的复杂意义，在这一场域里，“物”同时也发挥着记载时间、传承记忆的功能。另一方面，不同的物由于使用价值的差异而进入交换、流通环节，人类的交流史便是始自以物易物、物物交换的行为，可以说对于“物”的想象和流通是文化交流最原初的动力。“物”本身所携带的时代因子及其流通过程中发生的空间延展使得当时当地的时空得以重叠和融合，即使历经千百年亦可以见微知著、溯源追踪，体认时间、传递情感。因此，对物的考察与书写，也是获得历史体认感的捷径。在葛亮这里，“物”是作为文化想象的载体存在的。“一个富有历史内涵的城市，其街区的建筑物是源于不同历史阶段的空间交叉连接，它们是作为意义族群在默默地相互对话”7,葛亮常常引用加西亚·坎克里尼在《混合文化》中的这句话来表达自己的时空观和历史感。因此，他在写作的时候常常会做一些“格物”的工作，通过大量的调查、考据、训诂以及文献史料的功夫在文本中呈现各种掌故，从而获得一种“在场”感，力求反映原汁原味的时代风貌。这种努力在葛亮的创作中是一以贯之的，从前的《朱雀》《北鸢》自然是一部民国南京风物风情考，今天的《瓦猫》《燕食记》依然秉承了这一风格。《书匠》中关于书的各个部分的称呼、修复古籍的各种专业术语，葛亮都极其详尽地为读者科普；《飞发》里关于“飞发”这一行业历史、不同流派的差异、风俗及成因都如同知识考古一般严谨而细密；《燕食记》中对粤港点心和上海本帮菜等厨艺踵事增华的描摹和复现，直令读者不得不怀疑作家就是匠人匠心本尊。这也是葛亮的作品在古典化的语言之外总是浸染着浓浓的文化况味而被视为新古韵代表作的原因。

二、“他者”镜像下流动的文化志

南京的阔大、古旧与曲折对应香港崎岖逼狭的“高街”和逼仄狭长的天空，很容易会让人联想到本土与他乡，但在香港生活多年以后，葛亮已经用“家城”和“我城”来形容这两座行旅中标志性的城市。当他淡然叙说着生命中的两条“米格尔街”:一个是藏身南京大院之间的四条巷，一个是深潜于市声的香港德辅道，你会发现，其实无论是四条巷，还是德辅道，都已经是渗透在作家情思中交叉并行的生命轨迹，非要论孰重孰轻，大概并不好衡量。正如作家多次在访谈中提到的那样，如果不是在香港，可能不一定会写南京，而现在也仍然是以表述南京的方式去理解香港，葛亮把这种写作中地域文化的彼此参照称之为“躬身返照”。萨义德曾经指出，当一个人离自己的文化家园越远，就越容易作出判断。而惯常感所带来的习焉不察，常常会阻碍这种表达。当葛亮远离了代表着自己源系身份与地方认知的南京，成为南京地理空间上的“他者”时，反倒更能感知这一缕融合于自己血液中日日生养、呼吸吞吐其中的江南文脉。因此，我们常常会看到葛亮时时以香港与南京作比较，但与此同时，身在香港、心向南京的作家对于香港来说，亦可以说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他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布谢的银树’与‘利玛窦之钟’恰好是‘他者’之镜的一体两面。中西在彼此的镜像中，既看到对方，也看到自己。”8葛亮在辨析中西文化之时如是说，而其实无论香港还是南京也都是这面“他者”之镜的一体两面，在双城之间来回的葛亮也就成为了一个双向的“他者”。就好像他自陈身在香港的创作视野乃是近可内省、远可外放一般，这种介于两者之间多元混杂的第三空间视角的确是可以超越单一文化属性的比较灵活的姿态。与其说葛亮偏爱以不同的地域文化彼此参照，毋宁说他在创作中常常会引入“他者”的视角来观照日常生活里的动静相源和历史中的变化恒常。无论是《朱雀》《北鸢》中从金陵到襄城的南北对话、《瓦猫》中从西南到岭南三城三地的跨越，还是《燕食记》中从上海经福建到香港的迁徙，人物的命运、城市的变迁、时代的更迭亦随着空间的流动而发生不同层面的叠合、融通与对话。中西、古今、新旧，民间、庙堂，传统、现代，边缘、中心，流离、归属……这一系列既相对又互文的元素始终浸润在葛亮笔下的字里行间，萦绕于一个个平凡的生命与时代风云跌宕绵延的遭际里，却又并不呼啸来去或者歇斯底里，它们与故事中的他们或者她们一样，平静地接受却又倔强地坚守。

香港发展的历史和地理因素造就了今日香港文学流动的城市特质和超越单一文化本源的多元性，前后几代作家也始终都在根著我城的认同与疏离中书写移民和本土的文化冲突与融合。陈智德认为，“香港抗拒人们认同的力量大于吸引认同，城市经验和本土文化的割裂也一再摧毁难得的累积”9,“香港城市的发展对于本源的遮蔽，甚至对于根著的摧折”10,使得香港的成长者们一再在“移动”的探索和断裂中认识到根著的意义和苦楚。因此，认识香港文学并不是从无到有的过程，也不能简单地建立在对于“非本土”的否定之上。正是因为从流动到根著的种种矛盾和游离，我们有必要辩证多元地认识香港文学中本土意识的复杂性。葛亮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他对于南京和香港由“家城”到“我城”身份或者文化的认同而言，这种体验与判断并不能简单地归入本土化的范畴。若按照作家的代际归属，葛亮应该属于香港新一代南来作家，他由南京迁入香港的经历虽然已经大大淡化了“离散”的感觉，但他在空间变换和城市之间流动的生命体验使得其笔下亦不乏原乡意象和漂鸿之影，与前辈作家或有相通之处。但另一方面，葛亮又是独特的“这一个”,从“向”南京历史上的寻亲溯源到“在”香港落地的生命流动与开枝散叶，他的创作与老一代南来作家必然已经大不相同，与香港本土作家以及同时代的南来作家也都各有异同。

历史如同一场在回忆里考古的时空之旅，在华语语系文学空间想象的政治诗学里，香港曾被喻为“借来的时间，借来的空间”。如果说金庸在他的武侠小说里凭借江湖侠客从边陲到中心踏遍华夏、直捣帝京而干犯朝廷的想象是以野史戏说的方式局部改写历史，将北京“包括在外”而香港“排除在内”“翻山越岭、开疆拓域，重申对中土的占领”11,以此曲笔绘制原乡图谱、折射香港特殊的殖民地境遇，书写“后遗民”北望中原的身份认同，那么从南京到香港的新一代南来作家葛亮笔下已经没有这种离愁别恨的中原心态。在文化地理学的范畴里，“地方”是有别于“空间”具有价值与归属意义的概念，当人们以身体在空间中的流动来确认与地方建立的情感联系时，本土认同悄然发生。不过，由于上一代南来作家创作，“存在着一个生存和融入香港社会的问题，存在着大陆与香港之间文化背景的差异……往往表现个人与香港社会相疏离的情形，并且很容易以普遍的文化批判为这种疏离寻找正当性”12。新时代的南来移民早已无需“守望”生存，当葛亮在记述小男孩“毛毛”的南京成长史同时开始叙说大学助教毛果的香港见闻时，香港已经由“他城”悄然向“我城”变化。而这种“我城”意识既超越了刘以鬯等前辈作家在《对倒》中一边接受、一边批判的矛盾心态，又有别于西西“我喜欢这城市的天空”“我喜欢这城市的海”“我喜欢这城市的路”那样纯净透明喜悦的本土认同。叶灵凤曾经在《香港方物志·前记》中表示，自己记录香港当地的鸟兽虫鱼、掌故风俗并与内地对应的地方风物联系起来，是在流徙的生活中有意将这种地方性文化的意义升华至家国想象。

在某种程度上，葛亮的双城写作倒颇有些相近的意味，但着眼点却并不在于从边缘回望中心，也并非无从根著的苦闷，而是以一种多元开放的视野来表现不同地方文化的相互参照，同时也到达对于香港华洋共处、广沪交错这种混杂的本土文化的拥抱。葛亮总是偏爱于设置两种或多种不同本源的文化在大时代中碰撞、角力与融合，人物的命运也在迁徙与流离中随时代动荡起承转合，有所坚持有所不为，而归属感也逐渐在与故土断裂的疏离与认同之间徘徊，最终与他人、与自己也与时代和解。《书匠》中的简和老董就是分别从中西两种不同的修复技术展开，但是殊途同归都信守着“整旧如旧”和“不遇良工，宁存故物”的原则，而简和静宜及其父亲三段关系草蛇灰线般的爱恨情伤也都圆融于《鲁滨逊漂流记》的修复和《石头记》的补齐。《飞发》讲述的也是理发行业中两个派系从纷争到和解的故事。以翟玉成“乐群”为代表的粤港怀旧风格飞发铺和以庄锦明“温莎”为代表的海派时尚风格飞发铺，共处于北角一带的街坊，翟康然改换门庭由港入沪使得本来就暗自角力的两派矛盾愈加明朗化，由是引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翟玉成经营“孔雀”由盛转衰的故事，人物的命运浮沉和理发店的起起落落又与时代动荡同辐共辏，以点带面钩沉出那一段香港经济腾飞与衰落的历史。故事以翟玉成临终前，庄师傅赶来为其剪发和一声“好手势”,达成两人半生较量的和解，而港沪两派不同的飞发文化也以翟康然为枢纽互相渗透、混合，成为以新一代香港人为主体的香港本土文化在改造与被改造中混杂、融合的明证。“从本质上来说，翟玉成和庄锦明对香港文化的拥抱并非‘有’‘无’的差别，而只是‘早’‘晚’的不同。”13严格来说，《燕食记》其立意和落脚点并不在于“匠”,而是以粤港饮食文化的流转为承载、展现20世纪20—50年代岭南近现代史的变迁，表现普通人即使在乱世飘萍一般的命运里被历史裹挟着前行，也始终坚韧倔强的持守与温暖。小说同样设置了以同庆楼为代表的粤港点心与戴氏本帮为代表的“十八行”上海菜互为参照和镜像，双方如何经历了相类的南来移民根著本土的艰难、又如何在港岛浓厚的烟火气息中壮大、交汇之后又发生怎样的因缘际会、背叛与和解，每一步都仿若命运敲击在心弦上的音符，流光婉转之际却又飞流直下。五举山伯从同庆楼到十八行辗转经历的三起三落，也正是时代进程中沉舟侧畔、旁逸斜出的一部外来饮食文化与在地文化新旧叠合、混杂糅和的阵痛期。就如同你会在飞发铺里听到带有上海腔调的普通话，或者融合了吴语温存而又朗脆的粤语一般，五举融合了粤派点心技法创新的上海本帮菜“水晶生煎”“黄鱼烧麦”“叉烧蟹壳黄”,乃至最后一决胜负之时，大胆在豆腐布丁里引进露露来自马来西亚喇沙汤头中掺入椰奶的做法，还有足以定义五举和荣师傅师徒情谊又见证与凤行情深缘浅的“鸳鸯月饼”,都是粤港饮食文化在创新与持守中循环叠进的历史“切片”,同样也彰显了香港本土文化吸纳改造不同源系地域文化的混杂进程。

“但一个密不透风的时代，是各种现实的盘根错节。”14纵使新旧两种现实业已和解，却仍然无法抗拒这个世界的新陈代谢。《飞发》尾声里，庄锦明将理发椅捐给港岛民俗博物馆、后记中瘦金体的“吉铺招租”,以及《燕食记》开篇便宣告香港百年老字号同庆楼即将执笠，是葛亮以此表达对于在全球化席卷和疫情冲击下香港传统行业及文化前景的隐忧，在这特殊的年份里，人们在举步维艰中坚守对职业和传统的信仰，虽然海水终将退潮，新旧更迭始终上演，我们只是希望这个过程能慢一点。小说中的“孔雀旧人”,终未与你我谋面。这大概是葛亮特意留下的一个悬念，以期在未来与之隔着时空对话或者衔接，微光也好，余温也好，寄托其间的都是葛亮对于传统文化中国念念不忘的眷眷深情。因此，与其将葛亮本质化于某种地域化或者本土化写作，不如说他试图呈现的是一种在“他者”镜像观照下流动的文化志，而这种充满浓郁地方特征的风物文化志，无疑是在当前急速全球化语境下以地方性、多样性文化抗衡均质化、普遍性文化的样本。

三、青萍之末与小山河

评论家黄子平认为葛亮“写市井风情错落有致，写时代风云开阖有度”15,也有不少人感叹葛亮年轻的身体里住着一个“老灵魂”,“《北鸢》中有一条清晰的‘物—人—传统文化’的脉络，其指向是民国时代的氛围与作者对古典文化与精神的向往。”16而葛亮自己说，“再谦卑的骨头里，也流淌着时代的江河”。不妨大胆揣测，抛开那些偶尔“客串”一下的历史传奇人物之外，很多时候葛亮正是以市井风情表现时代风云。正如葛亮念念不忘在创作中表现“常与变”一般，市井风情是“常”,时代风云是“变”,正是那么多的“常”在生活的表象之下暗流涌动，汇聚演变成大时代里的洪波涌起。而这大概正是葛亮常说的“大风起于青萍之末”,在其纸上笔端经由一个个留存于时光深处的“旧物”还原日常生活中的人之常情，一蔬一饭、一枝一叶、一鳞一焰打捞、积聚起来的恰恰是一部宏大历史叙事之外的时代风云变迁史。虽则“南京故事的书写，返璞归真而见出仁心智性；香港风情的叙述，则夹生缠绕而四处流散”17,但这种见微知著、一叶知秋的创作观为葛亮的作品奠定了共同的怀旧底色和民间意识。

葛亮自创作初期始便大都着眼于边缘人物的命运，南京故事里透过少年毛果的眼睛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金陵王气散入寻常巷陌的南京，一个菜佣酒保都浸染着六朝烟水气的南京，一个拥有过洪才、阿霞、于叔叔、泥人尹等“行走于街巷的平凡英雄”的南京，一个以零落七声凝聚为大的和音的南京。及至《朱雀》《北鸢》这两部长篇小说，虽然寄意民国史诗与家族传奇，表现近现代中国历史动荡时期的大开大阖，但是也仍然选取了从家庭内部以日常的角度去描摹那些历史风云人物，某种意义上是将他们从传奇中解构出来，还原成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回归家庭本位。新作《瓦猫》中亦有类似的民国溯源，将西南联大历史上诸如闻一多、冯友兰、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等文化名人，与边陲之地龙泉镇制作民间神兽瓦猫的陶艺匠人荣瑞红等置于同一个时空，甚至还以宁怀远和荣瑞红的爱情故事为契机，将这一为匠人作传的作品链接起救亡图存的家国传奇，将几许正史的颜色编织进葛亮戏说也好、仿写也好的地方性轶史。这一蒙太奇一般的技术处理不仅将普通人的命运与时代动荡拼接起来，以微观、日常的市井人生折射宏大国族史之外的小历史，同时也反转了历史名人的传奇人生，试图建构一种“日常”和“传奇”辩证回环的关系和匠人精神，与近代精英文化理念相互辉映。同样在《燕食记》中，当上海滩声名赫赫的杜月笙和凤行一家在香港的北角相遇，管他是昔日枭雄也好，其退居岭南一隅、孤独终老的凄凉晚景，正如《北鸢》中下野的军政要员们溃隐天津五大道一般，一时一势、岁月淘金，褪去光环之后也不过是同样忧惧生老病死的普通人。《飞发》是香港北角一带典型的街坊日常呈现，翟玉成经营“孔雀”那段高光时刻虽看似香车宝马、花团锦簇，但其内里的底色依然是一个来自佛山的南来移民后代如何在声色犬马的江湖里企图凭一己之力力争上游，然而这种刀口嗜血的生活在失去了凭借之后，一招不慎便颓败起来也是势如破竹。“孔雀”终于褪去华彩成为街坊里的“乐群理发”,翟玉成自此绝口不提那段风云岁月，安心归于好彩虽朴拙却绵韧经营的俗世人生。如若不是岁月再起波澜，翟家自此安稳平静。好彩与幼女先后离世，彻底抽走了翟玉成的筋骨，造成了翟健然和翟康然两兄弟人生中的分水岭，才有了后来“温莎”对“乐群”的凌驾之势以及翟康然的反叛。葛亮时而以抒情的笔调游走“店里昏黄的灯影”“墙纸上轻微蜿蜒的经年水迹”“颜色斑驳的皮椅”,时而以跳脱的语调叙述广东师傅如何叼着香烟给客人剪发、上海师傅如何一条龙服务顾客汏头剪发剃须擦鞋、满头卷发的师奶如何娇嗲“帮衬”庄师傅而庄师傅又如何半推半就笑纳。这些如同经年老电影里的画面，流淌着朴拙热烈的街坊精神和岁月如歌的怀旧质感，怀想一下港片里以命相搏的古惑仔或满鬓成霜的桃姐与天水围的日日夜夜，粗粝的底层社会里温暖的世道人情竟或有相通之处。

葛亮以丰富的细节和缜密的叙述刻意建构情境元素，通向一个“在场者”观照的历史场景，“(怀旧) 将当下的情境投射到历史年代中，达到一种历史经验的非历史性的重组”18,从而“挖掘出时代里并未远去的人事浮沉，最终将这种遥远的怀旧感还原为真切的历史感”19。《飞发》和《燕食记》里呈现的香港理发和饮食行业变迁史，并不仅仅记述了行业之争，也寄托了作者对于港沪文化的不同理解。无论是港式怀旧，还是海派时尚，都因切近时代审美潮流而凝聚着浓厚的烟火气息，如同一枚小小的切片侧身跻入当时当地的历史肌理，不仅为读者还原20世纪六十年代老香港的风云突起，亦可往前再追溯三十年遥想旧上海的无限风华。文本里时时泛起那属于过去时代古旧的光晕，甚而可以通达白先勇《台北人》里百乐门咿咿呀呀慵懒的旋律，或是曲线毕现的墨绿旗袍缎面上流淌着的暗沉光阴，是那样百转千回的低吟浅唱。这是葛亮搭建的一个关于空间和时间的实验室，在这容器里呈现一个惯常现实之外的另一种人生。的确，葛亮是擅长处理时间的好手，“他把时间带给人事的迷乱与惶恐，通通化作怀旧的凝视；又把怀旧的凝视再度还原为时代里人们的挣扎与无奈”20。他以流动的视野勾勒大时代里普通人的命运浮沉，平静而节制、平凡而隐忍、悲悯而不悲哀，对命运给予的苦痛默默咬牙承受，甚至近乎无动于衷却又并非麻木。无论历史怎样坚硬，葛亮笔下的人物总能找到屈身而过的姿势，《朱雀》里的程云和，《七声》中的阿霞、洪才奶奶，《瓦猫》中的荣瑞红，《飞发》中的好彩，《燕食记》里的凤行及其母亲素娥再到露露，她们虽然在不同的时代里呈现出不同的面向，但某种意义上又像是一体多面的同一类人，她们总是在日常生活中以安之若素、水滴石穿的韧性击穿历史的沉舟侧畔，“这盈盈而起的，正是民间生命力的绵长，在象征符号的意义上，是朱雀见证了宿命的因缘与轮回；可到底是谁在救赎历史混沌与风雨如晦? ”21

葛亮并非着意要书写底层，更多的时候他就像是这个时代的观察者、倾听者和记录者，以书笔见证时代，关注个体在时代中的命运以及如何自处的问题。他的香港书写既不对香港作名片式的描摹，也不聚焦于“中环价值”,而是延续了南京故事中边缘和民间的视角，将目光投向乡村、离岛等传统砥实的内容。就像许廷迈是南京的外来者一样，葛亮也将自己置于一个由外而内进入香港的位置来观察、记述，既有别于本土作家如董启章、韩丽珠等以书写抵抗消费社会中人的异化，也不类于同代南来作家如周洁茹关注现代香港都市生活中新移民的漂泊和焦虑。人与城也好、与时代也好、与文化也好，其实都是互为镜像，而最动人心魄的，始终是人之常情，普通人的伤痛和欢乐是构成时代根基的砖瓦，撑起宏大历史的滚滚洪流。一如董师傅、泥人尹、五举等这些湮没于历史风尘中的微尘一般、在常人看来似乎略嫌朴拙的人物，恰恰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当翟玉成在庄明师傅面前断指明志之时，那股破釜沉舟的凛然气度、也是如重拳出击直落人心、令人悍然动容，却奈何命若琴弦?这可以说是葛亮在他的创作中一以贯之的历史观，虽然面向和侧重点各有不同，但他始终“满怀着恻隐之情凝视着每个活在他故事里的人物，他用一个个起承转合在生活的暗色里参与、观察、讲述，他有意帮助每个主人公与复杂的世相和惨淡的人生和解”22。恰如葛亮在访谈中谈及，“风筝不是主流或者重要的东西，相反是文化中比较边缘的事物。但是它的价值恰恰在于你可以换一个角度，从一个更加民间的立场去考察。这也是我在小说里想表达的历史观念，历史的真知恰恰在民间。”23

每一个当下都被过去所缠绕，集体记忆是文化身份的标的，以家国同源为前提召唤其中的怀旧书写，便成为多数移民作家寻根叙事中曲径通幽、寄托家国情怀的选择。怀旧并非只是为了书写记忆，而是指向当下的欠缺，反怀旧也并非否定怀旧本身，而是以此质疑历史叙述或怀旧本身的不确定，因此，又不妨以戏说的方式局部参与、模拟甚或改写历史。这便又为怀旧书写以“混杂”抵抗现实、通向霍米·巴巴的殖民话语理论提供依据。“香港文学的怀旧是有关昔日的故事，是现在的故事，也是时间的故事。”24作家通过对港岛传统风土人情、旧区斜巷的描写导向本土生活的具体关怀，以溯源和怀旧为基点展开本土认同的寻求。不同的怀旧引向不同的时空意义，对葛亮来说，书写记忆又不仅仅是抵御现实，更多了一重衔接文化传统的意义。在葛亮的写作里，“大风起于青萍之末”既可以理解为个体为时代裹挟的命运，亦可以反过来理解为历史是无数个体命运的合力组成，就如《瓦猫》中宁怀远的出走及荣家后代的命运转折点就在于中国近现代史上剧烈的动荡，说来多少有点宿命之感。葛亮自述，“历史对于他们，是‘重现’(representation),而对我们这代，更近似‘想象’(imagination)。与他们相比，我们似乎面临的是一个‘小时代’。”25或为此，他总是“把一个特别的时代从同质的历史进程中剥离出来，把一种特别的生活从那个时代中剥离出来”26,以边缘切近中心，以个体代言时代，以日常生活介入历史，以青萍之末反映家国同源的“小山河”。

从《瓦猫》到《燕食记》,葛亮以修书、飞发、饮茶和点心这一类日常生活经验中最接近民生的部分，记录由江南到岭南这一特定地域逸出宏大历史叙事之外的经济文化发展史，同时也是两代人从流徙到根著以及根著之艰难的心灵史。所有的历史书写都将归于“人”的书写，《北鸢》中以饮食为镜像照见人性嬗变和时代呼啸，亦以民间辐射庙堂，赈灾果腹的家乡“炉面”不仅可解流离乡民背井之苦，亦关乎中国仁义精神之内里。又如《德律风》中那挣扎于边缘生活时电话里互相安慰的窃窃私语，时断时续、余音不绝，一曲《苏武牧羊》或能成为华夏漂泊灵魂的生命密码，端的是一首现代港版的“国风”。香港文学本土性的本质既是“流动”也是“根著”,而葛亮以流动为契机重绘从南京至香港、由南至北的城市地理，亦是中西、京沪、粤港等新旧文化交织碰撞的文化地形图，外来文化和在地文化一边龃龉一边融合，呈现出今时今日的新香港。“流动，某程度也作为根著不可能之时的出路，或流动本身也是根著所创造出的新可能”27,在全球化语境下，流动已成为日常。本土犹如地方，其意义恰恰在于流动的过程中地方感的塑造。由此观之，何妨抛开“他城”或“我城”的自我固化与界定，以开放和多元的怀抱超越根著的来回挣扎，或许将是新一代南来移民构建某种新的文化认同的可能。

“这城市的繁华，转过身去，仍然有许多的故事，是在华服包裹之下的一些曲折和暗淡。当然也有许多的和暖，隐约其间，等待你去触摸。任凭中环、尖沙咀如何‘忽然’,这里还是渐行渐远的悠长天光。山下德辅道上电车盘桓，仍然也听得见一些市声。”28以个人成长往事经验结合香港地方经验，以四条巷链接德辅道，葛亮的双城写作依然在繁华与市声间和暖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