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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两度致信蔡元培
来源:北京晚报 | 杨建民  2022年11月15日08:09

在上海蔡元培故居,陈列着沈从文为营救胡也频致蔡元培的信,曾经它未被收入《沈从文全集》。然而近年新出版的《沈从文全集·补遗卷》中,却收录了包含此信在内的两封沈从文致蔡元培的信函。信并不长,所含信息却颇为重要,记录下了中国现代文坛中令人难忘的轶事。

沈从文致蔡元培信函

第一信,写于1931年1月25日:

孑民先生:

从文今日由申来进谒,适值先生外出。希望一二日内许一时间,约谈数分钟,实为大幸。来此为朋友胡也频事,欲得先生略加以援手。今将胡君之过去另纸呈览。馀信面陈。专颂

康安

沈从文敬上 廿五

蔡元培,号“孑民”。信中提及的胡也频,是作家,也是后来的“左联”五烈士之一。1931年1月17日,他与林育南、柔石等人一起被捕。

1923年,怀揣梦想的沈从文,由湘西来到北京。求学不成,他开始学习写作,希望用一支笔,给自己打开一片天地。可在京城,居大不易。到了1925年,他四下的投稿,终于有《晨报副刊》《京报·民众文艺》接受,得到刊发。《京报·民众文艺》的编辑之一,就是胡也频。随即,胡也频与另一编辑一起去看望过沈从文。这之后,他们之间,建立起了非同一般的友谊。用后来沈从文《记胡也频》的话说:“说到这里使我想起最初几个朋友给我的友谊,如何鼓励到我的精神,如何使我明白那些友谊的可贵。我那时的文章是没有人齿及的。”“我的自信,却给一个回音证明了。(作者按:文章即刻登载)当时的喜悦,使我不能用任何适当言语说得分明,这友谊同时也决定了我此后的方向。”

很快沈从文也认识了胡的女友丁玲。三人的友谊,之后颇为浓厚密切,且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

《记胡也频》

胡也频被捕时,他与丁玲、沈从文等都在上海。在这里,他们最先是为文学梦,后来胡与丁玲,渐渐参与“左联”活动,沈从文则经胡适介绍,去了武汉大学任教。此时寒假,回到上海。出事当天,胡也频还去找过沈从文,说自己想搬家,却到处借不到钱。房东的儿子死了,他想送一副挽联,叫沈从文构思好,过后去写。出门时,见胡也频衣单,沈从文把自己刚做好的一件海虎绒棉袍让他穿上。下午,沈从文过胡也频处写挽联,胡没回家;晚上过去,胡仍然没有回来。

沈从文回家时已是深夜,这时匆促来了个老头,说自己是看守监狱的,并递上一张胡也频亲笔写的便条:我因事到××饭店,被误会,请你费神向胡先生蔡先生一求,要他们设法保我出来。这“胡先生”即胡适,“蔡先生”即蔡元培。胡也频知道沈从文与胡适熟识,想借助胡的影响力,保释自己。沈从文写作发表作品,此时虽然有些名声,可还不足以影响官方,所以通过胡适,是合适的路子。

胡适其时已辞去在上海的中国公学校长职务,去往北京。此时因为参加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来到上海。在他的日记里,清楚记述了沈从文找他时的情形:“沈从文来谈甚久,星期六与星期日两日,上海公安局会同公共租界捕房破获共党住所几处,拿了廿七人,昨日开讯,只有两女子保释了,余廿五人引渡,其中有一人为文学家胡也频。从文很着急,为他奔走设法营救,但我无法援助。”胡适写记的这些内容,或许有的来自报刊,可多数无疑得自沈从文告知。胡适此时没了中国公学校长职务,在上海少了影响力,所以“无法援助”。

后来沈从文与丁玲等一起在西门里李达家商量营救办法。最后议定请胡适、徐志摩写信给蔡元培,设法放人。蔡元培是国民党元老,此时担任国民政府大学院(相当于教育部)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职务。他在文化教育界,享有极高声望,这是大家想到找他帮助的重要原因。随后,沈从文一人从上海(信中所言“申”)来到南京,面见蔡元培,引见信,应该是胡适所书。25日这一天,沈从文去见蔡元培,蔡外出,沈从文留下了上文中的这封信。由信可知还留有对胡也频的过往情况介绍。因为没见到蔡元培,这次努力没有结果。后来胡也频再从公安局传出可能被转送龙华监狱的消息,沈从文再次去往南京。这次他见到了蔡元培,还得到蔡元培写给上海市长张群的一纸信函。

拿着蔡元培的这封信,沈从文回上海后去找了张群,应该没有见到。可张的一个秘书大约见到蔡元培的信函,还是告诉沈从文,这批犯人“两天前转过龙华司令部了”。再往后,从其他路子想了不少办法,还努力各处筹钱,据沈从文后来文章记载:“丁玲卖了两本书”——应该是卖了两本书的版权吧。后来胡也频陆续通过人传出一些消息,沈从文、丁玲还给了这个送信人不少的酒钱。最后得到的消息,是此人告诉他们方法,可以照规矩去探监。

这次探监也是他们与胡也频的最后一次见面。当天去龙华监狱的过程,后来沈从文在文章中曾详加陈述。那真是无希望又怀着希望,必然而又偶然的经历。等了几乎整整一天,在几乎无指望的无奈间,居然在一个铁条竖立的窗口,看见了铁镣手铐锁着的胡也频。在丁玲的呼喊中,胡也频“把戴着放光铁手铐的双手,很快乐地扬了一下,即刻又消逝到门背后了”。尽管大家抱有无限希望,可不久传来消息,胡也频与一批青年,被秘密枪杀于龙华。

胡也频逝世后,丁玲无法带着孩子生活,不得已,让沈从文以武汉大学教师的身份,掩护陪伴,送孩子到湖南常德丁玲母亲处寄养。这一路,沈从文写给友人的信中有过描述:“到湖南送胡也频孤儿回家去,交给那个外祖母,还设了若干谎,证明人并无危险。路上我们走了二十天,经过杀烧过的长沙,街上全是兵,乡下全是匪……”

这段忙碌,沈从文耽误了返回武汉大学教学的时间,不好再去,只好又回到收入不稳定且有限的写稿生涯中去。为胡也频作出如此努力外,时隔不久,沈从文又为这位友人写了《记胡也频》长文,在上海《时报》连载,作为对友人的诚挚纪念。

《记丁玲》及续集封面

1933年5月,丁玲在上海寓所被捕。此时在青岛任教的沈从文,得获消息后,立即在平、津报刊发表《丁玲女士被捕》《丁玲女士失踪》等文章,公开表示抗议:“丁玲女士只是一个作家,只为了是一个有左倾思想的作家,如今居然被人用绑票方法捕去,毫无下落。政府捕人的方法既如此,此后审判能不能按照法律手续,也就不问可知了。”言辞犀利,矛头直指当局。抗议同时,他又四处写信,给胡适、蔡元培等有影响的人物,设法营救。这次的胡适日记,大约因为一直忙碌开会、讲课,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可给蔡元培的函件得以留存,成为沈从文为营救丁玲努力的重要文字证明:

孑民老先生:

往岁因友人胡也频君事,多费长者之力,虽其人终因莫须有之狱,从此即无下落,然为年轻人主持公道,先生热心处,固不忘也。

今者,青年作家丁玲女士,据闻又被捕去,捕去以后,即无消息,不卜生死,难知吉凶。政府既非法逮捕于前,故捕去以后,亦复俨然若无其事于后,为时稍久,节外生枝,其结果则如往岁胡也频案,以失踪作为结论。

窃意政府此种态度,行于以党治国之今日,实为党治之羞。青年人思想稍激,不满现状,亦复事之常理,政府能善其处置,即可成为一促进社会之动力。今政府对于此种有希望之青年人,惟知秘密逮捕,秘密残杀,一、二青年之牺牲,固属小事,惟从此类政策中所造成之风气,对于国家前途,尚复何望?比年来政府亦尝有所谓文艺政策,惟于二、三庸鄙自喜之徒,则出钱收买之,于稍有希望之作家,则除横施摧残外,无他法,其为计也,宁非至短?

此时所赖,惟国民党中二、三硕德重望如老先生者,能为力张正义,所以救青年,即所以救国家也。老先生于中央方面能不吝一言,俾被捕者可至法庭审判,不致于又如往年胡君之案,造福于青年者多矣。敬叩

健安

沈从文敬启 五月廿八日

由此函件可见,沈从文几度提到胡也频案件,是唯恐丁玲被捕会重复如此遭遇的担心所在。从议论看,他对当局采取这样的手段对付青年非常不满:“实为党治之羞。”他认为青年思想稍微激进,不满现实,属“事之常理”,而政府却“惟知秘密逮捕,秘密残杀……”对蔡元培的请求,他从大处着眼,希望“能为力张正义,所以救青年,即所以救国家也。”作为一个作家,在此残暴行为面前,沈从文愤然挺身而出,以手中之笔,抨击当局,伸张正义,在当时黑暗高压情形下,不仅为友人,更为整个青年群体发声,真正具文人风骨,可钦佩可赞颂。

这封信得到了蔡元培的重视。他应该通过多方打听了此事,随后回复沈从文:

从文先生大鉴:

手书敬悉,丁玲女士事,已为多方营救,尚不知下落。丁女士有否家属?是否寓沪?先生如知之,希便中示及。专复,顺颂

台绥

蔡元培敬启 六月一日

蔡元培此信能够保存下来,实属意外。他应该不知道沈从文此时在青岛,以为在上海,便将此函寄交上海四马路的新月书店转交沈从文。因“本人不在”,此函退回南京的中央研究院,最终得以保存在档案中。由回复看来,蔡元培希望与丁玲家属取得联系,以利进一步沟通努力。

沈从文除去写文章报道丁玲被捕情况,致函蔡元培等高层希图援救,还随即写作长文《记丁玲女士》,在《国闻周报》连载。由于其中许多字眼触及当局,连载之时,文字便遭到不少删削。结集出版时,又有不少内容被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禁止。这篇长文,是早期写记丁玲极为精彩的文字。作者以熟稔的友人身份,对丁玲体格及性情、精神的继承由来,从家族等角度给予揭示;对丁玲的早期写作过程、文章成绩,由一个也是创作者的视角,作出了深入中肯的褒誉评述。在八十多年后的今天看来,无论对个人还是作品,这仍然是研究、恰当评价丁玲不可缺少的内容。尤其应当强调的是,这篇作品在当时发表,更强烈地显现出其中蕴含的批判意识,反衬出当局抓捕青年作家的不公与残忍。这样的价值,研究者不能不特别注意。

可惜的是,丁玲晚年与沈从文之间有许多的矛盾波折,理由之一,似乎是自己被捕后,沈不积极参与救助。可当年《丁玲女士被捕》《丁玲女士失踪》数篇的文字存在,即使不计稍后写成的《记丁玲》长文,这一封出自文档中的沈从文《致蔡元培》函件,几乎可以充分表明其当时的愤怒、焦虑心情和积极营救的努力程度。

人与人之间的误会龃龉,其中应该有深层的缘由,但认为沈从文是一个出现危局时不愿援手的怯弱者,笔者深不以为然。这也成了促使笔者写记此文,希望更多人读到这两份函件的重要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