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玲玲——“我们在持久的困顿中寻找锡安”
本期作者
青年作家，曾历任记者、编剧等，2019年出版小说集《嫉妒》。
特邀嘉宾：路杨
北京大学中文系青年教师
张玲玲想必熟悉这样一个张爱玲式的主题：“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是孤独的。”
《我们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弥漫着这样的孤独。如果我们相信卢卡奇所说，“小说是成问题的人物在疏离的世界中追求意义的过程”，那么就会看到小说中的“我”如何在越发不可掌控的、纷乱的世界中，竭力攀住一点张爱玲所谓“踏实的东西”。性、吻、交谈，都是如此。在新年与旧年交替的时刻，在一条“弄错”的路上，圣经时代整全的身心与被放逐的命运，投射为分裂而难解的现实情境。
无需互文本的过多提示，我们也能读出《正红旗下》里纠缠在家族史里的个人史，《半生缘》里被裹挟着回不了头的时代情绪。亦无需做过多细致的爬梳，也能发现一个家族式的中小企业从08年经济危机中的濒临破产到当下受制于国际环境与贸易摩擦的困顿。在与世界碰撞的过程中，父亲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在童书故事里，父亲向惊恐于初次孕育的女孩展示她孕育的“太阳”，或为寻找月亮而走出太远的无助的男孩点亮“星辰”。然而在现实世界里，父亲是绝望的、病弱的、濒死的、已逝的。无论是“我”还是江原，都无法再从父亲处汲取支持或启悟，只有无可推卸地接过他的事业，或维系他的生存，总之，担负起他的运命。结尾那一点尚未点燃的暖意，或许稍显轻倩，却暗示了重建人与世界之关联的可能。在这个意义上，我更愿意将这个短篇视作一个心灵世界的片段，或一出时代故事的序幕。
樊迎春
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
青年教师
《我们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是一个可以产生多重道德与伦理争议的现代都市故事，小说标题中的“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却有着古老深邃的宗教涵义。这是《圣经》中流亡的以色列人想起故都的悲凉与凄惶，也进入过拜伦笔下，成就了不屈灵魂的诗意与凛然。然而，已婚出轨的“我”是否有资格“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在俗世生活中如此摸爬的男男女女是否也会在想起神圣的“锡安”时哭泣？
小说看似是一个带着暧昧颜色的绵密的情爱故事，内里却有着粗疏的与社会历史相关联的缝隙，“零八年的事”本可以将读者带入一段耀眼的时代回忆，但这回忆却浸透了个人命运的灰暗与悲苦，只是那个大时代中的“个人”从来不仅仅是“个人”。就像坐在扶手椅上看电视的老人，总是能听到“额外的声音”，护耳套是一种屏蔽，何尝不是一种自欺？童书里逐日的母鸡与逐月的男孩是幸福的，父亲给了他们温暖的依靠和归宿，而我们的“父亲”留给我们的是致命的炭火和苍老的背影，是需要我们自行去阅读的1979年的《罪与罚》。带着“旧时代”的记忆奔赴明天的我们有何枝可依？这或许才是“我们”不得不“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的原因：我们罪孽深重，我们精神漂泊；我们在不断的“错过”中枯萎凋谢，我们在持久的困顿中寻找锡安。
高翔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
对于张玲玲这样水准的作者，这篇小说的完成度不在话下。两个在情感关系中“悬浮”的人，试图通过彼此完成一次小小的救赎，但这种救赎实际并未完成，失败的关键在于二者都视彼此为自身情爱理想的“中介物”，以对“中介物”的想象来弥补对实际渴望之人不在场的缺憾。而小说的张力，正来自于二人对于彼此“中介物”属性的发现，因为某种共享的处境，而生出一点慈悲。这种慈悲，也是微小的，属于张爱玲“留情”式的慈悲，强悍的“自我”很难为“他者”留下过多余地。张玲玲为人物设置的困境，仿佛属于“旧时代”，而在新旧道德间，坐标系未被建构的真空地带，人物只能就此“悬浮”。因而这篇小说的超越之处，也许是通过情爱的书写，暗示一代人的迷惘与不确定感。一个也许需要注意的问题是，美国小说对当代作家的影响，以海明威、耶茨、卡佛为代表，从风格、审美到人物，尤其是其写作所规定的某种生活的范畴，对于何种主题，何种情感体验和关系值得被书写，有强烈的暗示作用。当然，作家与作家的吸引，是一种更潜在的关联，它更多来源于“共鸣”。但我希望张玲玲能从卡佛，或者她所钟爱的门罗处逃逸出去，来到更属于她的私人领域。也许她已经尝试这样做了。当然这是更高的希望和要求。
张慧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
小说文本因为与《圣经·诗篇》、张爱玲小说的多重勾连，呈现为一种敞开的结构。文中的“我”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张爱玲小说中置身于中西文明交汇中困顿挣扎的女性，而小说题目则可以关联到《圣经》中犹太人流亡的诗歌，如此一来，文本的结构就没有被封闭在一个三角的情爱叙事中，而是向着更为巨大事物的开放与互文。对互文性的理解也许是我们进入文本的重要入口。小说中的“我”徘徊于古板朴实的法律教授和住在临江豪华公寓中的“他”之间，一边是“他”的冷酷无情，另一边是教授的朴素温情，情爱的对象被作者赋予了符号学意义，最终呈现为西方文明光谱中的现代生活享受与传统中国式家庭承担的对立与选择。最终的结局作者并未言明，但结尾处对即将到来的“暖意”的暗示，以及文中提到的那场从摩登上海开往“前现代”南京的火车旅行，似可以视为回答。小说文本的形式也有意味。叙事借由人物的对话铺陈展开，事情原委和关节处一点点伴随线性的“声音”形象呈现出来，读者得以被隐匿于一个旁听和“窥伺”的位置上——一个更容易获得清醒/共情双重体验的站位。虽然作家有意采取了零度的视角，但隐含作者与“我”之间保持的距离，常常借由死去的父亲的“幽灵”得以显现。父亲作为“我”生命中始终在场却无法获得言说的存在，他的创业史以乌托邦的形象在文中零星闪现，那是一个尚未被展开的故事，同时更是“我”无法再抵达的历史。
靳庭月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
当现代读者意识到理解他人只是一种幻想时，那些由全知全能的作者介绍过来的人物，往往变得可疑或陈旧过时。而一些意识到“叙述”之局限与人之局限的作家，开始呈现这样一种生活境况：“缺乏理解他人的愿望；对真实细节世界的自我中心主义的盲目”（昆德拉）。此作亦为一例。
理解他人之愿望的匮乏，使“我”与江原、与“他”（前婚外恋对象）之间的意义确认和信息交换要么无法完成，要么很快显得乏善可陈、索然无味（比如“我”面对江原时表达欲的消退）。梦中的歌声杂糅改动了《圣经·旧约》和《Rivers of Babylon》歌词，也可以视为对主观性失真信息的隐喻。那些混乱不安的梦境，是“我”对难以把握的情感关系的重返和放大。而在现实中，尽管“我”曾想象自己面对“他”的指责会感到耻辱和沮丧，但在绝大部份时候，“我”分裂隐秘的双重生活并非因为某种无所投射的道德感而迟疑，真正与孤单、情欲构成拉扯的，是由合同、工作、家庭所填充的现实外部关系。作者似乎由此把握到都市中年生活存在的某种分裂性，并且诚实地正视它。正是这种正视使笔下的“我”不会回归到对于传统、保守、稳定关系的想象中，而是不断试探片段式的、短暂交付身体的关系，同时又以敏感疏离和倦意筑起心灵的防线——诚如叔本华的“豪猪理论”。要处理好这类人物和暧昧不定的都市男女关系，恰恰需要写作者有理解他人的强烈意愿，以免使人物面目模糊、情感张力稍欠。对本作来说，这也许仍是构成挑战之处。
武婧
中国人民大学硕士
“巴比伦河”是一个常读常新的意象，不同于《圣经·诗篇》中的“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泣”所表达的“以色列人被掳的哀歌”，也不同于拜伦“宁可让这只右手永远枯瘦，但我们的圣琴绝不为异族弹奏”的愤怒和决绝，作家笔下的“巴比伦河”多了一丝平静和安然甚至是无奈。
平安夜的“我”因为工作的原因漂泊在外，而“节日”的到来更是增加了“延宕”，不论是工作抑或生活。我的婚姻名存实亡，江原则拒绝结婚，一场情事“性、吻、交谈”在暧昧朦胧的氛围中如约而至，但却换了本应出现的“一个人、一张面孔”，不是我日思夜想的那个“他”，本来的工作计划也似乎延宕为了对于过去的共同生活的挽歌似的回忆，如同“我”一开始走错的门，错位总是突如其来，“弄错”“障碍”“混乱”“迷失”正是常态，灵与肉的分离，想象自我和真实自我的分裂，充斥为生活的全部。“车祸、疾病、死亡、破产、离异、不忠”，“没有什么喜欢不喜欢，都可以”，更多的是一种漠然和平静甚至是无奈，无奈地在巴比伦河畔为异族而歌。
全篇充满了一种暧昧而又朦胧的氛围，意蕴深刻，正是在这种暧昧而又朦胧中生活的本质特别是中年生活的无处逃遁被揭露出来，岁月篡改了一切，在时间的永动中，青春的雄心被篡改，错位、平静、杂质、斑驳、乏味，无序而又混乱地铺满了生活，沉溺其中，无法自拔。
卢钿希
中国人民大学硕士
两个精神异乡人，在一个幽微的雪夜，选择相互慰藉，交换灵魂，异国“巴比伦”成为一个隐喻，世界处处是不可及的彼岸，流寓和精神漂泊，是主体无从脱逃的宿命。“我”永远没有乘上那趟前去南京的列车，停留于此岸，并不断幻想，任凭梦境与现实，相互交织碰撞，直至那个雪夜，让我第一次明晰过往的无可重复，那是“旧时代”，是我们不能两次踏入的“巴比伦河”，唯有眼前人，才是与自己暂坐河边的旅伴。小说笔调迷幻流动，恰如巴比伦的河水，记忆与梦境，过往与当下，无从分离，一起绵延、生成，流淌的夜色，缥缈的落雪，夜行的列车，使得小说在心理时间层面形成自洽的结构，并在一种无始无终的氛围感下推进。也许，这篇小说最基本的前提在于：日常处处是隐喻，或说，生活在别处。文学的意义在于穿透，在于如何从此岸照见彼岸一闪而过的灵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