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科回归创造力问题——文学与科学中的具身想象
文学和科学中的具身想象
已故耶鲁大学教授F.S.C.诺思罗普有一部著作《科学与人文的逻辑》（1947），书中有这样一句很经典的话：“与大众意见相反，所谓神秘而不可言传的经验并不在遥远的玄想天堂，他们就寄寓于我们眼前那些被直接把握的事实中。”这句话看似深奥，但也很好理解。“被直接把握的事实”——比如桌子和天空——之所以是谜团，是因为正是这一个个似乎被直接给予我们的“事实”构成了我们的意识，要一边站在人类意识的根基上一边撬动它并发现其源头是不可能的。不过，这不妨碍人们前赴后继地提出理论，有关“事实”如何浮现，又如何构成人类“意识”的研究源源不绝。在近现代科学领域，从笛卡尔的机械模型到活力主义生理学（认为身体各部分贯穿着非机械性活力，并因此与头脑相连），再到20世纪初以来的神经科学，意识问题备受瞩目。在人文学科，哲学——尤其是现象学和意识哲学——就是为这个问题而生，但文学也早已用自己的方式对“事实”的神秘内核做出了自己的解释，这个内核的名字就叫作“想象”。
18世纪才华无双的英语作家劳伦斯·斯特恩直接把“事实”——具体来说是肉眼看到的“事实”——与想象关联。他在小说《项狄传》中这样说道：“在所有感觉当中，只有眼睛……才能够同心灵进行最快的交流，——提供一种更巧妙的触摸，并且把一些文字难以表达——或者有时干脆表达不了的东西留给想象。”眼睛可以对心灵进行“触摸”，但它比直接触碰更为“巧妙”，经由“想象”的中介，视觉可以在头脑中构建出文字难以表述之影像，进而影响意识。这大概就是诺思罗普所说的“事实”的“神秘”核心。斯特恩将视觉与触觉类比，就是为了强调想象的重要性，想象使肉身器官与观念/意识相连，彼此触碰。
虽然斯特恩谈的是视觉，但同样在指涉文学作品的视觉性。《项狄传》处处充满画面感十足的人物姿态和表情描写，可以说是设计了一个科学实验，考察读者如何在阅读过程中构建头脑影像，考察视觉描写与物质性视觉刺激之间的关联。斯特恩不仅在与同时代生理学对话，也预见了20世纪晚期出现的有关“头脑影像”（mental imagery）的神经科学研究。1970—2000年代，这项研究蓬勃开展，主要围绕人们如何构建头脑影像，用来构建头脑影像的素材是以图像还是以符号形式储存于大脑等问题。1990年代出现脑成像技术后，研究者发现人们脑海中浮现视觉形象时，大脑海马体（情感和记忆中心）中出现血氧水平依赖效应，视觉皮质的各部分也参与进来。这说明头脑影像与视觉本身有很多相似之处，视觉对象的构建也同样依赖包括海马体在内的大脑颞叶和视觉皮质。有些头脑影像是自觉构建，有些是不自觉构建——不自觉构建有时通过属性关联（比如看到黑白橘子的时候在脑海中出现橙色）发生，有时则自发产生，但都类似较弱的视觉感知。换言之，视觉对象和头脑影像的构建都是想象的过程，想象就是使物质性感官刺激、记忆、情感相互贯通，从而在脑海中构成形象的过程，而这个形象也必然会因为记忆和情感的参与而被赋予意义。
文学家和科学家都已发现，我们每天习以为常的事不简单，需要身体和物质性大脑的交互作用，同时又需要“想象”这种神秘机制激活。我们不知道“想象”是什么，只知道它与身体相连，又能协调身体机能并产生精神现象，我们可以称之为“具身想象”，连接身与心。文学作品不仅品评世间万物，更是对意识形成过程的反思，内在设定了大量神经科学实验。“具身想象”是文学文本的普遍主题，它连接人文与科学，凸显二者共有的神秘内核，提醒我们对未知保持敬畏，不轻易断言人的本质。这可能就是文学乃“人学”的深意。
“具身想象”不仅是文学文本的最重要主题，也是文学解读和文学阐释最可信赖的基本方法。近十年来，国际文学研究界纷纷批判寓言式解读和“症候式”解读，反对将文本视为某种意识形态的图解。詹明信的《政治无意识》告诉我们,文本是承载着政治观念的象征行为，1990年代兴起的新历史主义也将文本视为某种话语体系（比如政治哲学、法学、医学、地理学等）的对应形式。这两种文学研究方法都极大地推动了文学研究的社会历史转向，也被不断沿用，但其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写作不是机器编码，阅读也不是机器解码，文学创作和文学阐释都是构筑和表达复杂头脑影像的过程，以“具身想象”为媒介，需要感官、情感、记忆等身心机制的共同参与。文学不只是意识形态冲突的再现，它的任务是在不断变换的历史语境中直面人的根本难题，因此，文学与科学之间必然有对话。
“新文科”视域下的文学研究：实践批评2.0
许多国际前沿文学研究都是基于上述对于文学的理解，通过文学与科学、社会科学的对话体现了与“新文科”相当契合的思路。这里稍加展开。
（一）跨学科意识理论视域下的文学阅读研究
美国学者戴姆斯（Nicholas Dames）在《小说生理学》中以别出心裁的方式勾勒了19世纪英国小说对“具身想象”问题的探讨。他认为，19世纪以大众媒体为主要载体的文学批评往往会涉及文学作品对读者产生的效果，文学作者十分关注自身作品对读者的头脑机能的影响。而与此同时，19世纪生理学也特别关注感官、情感、认知的关系，与当时的各类社会和政治议题交相呼应。因此，我们可以合理而富有创意地将19世纪小说的形式特征——情节结构、语句节奏等——与同时代的生理学话语对照，挖掘出小说中内含的生理学，说明小说如何尝试重新组织人们的意识系统。举例来说，萨克雷的《名利场》可以认为是在与19世纪中叶生理学中的“注意力”理论对话，参与了对19世纪英国人意识的塑造。小说不仅安排了两条不断游离穿插的情节主线，而且包括不少描写虚构人物过分沉浸于阅读或想象的场景，这些形式特征都提醒读者要抵御过分单一的注意力，不仅与生理学话语共振，也与19世纪出现的阶级关系批判遥相呼应。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中就指出，工人阶级的单调工作使其注意力过分狭窄，而萨克雷小说就希望启迪一种分神式阅读来与阶级压迫对峙。将小说叙事形式的细节与一种意识理论相连并构建出其可能的政治意义，这是1990年代开始流行的新历史主义批评的常见思路，但《小说生理学》的创新在于，它以自身实践说明小说的政治意义并不仅仅以寓言的方式展现，也可通过影响读者“具身想象”的形式手段实现，小说的节奏和读者阅读的节奏都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要揭橥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首先要说明文学如何影响意识。
当代美国学者弗莱彻（Angus Fletcher）在俄亥俄州立大学领衔的“叙事项目”（Project Narrative）也很值得一提。最近，弗莱彻与合作人发表文章指出，以往有关创造力的研究一般沿用美国心理学家吉尔福德（Joy Paul Guilford）对创造力的阐释。吉尔福德在1950年代提出“发散思维”（divergent thinking）的说法，指出发散思维的主要表现为“联想、换位（transposition）、概念合成（conceptual blending）、隐喻、引申和再定义”。不过，在弗莱彻看来，这些思维模式仍然是基于对词义以及词语搭配规律的分析，因此可以被某种算法模拟；但构建叙事所需要的创造力无法被算法取代，假如将叙事转换为算法，那么因果就只能体现为关联，即a出现的同时出现b，但a导致b所需要的物理和生理过程却完全隐而不见。缺少具身性的算法可以模拟“发散思维”，但无法模拟“创造力”，即对可然世界的想象，对“反事实”世界的想象。作者记录了自己团队设计的三个层面的叙事想象训练，包括对可能世界物质属性的思考，对他人具身视角的揣测，以及对事件及其后果的设定。这三个层面都说明创造力大于“发散思维”，更类似于“具身想象”。
文学阅读研究的对象还可以从个人扩展到群体。近年来，“创意城市”理念鼓励构建有利于文化创意活动的软硬件基础设施，以创意产业驱动城市发展。复兴大众性的阅读文化，重新壮大“阅读阶层”（Reading Class），无疑是创意城市的基石。很多人指出，大众阅读有利于建立一种“亲密的公共领域”（intimate public sphere），使得一度处于社交回避中的市民通过交流与共享私密的阅读体验形成情感上的联结，逐渐缔造城市中的情感共同体和创造力中枢。
总之，“具身想象”是人类个体和群体自我超越的驱力，它不等同于符号层面的联想和重置。文学与“具身想象”有着内在关联，读者需要调动自己所有的感官知觉和情感经验在脑海中重构文学文本中的鲜活世界，发现这个世界中无所不在的有趣细节，发现它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传送新世界即将到来或已经到来的暗示。文本阐释就是激活文本细节，在文本中发现无数重叠视角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读者需要逻辑和算法，也需要依赖具身经验赋予我们的常识和直觉。想象的秘方变幻莫测。
（二）媒介研究的三个支流
“媒介”之所以成为文学研究前沿的关键词，正因为抽象的表意和思维需要一定的物理和生理基础，与文学相关的媒介研究一般聚焦于文学与物或人体的关系，包括文学如何呈现身心关系以及文学通过什么样的中介与读者的意识发生关联。具体来说，这里的“媒介”包括三种内涵：一是传播媒介，二是身体和感官，三是所有与人发生关系的物。从传播媒介的角度来说，媒介研究通常关注文学与出版市场和流通体制的关联，推进对彼得·伯克（援引Robert Redfield）所说的“大传统”与“小传统”关系的研究。通俗文学和文化具备什么样的文化动能，如何向“严肃”文学输送养料与资源，是一个长期关注不足的领域。“通俗”文学不能被贬为“类型”书写或套路化创作，“通俗”文学何以广泛流通是一种玄学，即使今天有了大数据和算法的加持，我们仍然很难预测什么样的写作可以成为“爆款”。多年前，学者已经将通俗文化中的流行元素称为“不明之物”（it）。在我们这个信息推送技术高度发达的数字媒体时代，通俗和流行会呈现出何种混沌的面貌，而所谓高雅文学如何从中汲取能量（就像18世纪以降所有的伟大作家那样），是文学研究必须直面的难题。
从身体和感官角度出发，已经有很多学者讨论不同历史时期文学作品对视觉、听觉和其他感觉的描写，比如乔叟诗歌中的身体感官，浪漫主义诗歌、民谣与听觉文化的关联，1930年代左翼诗歌的身体技术，20世纪小说中的嗅觉与帝国身份建构、戏剧表演与具身感知等。这些研究本质上都是在思考感官在文学构建的“可能世界”中的重要地位，说明身体在意识构成中的媒介作用。由此可以延伸到对当代赛博朋克文学和人工智能科幻的研究。小说《神经浪游者》（1984）和电影《银翼杀手》（1982）提出了这个研究领域的核心问题，即以计算为主要机能的虚拟意识能否具备身—心联合体所具备的意识，虚拟意识要实现与人类意识相当需要什么条件。这些核心问题吸引了神经科学、哲学和文学的关注，但至今没有定论。元宇宙概念的走红，根本上也是由肉身与精神如何在虚拟世界彼此交接的问题所驱动。元宇宙问题寄生于新的互联网科技，但也与长期以来的“具身想象”问题一脉相承。文学作品很早就在思考：人们如何凭借想象创造新的世界? 是什么肉身经验和逻辑思维支撑着堂·吉诃德的想象，使他得以杀出日常生活的重围？
此外，有关物质环境对意识作用和影响的研究也方兴未艾。物研究已经开展了很长时间，物对建构人类主体和社会结构的重要性已经成为人文学术的常识，但这个领域仍然在发展。罗兰·巴特在1954年的一篇论文中针对罗伯·格里耶的小说提出“客体文学”（Littérature objective）观念。近年来，有关文学与物的研究更加具有跨学科性，文学与艺术学、生态学、建筑学、设计学等互相交融，在跨学科对话中孕育出“氛围美学”（ambience aesthetics）和“交互美学”（interactive aesthetics） 等观念。物质环境与观赏者身体之间的互动构成了一种新的审美体验，或者说极大地延展了审美活动的具身性和物质性，突显了感性和头脑的精神面向之间的紧密关联。当代文学中的实物书写也参与构筑和探讨“氛围美学”，反复思考物质环境的“可供性”（affordance），即实物与行动者的关联。
上面提到的文学阅读研究和媒介研究都与“新文科”视域下的文学研究有着深度契合，其交接之处就是“具身想象”问题。文学不仅呈现和思索身心关系，也牵引着每个读者的具身行为和身心互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是社会实践，而文学阐释是“实践批评”。“实践批评”这个术语来自I.A.瑞恰慈1929年的著作《实践批评》，书中强调的是文学文本细节的效果——用今天的术语来说就是“可供性”，认为文学阐释是读者逐渐整理混乱思绪，更全面认识自己，“重新组织自己”（reorganizing ourselves）的过程。这一文学批评观念被将文本视为封闭系统的新批评取代，但20世纪晚期以来，“实践批评”以全新的姿态复苏。“新文科”视域下的文学研究与国际文学研究界出现的新型实践批评相通，我们可以将两者都视为“实践批评2.0”。
在“新文科”工程中，中国学者可以做出具体的贡献。我们可能的机遇和优势在哪里？数字人文可能是中外学者起点比较接近的领域，中国学者有望做出标志性成果。与此同时，对中国学者来说，更重要的任务可能是与国际同行一起拓展人类想象的边界，重新定义“世界”和“人类社会”。新文科建设取决于身体感性与知性的弥合，这种一元论思想不仅可以追溯到斯宾诺莎将上帝视为唯一实体的神学思想，也可以进一步追溯到古典时期东西方思想的融合。斯宾诺莎的一元论对古希腊伊壁鸠鲁派的物质主义一元论做了转化，而后者又与古代印度宗教中的神祇观念有诸多牵连。许多看似标志性的“西方”思想和文学不仅与“东方”文化共振，也很有可能直接受其影响。所有文学谱系都是流动的网络，所有文本都以许多其他文本为中介来想象世界的样貌，进而催生更多不确定的想象。
世界无穷，而我们唯有想象。艺术与科学以养护想象为旨归的联姻最终会使双方都发生改变，而“人（的科）学”也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