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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岁月》:安妮·埃尔诺的往事与“我们”的历史
来源:文艺报 | 符 晓  2022年11月10日08:09

安妮·埃尔诺是为数不多的在小说中言及写作目的和思路的作家。这位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悠悠岁月》中明明白白地写到,她“想用一种叙事的连贯性,即从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出生直到今天的生活的连贯性,把她的这些各种各样分开的、不协调的画面集中起来。这就是一种独特的、但也是融合在一代人的活动之中的生活”,像是在帮助读者进一步理顺小说的主题和思想。即便如此,《悠悠岁月》也并不像作者一言以蔽之的那样容易理解,在文学史和文学阅读史的传统结构中,这都是一部特别的小说,历史、回忆、偶然、必然、个体、集体在文本之间杂糅交错,既呈现出法国文学向前推进的未来样态,又彰显出埃尔诺思考文学和社会问题的别样性。

埃尔诺1960年出生在法国诺曼底大区滨海塞纳省的利勒博纳,20岁作为互惠生到伦敦交流期间就开始写小说,之后在鲁昂大学和波尔多大学接受高等教育,毕业后相继在阿尔卑斯山脚下的萨瓦省和巴黎做中学教师,又辗转到法国远程教育中心工作,直到退休。从1974年出版处女作《空衣橱》开始,埃尔诺相继发表了《位置》《一个女人》《单纯的激情》《事件》《占领》等十几部小说,其中大部分集中在对她个人经历的言说和思考,将自我全面置于日常生活,借此勾连出日常生活中的人和他们的痛苦、耻辱、嫉妒、绝望、期待等情感困境,继而由个体经验推及集体经验,在更为深广的社会学意义上表达历史、现实与人。埃尔诺的小说结构稳定、文风质朴、思想深刻,配得上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对她的评价:“凭借着巨大的勇气和敏锐的观察力,揭示了阶级经历的痛苦,描述了羞耻、羞辱、嫉妒及无法看清自己是谁的困境,用平实的语言将一切讲得清清楚楚。”

在埃尔诺的众多小说之中,《悠悠岁月》无疑是其中典范之作,这部酝酿30年完成于2008年的小说甫一出版就获得了杜拉斯文学奖,为作者带了更高的声誉。小说以14张从1941年到2006年各个历史时期关于主人公的照片起兴,强调拍摄时间的意义,以此衍生出看似并不寻常时间之后小说作者对个体、人生、社会、历史的深度思考。比如,摄于1959年的鲁昂圣女贞德中学的毕业照关联的是19岁少女对现实的关注,包括发生在阿尔及利亚的战争、英格玛·伯格曼和意大利的电影、冷战、流行小说,以及对世纪末生活的想象。当然,其间也关涉那个若有若无的主人公关于自身成长并老去的人生历程,从黎明到黄昏,从豆蔻年华到花甲之年,不知道是岁月见证了她,还是她见证了岁月。之所以说“若有若无”,是因为小说并不存在一个准确的人称,时而是“她”,时而是“我们”,时而是作为第三人称的作者,时而是作为第一人称的作者,因此,《悠悠岁月》被吴岳添先生称为“无人称自传”小说。

然而,《悠悠岁月》究竟是不是一部“小说”,恐怕是很多读者读过几页之后首先怀疑的问题。按照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的说法,小说至少需要具备故事、人物、情节、幻想、预言、模式和节奏等要素,沿此逻辑,《悠悠岁月》没有对话,没有情节,没有故事,除了古典蒙田式的和现代微博式的“碎碎念”之外,可谓一无所有。可是为什么读者仍然需要并且必须相信这是一部小说呢?只能去埃尔诺与她经历的那个文学时代中寻找答案。她开始成长并接受阅读的1950年代,正是法国新小说兴起的时期,娜塔莉·萨洛特、罗伯-格里耶、米歇尔·布托尔、克洛德·西蒙等人的创作都集中在这个时期,使《橡皮》《窥视者》《变》《弗兰德公路》和后来的《三折画》成为划时代作品,消解人物、打乱结构、模糊情节、无视原则成为法国新小说最为前卫的手法,虽然早年间无论是读者还是批评家对这种严重出离于正统的创作方式都表示出无法接受,但是随着1985年克洛德·西蒙凭借他的新小说作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大多数人开始接受新小说的写作范式。而1985年,恰是45岁的埃尔诺转向创作盛期的关键阶段,她显然会受此影响。随着同样追随着新小说之路创作的勒·克莱齐奥和莫迪亚诺在21世纪在世界文坛大放异彩,埃尔诺确信她创作道路的正确,在跳跃的文本间,她有意将碎片化的段落和段落群组织成时间线。与众不同的是,她不但关注文学的技巧和表现手法,而且同样重视小说的思想性和社会影响力,从《悠悠岁月》可见一斑。

这是一部回忆之书,回忆了主人公1941年之后60多年的生命历程。如果将小说的主人公看作是埃尔诺,那么可以说,她几乎对每一张照片都做了极为精确的描述,然后结合照片当时的空间和时间对自己及周边的生活加以言说,比如1949年在索特维尔海滨的照片拍的是她和父亲的一次度假;1963年在大学城的照片呈现出她的少女生活;1980年在西班牙的照片描述了她成为两个孩子母亲之后的旅途;1999年在特鲁维尔的照片旁及她作为中年母亲的角色。以此为支点推及开去,埃尔诺在小说中几乎勾连出了对她人生影响至深的所有往事,从少年求学到结婚生子,从初为人母到年华老去,俨然是一部作者自传。虽然埃尔诺作传的方式也是回忆,但是她的回忆是片段或断点式的,是“现代”的回忆而非古典的回忆。这种回忆的方式、逻辑显然受到了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的影响,这部鸿篇巨著强调了回忆的时间性、无意性、感官性、具体性、身体性、知觉性、绵延性等多重特征,普鲁斯特的诸多技法被埃尔诺在更短的篇幅中极力化用,比如在《悠悠岁月》中的一个细节是,“二月里的一个寒冷的早晨,就在上学之前电台宣布斯大林死了”,而斯大林实际去世的时间是1953年3月5日,关于回忆的时间偏差完全继承了《追忆似水年华》为追求记忆模糊性而采用时间错乱的处理方式。这并非埃尔诺的创制,但却在她的前辈之后又一次用文学提示人们记忆的功能和特征,可见普鲁斯特对她影响之深。

埃尔诺的高明之处在于,她不但回忆自己的往事,而且有意识地将读者代入到文本中,和“她”共同“分享”逝去的历史和生活。一方面,埃尔诺会把自己的见识与当时的社会内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通过自我看待世界,通过世界认识自我,比如,她记不清“9·11”发生时她在做什么,在看牙医?在路上?在家里看书?将完全不相关的世界事件和个人事件紧密相连,就是为了使人们相信,“在这种对现状的惊愕中,我们理解了人们在世界上的分离,以及我们的同样不可靠的联系”;另一方面,埃尔诺也会在相对应的历史时间中不断罗列彼时重要的历史事件,勾起读者的集体记忆,因此,她所选之事件大部分都处在读者和作者的通约点,即在当时产生极大影响的社会事件。这样一来,与“她”相关的生活就发生了迁移,由“她”及“我们”,成为一代人或几代人的集体记忆。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人称是“我们”,“我们”究竟是谁呢?表面上看,“我们”是小说中的人称,也是指称,所指的是小说中并没有出现的主人公的身边人,也可以被认为是埃尔诺的同时代人,然而如果只考虑这是作者个人的自传,比之于“我”,“我们”似乎并无意义。所以深层上看,“我们”是在提醒读者,作者在历史中经历的读者也许同样经历,如果读者不曾经历,那么就和作者一并经历。“我们”既是代入,又是约请,藉此使读者和作者形成共同体,体验小说中的社会和历史,并对埃尔诺的往事与“我们”的历史产生共情。

所谓“我们”的历史,在《悠悠岁月》中空前复杂,并非只作为人物和事件的背景出现,而是其本身就是作者极力言说的对象,自成一统,甚至可以被看作是一部法国当代史。其一,小说勾画了20世纪中叶和下半叶法国和全世界重要的社会历史事件,如二战、匈牙利事件、阿尔及利亚战争、五月风暴、苏联解体、“9·11”、法国总统选举等,并从细微处说明历史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如提出“九月十一日之后”的时间概念,认为那之后时代开始被世界化。其二,小说几乎呈现了彼时法国文学的全部内容,所涉众多,从萨特到加缪再到尤瑟纳尔,从罗兰·巴特到米歇尔·福柯再到阿尔都塞,从布托尔到萨洛特再到勒·克莱齐奥,无不出现在埃尔诺的笔下,在梳理出“法国文学共和国”文学力量的同时,也凸显出作者巨大的阅读量。其三,小说还写到了很多具有世界声誉的法国艺术家和政治家,如埃斯库德罗、尼诺·费雷、阿伦·雷乃、米歇尔·罗卡尔和蓬皮杜等,他们在文本中或者成为引导法国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或者作为主人公日常生活的调剂,与同样出现的法国作家一起建构小说中的文化史话语。之所以作如是说,是因为政治史、文学史和艺术史中镌刻的历史沉淀更能勾起读者的集体回忆,在此过程中,读者可以通过自我喜好对号入座,以自己熟悉的问题为切入点进入到文本深处。其实,埃尔诺所还原更多的是社会史内容,受布迪厄《区隔》的启发,她试图锚定阶层的文化品位、生活趣味言说社会生活,与其说她希望“我们”回忆法国历史,毋宁说希望“我们”回忆法国社会。

无论是在个体回忆还是在集体回忆中,埃尔诺都尝试在小说中旁及她的人生态度、社会态度和历史态度。她关注女性,尤其关注《悠悠岁月》中所言性解放时代女性的身体、心理变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发散开来的男女社会身份问题,“发现一切都为男人而存在,在创造性的性自由当中没有过我们的好处”,同时也看到“一种女人的、生来处于劣势的感觉正在消失”。女性身份格外引起埃尔诺的重视,《悠悠岁月》不止一次地提醒读者,随她一起关注女性和她们的命运。她关注政治,用了很大的篇幅言说阿尔及利亚战争,也提醒读者不能忘记这场战争,因为事实上战争尽管长达八年,但它刚刚结束就已经有人“轻松和遗忘”,对于法国人来说,这不应该是认识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态度。同时,她也将当代世界历史与法国社会生活联系起来,在世界/法国和政治/社会的双重语境中思考人的存在和困境问题。她关注人与社会的关系,认为每一种社会生活都能够改变人的生存状态,也注意到人在生活中的偶然性,所以她说,“在个人的生活进程里,历史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只是根据日子的不同而感到幸福或者不幸福”,“越是沉浸于人们所说的现实、工作、家庭,我们就越是体验到一种不现实的感觉”。在埃尔诺那里,社会学成为文学的基础,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又受到她更多的关注,她自己也坦承,“我书中的事件属于每个人,属于历史,属于社会学”,书里书外都表现出了很强的政治倾向性。这种政治性最重要的表征是对从洛克到阿甘本所谓“赤裸生命”的观照,底层出身的埃尔诺通过自己接受的教育和文学积累,早已离开了底层,但她依然能够通过文字为父母亲那一代的圈层发声,尤为难能可贵。

本雅明说,“小说的诞生地是孤独的个人”。确实,虽然《悠悠岁月》记录了法国和全世界半个多世纪的熙熙攘攘,但是背后却是埃尔诺认识、发现、描述历史和社会之后莫名的沉默,她也许只能描述从历史到现实的路径,却也解决不了其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像一把孤独的大提琴一样弦弦掩抑,又声声思。然而《悠悠岁月》确实提供了思考文学和社会的方式,其意义在于,在打破传统小说结构和范式的基础上以自我勾连众人,以个人自传勾画集体自传,嘱读者不要忘记远去的时代,也不要忘记那个时代中的自己,诚如她在小说结尾处所言,“这个世界留给她和她同代人的印象,她要用来重建一个共同的时代,从很久以前逐渐转变到今天的时代——以便在个人记忆里发现集体记忆的部分的同时,恢复历史的真实意义”。而“恢复历史的真实意义”,是对往事和过去的反思,更是对当下和现实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