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新南方写作”这一概念的生成，是一个自我发现和不断对话的过程。青年作家的自觉体悟，批评家的在场思考，不断深化着其作品基础和艺术风格。现有讨论多聚焦“新”的开放性和“南方以南”的地域性，但在我看来，“新南方写作”作为“写作”现象本身，既是对长期以来存在的对岭南及周边地区的刻板文化印象的一种回应，带有为“南方以南”的文学及文化正名的色彩，也是区域现代化、城市化发展经验的显现，具备见证历史的可能。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新南方写作”在“南方以南”的空间属性为参照的背后，还对应着区域经济发展的时间维度。在千年的商贸文明积淀与40余年改革开放进程的影响下，开放交融的历史促成了“新南方写作”的先锋性和包容性。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世界级城市群的一体化进程又将影响当下作家的创作实践。因此考察这一现象时，不仅要识别其中的地方性内涵，更需要从时间与空间的双重坐标来观照背后的时代张力。其中，城市书写是“新南方写作”的重要创作面向，反映了新时代下传统与现代、物质与文化的多维碰撞。当青年作家遇上“新南方”，面对前所未有的城市之变，他们作何反应？又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下建构属于“新南方”的文化主体？这不仅意味着空间维度上地方性叙事的新质话语，更折射出时代变革下价值生成的动态性过程，值得深入辨析。

面对现代化进程下的城市转型，粤港澳一批青年作家笔耕不辍，以科幻、先锋闻名的作家对当下生活依然保持着高关注度，如青年作家王威廉的新作《你的目光》，挟新鲜的大湾区气息而来，带有自觉的文化追溯色彩。粤港澳青年作家渐进成熟的城市书写，为我们观照“新南方写作”提供了切入口。

一、还原城市发展的历史性

现代化进程下城市转型以及由此带来的精神生活变迁，是粤港澳城市文学和“新南方写作”的重要面向。从新世纪初的“打工文学”“新都市文学”，再到当前流行的“科幻现实”“未来现实”，对都市文明及现代性的批判始终是粤港澳青年作家创作中的一条重要线索。

无论是贴近日常的现实叙事，还是荒诞变形或是科幻想象，都反映出青年作家对现代都市生活的相似感受，带有质询现实的色彩。比如在小说中，深圳、广州、香港等超级大都市多被处理为一种景观化、符号化的存在，而城市中的人，也常常面临精神麻木的困境。在《你的目光》开篇，主人公何志良的生活也映照着当下都市青年的普遍难题：大龄单身、房价高、被催婚、身材发福等。在随后的章节中，“凝滞”一词更是出现了多达十次，不仅指向眼镜店店主每天11点到店的生活重复性，更反映出都市快节奏下个体心灵的麻木状态。

如果只是书写“凝滞”，那么重复而单调的日常叙事终将陷入审美疲劳之中。问题在于，超级都市对人的压迫性是工业化文明发展难以摆脱的弊端。但除了对现代城市欲望化、平面化的书写模式，城市化进程中是否还有其他被忽略的经验与文化要素？

面对“凝滞”，《你的目光》关注年轻一代设计师的生活，以带有诗性色彩的隐喻，在创业与爱情之外聚焦城市文化来路，建构起了一个富有流动感的大湾区故事。小说以深圳横岗“眼镜之都”为背景，深圳作为改革开放前沿，也是创新创业的热土，创业精神是深圳城市文化精神的关键词。但作家在叙述时并没有大开大合，而是以冷静的思辨色彩，在个体互相救赎中展现出城市的“变”与“不变”。如深圳作为经济特区，早年分为“关内”和“关外”。内外之间不仅在经济优惠政策上不平衡，还存在城市身份认同的隔阂，一条关线承载了阿良和父亲两代人之间的伤痕与梦想。不仅如此，借由人物的经历，小说勾连起广州、香港等城市坐标，反映出不同城市的布局变迁，我们可以在其中窥见大湾区独有的城市经验与生活气息。比如广州“这是一个注重感官的城市”，随着阿良重走阿姿成长之路的过程，广州的布局变迁和繁华之下的烟火气也得以显现。

长期以来，“都市恶”与“乡村美”构成了文学书写中城乡对立的二元模式。对于进入城市的作家而言，无论他们来自哪里，都无法回避城市快速发展的积弊，乡村也常常成为他们寻求慰藉的精神家园。但随着城市发展，城市文化本身也处于动态发展和历史淘洗之中，这构成了城市的多面性。正如小说中主人公阿良对深圳的感觉：“我当然是喜欢的，但我觉得深圳是一个变化很快的地方，要说出对它的喜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得真正理解它。”[1]我们似乎习惯于批判城市的失衡与罪恶，从横截面切入建立起美丑对照的局部逻辑，却常常忽略城市腹部中多种力量的消长，其中有隔阂也有接纳。只有理解城市发展的来路与历史，深入城市发展的肌理，才能更好地理解城市内部生态，理解人与城市的关系。

随着作家在地生活经验的推进，越来越多的青年作家开始关注城市的历史感，丰富了“新南方写作”中的城市面貌。比如葛亮书写香港的系列作品，呈现出对城市历史脉络的持续性关注。作家曾自述道：“我们对香港总有各种各样的成见，它是明信片上的香港，灯光璀璨，摩天大楼……我希望我书写的角度可以使城市经历的历史状态能有所整合和对接。”[2]从早期的都市异闻录系列如《浣熊》聚焦香港的角落，书写繁华与矛盾的张力，到《飞发》《燕食记》汇聚都市传统与现代文化的交融，葛亮的城市书写有意识地聚焦城市发展的内在源流，突破概念化的城市景观，为“新南方写作”带来了别样的质感。在澳门青年作家陆奥雷的笔下，也能看到对城市历史的追忆和文化消逝的惋惜。

王威廉、葛亮、陆奥雷等粤港澳青年作家对城市发展历史性的捕捉，是城市现代性批判和城乡二元对立模式之外，写出城市整体感、打破同质化的重要尝试。“未来的城市文学恐怕不仅要描绘城市的空间（现代性），也应当铭刻城市的时间（历史性）……历史性无疑属于长时段的眼光，它是一闪而过的现代性的背面，是一种总体性破碎之后发生的事情。”[3]一方面，现代性代表着城市发展的重要面向，这要求作家把握当下城市发展的鲜活动态，捕捉大湾区日常生活的普遍性经验。另一方面，城市本身也是连接过去与通往未来的节点，蕴含着历史性意义，因此不能过分强调现代性的断裂存在。在刻画城市现代性的同时，还原城市的历史性，这样才有助于塑造“新南方”的城市文化品格，从历史性的框架把握粤港澳大湾区的参差现实与文化脉络。

二、青年写作的文化自觉

重塑城市的历史性作为粤港澳青年作家城市书写的一种新姿态，不仅是对现实城市经验的扩展，更反映出青年主体的身份认同转变。如果说“新南方写作”是“以‘80后’为主体的一些作家和评论家提出的文学主张，目前这个群体和写作内容的版图没有固化的边界”[4]，那么这样一种开放的文学形态也标识着青年出场的方式和共同关注的议题，投射着他们的现实关切和文化心理。

在部分青年作家的笔下，“新南方”的文化景观和地理风貌，某种程度上是充满诱惑力的，构成了别具一格的存在。如在潮汕籍作家的作品中，常常能看到带有地域特点的风俗、巫术等。陈崇正《半步村叙事》《黑镜分身术》中不乏大量神秘的巫术和风俗意象，与狂欢的想象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亦真亦幻的文学空间。林培源《小镇生活指南》打捞潮汕的民俗文化，展现了小镇居民的生死悲欢。陈再见《胰腺》《好归》、王哲珠《月光光》等作品中，风俗也是联结个体情感的重要纽带。这些风俗描写大多源自本土作家的个人经验或是成长记忆，诡奇而又吸引人，给小说平添了不少边地色彩和魔幻意味，形成了“新南方”的标识度。

但是，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和作家与乡土距离的调整，如何在处理个体文化经验时，展现出区域文化样态的复杂性，这是新的考验。

《你的目光》采取的叙事策略，不仅仅是将文化作为一种符号装置或者背景幕布，更是把文化要素当成一种质料，编织进人物的行动逻辑和情节建构中，以此反映出岭南文化内部的交流与融合。“大湾区文化既有南越文化遗传，也受中原文化哺育，既有广府、客家、潮州、少数民族文化，又受西方文化及殖民地经济影响，具有多元层次。”[5]小说中阿良和阿姿分别是客家人和疍家人的后代，当围屋而居的客家文化遇上立于船头的疍家文化，族群的流动与家族的脉络融汇在一起，展现了粤港澳大湾区的深厚文化内蕴，揭示了区域文化构成的丰富性。

更重要的是，小说还指向了新一代青年群体如何认识现代进程下的传统文化、如何建构文化认同的问题。当阿良和阿姿两人相互敞开心扉时，他们也在与父辈的和解中追认着各自的文化身份。“人无法远离自己的文化，总会从中取得创造的灵感。关键是，我们看待事物的目光有没有智慧，能否将传统激活。”[6]阿良曾经无法理解父亲对客家围屋的执念与深爱，直到解开家族的迁徙和流动之谜，他也在追溯文化记忆的过程中完成了对传统文化价值的再发现。

之所以强调小说中传递出来的文化认同，是因为溯源“新南方写作”，会发现这一概念的提出离不开岭南地区领先的经济地位与长期被忽略的文化样态之间的错位感。而青年作家们的先声，代表了新时代视野下他们对自身定位、所处现实的理解。

自古以来，广东三面环海的地理位置带来的经济利好和渔业贸易形成的生产方式，使得广东及其周边地区形成了区别于中原农耕文化的海洋文明体系。而1980年代以来，从百越之地到实践前沿，广东更是成了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但与“经济绿洲”相对的是长期标签化的“文化沙漠”，似乎物质文明的繁荣必然造成文化的失落。正如2019年陈崇正讨论“新南方写作”时提及的“尴尬”：“从经济上看，所谓‘北上广深’四座大城市，广东已得其二；但从文化上来看，却常常有些尴尬。单就文学而论，若文有南北，则北是北京所代表的广阔北方，南则是上海与江浙所构成的大江南，仿佛没有广东什么事了……广大的新南方并没有被当成南方的必要补充，新南方勃勃生机的文化态势很容易被视而不见，只剩下钱多人傻的广州将军形象。”[7]

无论是土生土长的青年作家如陈崇正，还是逐渐融入居住地的移民者如王威廉，他们在讨论和创作时传递出来的文化自觉色彩，有助于发掘“新南方”中被遮蔽的文化面向，推动文化共同体的生成。王威廉在谈论“新南方写作”时将其视为一次“新寻根”：“像作为移民的我，可以寻广东之根，也可用新南方的望远镜寻西北之根，或许还可以借助朋友，寻到某个其他省份的根。这种不同的根系盘根错节，彼此缠绕，构造了一个开放的文化生态。”[8]在《你的目光》中，我们也能看到这种“寻根”姿态。无论是家庭还是地域的隔阂，最终都化作小说结尾设计的那款名为“安心”的眼镜，在个体之上呈现出建构文化认同的自觉色彩。这种自觉色彩，不仅仅关联着现代经济生活方式之外如何确定个体文化价值取向的问题，更在当代意识的基础上，具有召唤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普遍性意义。

三、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新南方”

费孝通先生曾指出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已经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9]。在《你的目光》中，无论是现代化进程下回望城市文化来路，还是追溯个体文化身份的自觉色彩，最终指向的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凝视。正如阿良对“世界的目光”这副眼镜的命名：

当我们不再沉溺于所见

世界的目光反而迎面而来

时代需要一副大眼镜

才能看清那个野未来

“世界的目光”是“一个巨大他者的目光，反而提醒了我们自己的存在”[10]，这意味着跳出地理、历史、文化等界限，抵达普遍意义的终极关怀。在粤港澳青年作家笔下，能看到不少写出世界性的尝试。比如陈崇正《开门》《开窗》从疫情时代的个体经验切入，以小见大，融汇起个体之间、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多重联系。郭爽、林培源、葛亮（香港）、程皎旸（香港）、李懿（澳门）等青年作家的部分作品中也呈现出跨区域流动的色彩，带有国际性的视野。

写出世界性，并不意味着地方性的消解。如果将“新南方写作”还原为“写作”现象本身，那么将其与同时期出现的一些文化现象并置观照，会发现岭南及周边地区的地方性文化，在全球化的态势下依然有着蓬勃的生命力。比如电影《雄狮少年》聚焦南国醒狮文化，以雄狮的飞跃打动了不少人；港乐综艺《声生不息》一经开播就火爆，粤语歌曲成了情感的共鸣；近年来“破圈”传播的五条人的《道山靓仔》、九连真人的《莫欺少年穷》，粤语白话、潮汕话、客家话等广东方言的演唱，凸显了岭南人文地理的广阔性和多样性。

从这个角度看，“新南方写作”的提出恰逢其时，也具备无限的潜力。一方面，当“新南方”的地方文化以不同媒介的形式激起了超越地域的回响，这也让我们看到其中蕴藏的普遍性。除了地方特色带来的新鲜感，作品传达出来的现实关注和生命体悟，仍是促使其超越地域隔阂、引起情感共鸣的重要因素。这也启示“新南方写作”不能“挟本土以自重”，要在形成地方标识度的同时寻找超越地域的世界价值。

在瞬息万变的时代背景下，地域写作不再是坐地自划，而是一种连接过去与未来的媒介。特别是当下粤港澳大湾区蓬勃发展，在促进区域一体化建设、高水平开放、科技创新等方面势不可挡，昭示了粤港澳城市群之间融合发展的强大力量。这种力量不仅推动生产模式、技术样态的革新，更影响城市和个体的方方面面，包括城市生活方式、人际关系乃至情感认同。对于身处时代场域的青年作家而言，这正意味着“新南方”极为重要的前沿城市经验，为讲好中国故事、助推人文湾区建设提供了叙述基点，蕴含着文化新气象和历史见证的可能。

注释：

[1]王威廉：《你的目光》，《十月》2021年第6期。

[2]卫毅：《葛亮的城》，《南方人物周刊》2016年第39期。

[3]徐兆正：《城市文学论纲:现代性、总体性与历史性》，《青年文学》2022年第2期。

[4]田忠辉：《“新南方写作”现象的理论观察》，《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12月29日。

[5]凌逾：《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想象共同体》，《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0年第1期。

[6]王威廉：《你的目光》，《十月》2021年第6期。

[7]陈崇正：《大湾区文化的新南方思维》，《中国文化报》2019年6月13日。

[8]王威廉：《新寻根、异风景与高科技神话 ——“新南方写作”的美学可能》，《广州文艺》2022年第1期。

[9]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

[10]王威廉：《你的目光》，《十月》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