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有关“新文科”的概念释义、理论描述，包括更广范围的“四新”论述，宏观面上估计已经没有多少新鲜的见解可说了，技术实践方面，则几乎所有大学都已经有了名之为“新文科”/“四新”的改革项目及相关推进，具体成效应该还有待观察和验证。我想从相对个人经验性的角度，来谈一下对于“新文科”的一点思考，主要从中国大学的学科历史和学科学术的特点认知谈起。

中国现代大学肇始于“西学东渐”的大势，过程中受到国家政治和地缘力量博弈的制约性影响，大学的制度建设及学术学科的理念与实践，一直都在国家政策的主导或指导下，不断地进行着各种变革，前行在曲折的道路上。

在大的节点上，包括学科建设在内的中国大学制度建设，可以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发端于洋务维新—启蒙运动的西方现代大学及学科制度（包括其在民国时期的形成和发展）；1950—1960年代“一边倒”影响下的苏联模式；改革开放至世纪之交，大致以上述两种模式为基础的更新发展；最后是近年启动的“双一流”和“新学科”/“四新”时代。在此过程中，宏观上可以明显看出中国大学和学科建设伴随着中国主体性的不断确立及其融于世界的自觉诉求；而在具体实践中，中国大学和学科自身也在不断获得发展的自主性，特别是学科的调适不断地趋向科学性及对现实需求的顺应性。

说到最新的“四新”/“新文科”建设，一般背景不外乎：国际上的竞争、国内新时代的大环境；新型科技（数字网络）和新型产业的出现；学术自身发展问题和国家社会的现实需求等。例如，文科领域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数字人文研究，文学领域直接遇到的挑战就是网络文学。显然，现实倒逼改革的出现，学科变革势在必行。而且，这成为大学建设的时代使命。不过，大学和学科遭遇的问题，并不意味着解决问题的关键也在大学和学科自身内部。对此，我们必须有一个清醒的前提认知，即中国的大学和学科改革是由政策刚性主导的，这是一种制度特色。既有的学科和大学制度是刚性规定造就的，“四新”建设同样是一种刚性的规范、引导和推动；而且，“四新”实际上可以视为世纪之交以来中国大学改革拓展、跨越式推进的一个连续性环节。人文学科讲究历史和宏观视野，我就倾向于从这种视野来观察“新文科”。

从历史现象上看，世纪之交酝酿而成普遍大潮的大学并校扩校、等级提升，包括标志性的211、985大学建设，就是近年大学改革和“四新”建设的前史。这都由国家政府刚性推动，结果不仅促进了大学体制机制的内部改革，而且从里到外改变了大学和学科的生态面貌。这一时期，中国大学可谓驶上了空前发展的快车道。如果说这一段高速行驶对于弯道超车，改变既往大学发展的历史短板有着重要的作用和贡献，那么高速行驶的问题和弊端也将在时间和实践中日益显现出来。

从1950年代早期的院系调整开始，分科建校成为中国大学的宏观生态特点。即便是所谓综合性大学，多数也不过是以传统的基础文理科为主，工农医林商等学科另有专门大学，社会学科则部分取消，少数学科如政法也有专门学校。显然这只能由顶层设计才能定局。改革开放后的大学大局只能说是渐渐恢复了“文革”前的常态，整体性的改变则要等到1990年代后开始的大学并校风潮。在我看来，大学并校是学科生态重构的一场革命运动。它带来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结果就是全学科型超级综合性大学开始在中国出现了。而对文科发展而言，几乎所有的工农医林商学校都有了文科院系的新建制。大学范围内的最大规模的学科建设就是在并校过程中完成的。今天来看，这是为“四新”包括“新文科”奠定了大学内部的操作性基础和可行性条件，关键在于得到了制度层面包括资源配给的保障。

但这也带来了新问题。规模拓展、体量增加，并不一定与质量、水平的提升成正比，有时往往相反，有可能造成同质化的低水平重复，低效能的资源浪费和无效成果的产出。学科建设如果没有学术基础为前提，就不可能培育和产出高水平、高质量的标志性成果。换言之，没有高水平、高质量的学术成果支撑，学科建设就是无本之木。这激发了近年一些大学领导和管理层痛定思痛、频发宏愿：当代中国大学要进行原创性和学术引领性的研究，要有从0到1的原创成果。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四新”在中国大学里得以生成的一种内部机制或氛围。不过，大学和学科布局可以刚性手段达成，高水平、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却不是凭刚性手段就能获得的。目的性、功利性太强，恐怕还会滋生出许多问题或弊端。最严重的就是学术伦理问题。学术伦理问题的出现，本身并不意外，甚至可说也是必然的，重要的是这类问题的频发、严重程度是否可以得到遏制，以及是否具有公正、合理、合法的纠错机制、惩罚措施。否则，学术伦理问题终将损害、危及中国学术的整体生态和国际形象。就此而言，刚性管理手段能够达成的效果并不理想。

再从学术和学科的互动关系来说，随着学术的不断进展，既有学科的知识理论自洽遭遇挑战，具体表现为既定、传统边界被突破，内涵外延亟须重新界定。更明显的是，学科应对现实挑战的能力严重不足，即一般所说问题导向不足引起的需求保障短板。既有学术研究的概念、规律、范畴等成为需求发展的蔽障或束缚，学科学术与实际需求之间严重脱节，尤其是当跨学科、跨域创新需求强烈出现时，跨域的合理性、规范、标准何以建立即又成为新问题。“四新”的思维在此就有了现实意义，如何跨域须由现实需求、问题导向来决定，实践为先，传统理论在此必须停顿、后退一步。应该说，这其中蕴含的是学术发展的刚性需求，需要释放的是学术生产力。但这种学术刚性需求和生产力发展的博弈对象，往往倒是制度管理刚性。我以为这是“四新”能否真正产生大成效的关键所在。

我所说的跨域，并不局限于“新文科”。文理跨学科、科技数字人文等，已经被重复强调成口号了。我还是一句话，关键不在学科名义，而在学术及学术支持下的学科内涵。我对现代背景下的“四新”跨学科、交叉学科的理解，是从一个更为广泛且已具备当代学术实践条件的视阈来看的。跨域之说主要是指“四跨”：一是知识和方法逻辑的跨学科；二是语言语际上的跨文化；三是文化产品形态延伸、衍生和转换的跨文本；四是传播载体和生产平台的跨媒介。由此可以明白，跨学科或跨域的要点，并不主要在更新知识层面，而在更新学术文化的生产机制，由生产机制的更新达到重建、重构学科制度的目标。有一点必须清楚，并不是不要学科建制，而是要重建、重构学科制度，也可以说，跨学科和跨域的客观效果和目的也在于扩张学科学术的文化权利资本。“四新”建设要形成的是符合数字时代需求的新一代学科制度，学术跨域就是为了生产出能够有效支持这种新学科制度的学术成果资源。同样，新学科制度当然也会鼓励和支持这种跨域研究成果的学术生产。因此，要达成“四新”建设的政策目标，制度刚性必须将权力全面下沉，回归而非部分计划地配给到大学主体，管理部门的功能应当向着服务方向全面转换才行。简言之，学科建设的自主权应该回归大学和学科学术本身。

文科特别是人文学科的学术生产有自身极为突出的特点。我们可以反向推导出这种特点所体现的学科含义。在学术成果和知识产权的形式及权利表现上，文科一般比较看重学术专著或规模体量较大的专业成果，理工科则更重论文发表。两者最显著的区分是在知识成果的署名方式上：文科、人文成果多为个人署名，合作、集体署名占少数；理工科成果署名则七八人以下已是少数，常见者也是十多人，甚至有二三十人之多的情况（有的社会科学成果也常有多人合作署名的情况）。这说明文科的学术生产机制与理工科截然不同，包括人力资源投入、组织方式、研究过程、成果产出与转化途径、学术再生产及衍生等；对大学教育而言，两者的人才培养方式也不同。所以我说，“新文科”最重要的是更新学术生产机制，然后才是重建、重构新的学科制度。这是在制度权力、制度刚性外，大学学科内部建设中最重要的环节——“新文科”/“四新”建设的落实，必须建立分类分科的学术评价机制和体系。在传统学科制度一统天下的时代，统一规划的学术评价制度已经很不公平，如果在“四新”建设中，主要还是继续沿用老标准，显然会与初衷、目标背道而驰。

这就要说到更为具体的学科分级问题了。大学里的学科学术以学科目录规定为标准归属，比如有一级学科、二级学科（专业）、三级学科（方向）之分；人才培养以学位点建设为重心和抓手，比如有一级学科博士点（以前还有二级学科博士点）、一级学科硕士点等。学科分级有目录调整，学位点设置也有考核消长。单说学科目录调整，中国语言文学一科内历来产生的歧义问题就很多，且多数都与新文科建设有直接关联。举其较著者为例，曾有过的“文学批评史”二级学科，主要领域在古代文学，1990年代后被取消了二级学科设置，原有领域一般分属古代文学、文艺学二级学科；另外还有“文学批评”二级学科，不过它主要在当代文学领域。

但实际情况是，文学批评史研究仍在进行，且延伸到了现当代文学批评史，学术自觉拓展有增无减，且明显更具跨学科性，那么，有可能恢复“文学批评史”二级学科地位吗？类似情况还有民间文学（或称俗文学）、儿童文学等，是否应该归入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呢？它们都是极其典型的跨学科、跨域研究。如果人文学科内部尚不能在制度设计层面实现最大程度的跨学科、跨域，谈文理跨学科是不是有点不切实际、好高骛远呢？更进一步，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和文学观念及边界的革命性拓展，创意写作、网络文学已经应时而起、势力坐大。这两者从兴起开始天生就是跨域的；毋宁说，借助新技术，传统出圈，创新破界，创意写作、网络文学重构了中国语言文学领域。它们天生就是“新文科”的题中之义。那么，学科制度又如何待之以合理的学科规划呢？显然，在我们谈“新文科”/“四新”时，其实践过程的问题症结还是回落到了制度刚性与学术自主之间的矛盾。

破局之法在操作层面上或许只能是在自设学科专业方向上着力了，也就是主要规划三级学科的设计。对于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新文科建设，我只能有一些基于权宜的设想。基础层面既无法撼动，专业方向的细分仍可行。除了少数大学拥有学科自主设置权力外，大多数大学可行的方案主要就是以三级学科方向为主的新创新设。因此，借助“新文科”发展的有利大势，大学首先可顺应现实需求和学科学术发展的可行条件，开拓、增设具备“新文科”概念的专业方向。其次，新设的专业方向应该有一个自觉而明确的功利目标，就是能够有效支持上级学科内涵及边界的增扩，万勿无序放任跑野马。再次，应该尽量完善、贯通“新文科”概念下本硕博全链条的人才培养体系，防止新专业方向出现从招生到学位授予环节的脱节或梗阻。其四，针对学科学术自身特点，自主设计、制定评价指标体系。

还有一个是学校管理层面上的方法。鉴于中国大学的资源主要是在行政层面落实分配，并不直接落到学科，因此，“新文科”包括“四新”的新建制需要适量发展。因为这会引发新建制与传统、既有建制单位之间的矛盾甚至严重冲突；而且新建制的学术力量一定会稀释传统、既有建制单位的存量学术资源，带来学校内部资源的重新配置。即便没有新建制造成的问题，单是学科的更新发展，也可能带来不同行政单位（院系、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比如，与中国语言文学有关的创意写作、戏剧影视、艺术学门类中的一些分支，以及翻译学等，就会在诸如文学院、艺术学院、影视学院、外语学院等二级行政单位及相关学科之间产生权利归属的纷争。还有，学科观念和管理方式也会影响学位点的招生、培养和学位授予的全域、全流程。可见“新文科”/“四新”不单是学科建设问题，同时也是大学管理的体制机制问题，是大学内部的权利重构问题，涉及学校、院系、学科，甚至包括教师个人的利益问题。

就我个人目前的观察，“新文科”的建设提升，未来须和学科生长延伸、分合新创的发展相融合、相促进，共同提升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迄今，“新文科”项目多定位在本科（如课程拓展、实践活动等），未来提升应该在学科建设尤其是学术发展的高层次上，着眼于学科的高度和广度、新学科方向、交叉学科、融学科，尤其须激励学术拓展新创，这是大学机构的更高目标，符合大学建设的一般规律。大学内含的人文文化、科学技术的核心要旨都由这类高价值指标所代表。

最后，我想说的是，新文科建设的一些做法应该向另“三新”学习。一是借鉴理工医科的团队模式，改变传统师徒、作坊模式，后者一定不再适应新文科建设需求了。比如没有人文大数据团队，文学研究不可能解决网络文学的海量数据问题。二是重视学术项目的方向引领作用，尤其是重大项目应该具有新方向的延展性潜力。如果说理工医科的项目前沿性相对明确的话，那么，文科、人文项目的前沿性则难以预判，需要具体阐释和价值实现验证，难度极大。人文、文学研究多诟病项目制度，其实也是偏颇之见。三是切实做好新学科之间的关联布局和生态建设，这方面文科已经明显落后。文科跨学科（建制）的表面化、形式化问题严重，如有名无实的高研院、所谓文科实验室、重大项目数据库可疑的真实性和科学性等。说到底，在技术层面上，新文科建设还得跨域向“新工科”等学习。

以上多从制度、管理和建设手段上立言。作为文科人，我还想提一句的是，必须警惕或认识到“新文科”建设倾向中的工具化问题。“四新”显然有着功利目的。将“新文科”与“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并举为“四新”，某种意义上就是对文科主要做了社会科学化而非人文学科化的理解。人文最接近的对举学科应该是理科，而非主要以技术性手段为指标的工科包括医科、农科之类。因此，我担心的是“四新”/“新文科”的主导或引导倾向会弱化人文学科，或扭曲人文学科的主体。人文学科的内涵不该是技术型的，也不该是以技术性手段为学术主流的。直白地说，我们文学乃至人文学科的价值观并不完全系于现实需求，思想面向的深广度及精神价值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人文思考务必超越“四新”的工具理性，否则我们就会丧失人文之本。处在时代巨变、利益博弈的漩涡中，每个文科人在道德文章事功之间，或许不能不有权衡考量。假如我们什么都做不了，那就全力独善个体自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