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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意简短 妙趣横生——徐志摩致傅斯年的一封信
来源:《随笔》 | 石兴泽  2022年10月17日08:29

“祝你胖寿无疆”。徐志摩热情真挚,傅斯年刚正严明,两人交往方式亲切而潇洒,情谊亲密无间,是为一段佳话。

傅斯年和徐志摩是两种性格的人。一个是著名史学家,性情暴躁,刚正严明;一个是著名诗人,性格随和,浪漫多情。但他们都率性纯真,重义多情,遂成为很亲近的朋友。他们都是人世间稀有的天才,也都在自己的人生事业上创造了辉煌成就。可惜苍天无情,过早地夺去了诗人徐志摩的生命,十几年后又夺走了史学家傅斯年的生命。尽管他们在开放的时代文化语境中都成为备受关注、深受爱戴的人物,但他们间的交往却没有得到认真梳理。好事者翻阅文林杂俎,发现徐志摩致傅斯年的一封信函,如获至宝。大数据显示,这已经引起过关注,但细读信件,觉得其中透露了些许有意味的信息,仍有分享价值。

徐志摩给傅斯年的信,简短快意,妙趣横生。

傅大哥:

我叫新月寄一份我第三集诗的校样给你——供给你一个出气的机会,好不?

诗刊二期印得有三百多处错,尤其大雨的长诗,一并送你换骂!

我十二又得滚了。祝你胖寿无疆

志摩

七月九日

徐志摩致傅斯年的信

徐志摩果真是天才灵性的诗人,随便写来便情趣横生,读书信,听语气,可感受到他们非同寻常的情谊,也为钩沉他们交往的踪迹提供了称得上丰富的信息。而那潇洒的字体,也显示出沙扬娜拉般的随意。

这封信写于1931年7月9日,新月《诗刊》第三集出版之后,徐志摩遇难之前,应该是他写给傅斯年的最后一封信——查阅徐志摩和傅斯年遗札,都没发现再有书信往来。

徐志摩出生于1897年1月15日,傅斯年出生于1896年3月26日,按阴历他们是同一个属相,按阳历傅斯年长一岁,故徐志摩称其“傅大哥”。但并不是比他年纪大的,他都会这样称呼,“傅大哥”及其“胖寿无疆”的祝福,道出了他们诚挚亲密、率真随意的关系。

这源于他们“两度同学”“两年同事”的情谊。

首度“同学”是在北京大学。傅斯年1913年考进北京大学预科,三年后修完预科课程升入本科国学门;徐志摩1916年到天津北洋大学预科读法学,次年随北洋大学法学科并入北京大学,与傅斯年成为北大同学。他们学的专业不同,志趣也有明显差异。傅斯年醉心国学,在刘师培、黄侃等先生指导下潜心攻读,志在承继“太炎学派”衣钵,心无旁骛;徐志摩虽在中学读书时就发表过诗歌和文学评论文章,且诗性灵动,却没有选择感兴趣和擅长的文学。他对学业并不特别用心,喜欢结交学界名流,尤其崇拜梁启超,还举行了很正式的拜师礼。当时北大学生人数虽然不多,但他们交往的圈子不同,“同学”却不一定相识。

徐志摩在北大就读时间很短,与傅斯年同学大约一年时间。在傅斯年走出旧学营垒投身新文化运动、发表文章倡导文学革命时,他已经离开北大——他1918年赴美留学,仍读政治经济学,对国内的新文化、新文学运动没有给予特别关注。傅斯年创办《新潮》杂志,鼓吹文学革命,在师生中闻名遐迩时,徐志摩还在美国读学位,受新文化运动影响,兴趣逐渐转向文学,并获得文学硕士学位。他应该从《新青年》《新潮》杂志上读到傅斯年的文章,即便没有多深的印象,也有助于后来的交往——毕竟,“北大同学”是凿凿的事实。

《新潮》杂志创刊号

再度“同学”是1920年,地点是英国伦敦大学。

是年1月傅斯年留学英国,在伦敦大学师从史陪曼教授研究实验心理学,两个月后徐志摩到该校的政治经济学院读博士学位。这次“同学”约一年时间,因徐志摩转入剑桥大学皇家学院而结束。但同为海外学子,同在一校读书,他们见面来往的机会还是很多的。傅斯年家境贫困,很小就背井离乡远到天津求学,较之一般青年显得成熟稳重,比家境优越、自由诗性的徐志摩更见成熟。傅斯年性格豪爽,热心助人,有时把别人的事当作自己的事谋虑操持,海外留学时就表现得很突出,自然也会关照“爱惹事”的徐志摩,“傅大哥”这个称呼应该是这个时间开始的。

当时英国聚集了很多中国的青年才俊,他们留学海外,没有家庭羁绊和人事牵挂,且才气飞扬,青春浪荡,读书之外少不了聚餐郊游,也少不了风花雪月。徐志摩诗性浪漫,较之一般更见突出。美丽的康河激发了青春激情,他接来妻子张幼仪,却又热烈追求林徽因,恋爱、离婚都搞得轰轰烈烈。青年人喜欢热闹,留学生活单调寂寞,大家往往跟着起哄,出主意、架秧子,加油鼓噪。赵元任、杨步伟夫妇刚到英国就知道留学生中“风行”离婚,徐志摩和张幼仪便是被鼓噪的对象之一。傅斯年饱受旧式婚姻之苦,中学读书时就接受了家长安排,与聊城乡绅丁理臣的长女丁馥翠女士结了婚,时间是1911年,比徐志摩结婚还早几年。傅斯年极不情愿,但奉母至孝,没有勇气抛弃母亲给他的“礼物”,遂长期离家独自生活,和鲁迅一样用疏远、冷漠的方式拒绝。傅斯年对徐志摩的离婚或许有些想法,甚至欣赏,但不参与鼓噪起哄,他没精力更没兴趣,且分得清利弊轻重,其成熟稳重赢得徐志摩的尊重——“傅大哥”中包含着太多的内容。

傅斯年和徐志摩都在德国柏林大学读过书,但他们是“校友”而非“同学”。1923年秋傅斯年到该校时,徐志摩已经与张幼仪解除婚姻关系回国多时。1925年3月徐志摩赴欧旅行,到柏林看望张幼仪和孩子,与傅斯年曾经相聚。此时,傅斯年虽然仍旧涉猎驳杂,但主要兴趣在实验语言学和史学,与热衷“诗学”的徐志摩有了许多共同话题,并因此加深了徐志摩对他的认识,也突出了其在徐志摩心目中的位置。几个月后,徐志摩接手主编《晨报·副镌》,罗列了颇为壮观的撰稿人名单,其中就有傅斯年。徐志摩把他写进名单,有借以扩大声势的意思,但也不完全是,因为他知道傅斯年写过诗,也知道他有诗的慧眼,懂诗,评论起来有过人之处。对于徐志摩的诗,傅斯年是否有过批评,没有资料记载,但听徐志摩信中的意思,似乎也被“骂”过。

因为“知道”他“懂诗”,所以《诗刊》创办后,有时寄给他——“换骂”。

《诗刊》创刊于1931年1月,徐志摩表现出很大热情,投入了很多心血。可惜,这个对新诗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诗歌专刊存续时间不长,因徐志摩遇难而夭折。

《诗刊·志摩纪念号》

在此期间,他们有过两年的“同事”经历。1929年傅斯年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址北京,并应邀到北京大学做兼职教授。其时,徐志摩虽已移居上海,但仍在北京大学担任教职。他们一个是历史系教授,一个是英文系教授,都属于文学院,院长胡适和校长蒋梦麟是他们的好友,见面来往的机会较多。而林徽因的“太太客厅”和其他朋友也时常提供见面相聚的机会。那时候的文人学者大都活得比较洒脱,教书治学之外,打牌、喝茶、聚餐、游玩,是生活的重要部分。徐志摩随和,傅斯年率真,见面后有倾心交谈,也有开涮调侃。傅斯年与人交谈,有时昂起硕大的头颅,仰天嘘气,似乎有些“不屑”的架势,被很多人视为高傲,并因此恼他远他。他在徐面前也有这种情态,但徐不在意,他知道傅斯年真诚热心,仰天嘘气并非因为高傲,用几个潇洒动作,几句玩笑,就会让性情暴躁、好着急生气的傅斯年“熄火”。傅斯年身体肥胖,徐志摩和罗家伦等要好的朋友时常捉弄他,拿他的胖开玩笑,也常给他提供“出气”的机会。

徐志摩多情率性,因追求林徽因而离婚,林结婚后又疯狂追求陆小曼,婚后生活有些狼狈,傅斯年常表现出老大哥的关心。因为他知道徐志摩秉性纯净,真挚热情,所以喜欢跟他来往。傅斯年曾经跟好友丁文江谈论徐志摩,丁认为徐志摩是好人,理由是他“不说谎”;傅斯年笑说这个理由太简单,徐志摩有很多好品性。但他同意丁的看法,特意把这段内容写在纪念丁文江的文章里,表示了情感丰富的褒奖。

徐志摩写这封信的时候,正值生活窘迫之际。为了满足陆小曼每月五百元生活费的要求,他奔波于京沪之间,在多所大学兼课挣钱,疲倦不堪。“我十二又得滚了”,道出了多少无奈。

写信源于《诗刊》。因奔波劳累,《诗刊》的校检和印刷质量大受影响,据说,《诗刊》第二期有错三百多处,仅孙大雨的《自己的写照》就多达九十余处。因错太多,徐志摩有些愧疚,第三期校样出来后,一并寄给傅斯年。傅斯年忙于史语所建设,忙于安阳殷墟考古及其他事业,没有多少时间读诗论诗,有时见面后不客气地发表点意见,也就是徐志摩所说的“骂”几句。但这两期错误实在太多,他知道又要挨骂,所以写信说给对方提供一个“出气”的机会。而知道挨骂还要寄送校样,让对方“出气”,这类“换骂”的玩笑恐怕只有徐志摩这种性情的诗人做得出来,只有在徐、傅这种关系的朋友间才能发生。

信中提到的《自己的写照》是孙大雨的长诗,创作于1930年前后。孙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很有才华的诗人,被视为“清华四子”之一。他十五岁开始写诗,后加入新月社,致力于新格律诗的创作尝试和理论探索。其时,他诗情满满,雄心豪迈,《自己的写照》计划写九百行,《诗刊》二、三期发表二百多行。徐志摩说“这二百多行诗我个人认为是十年来(这就是说自有新诗以来)最精心结构的诗作。第一它的概念先就阔大,用整个纽约城的风光形态来托出一个现代人的错综的意识,这需要的不仅是情感的深厚和关照的严密,虽则我们不曾见到全部,未能下精审的按语,但单看这起势,作者的笔力的雄浑与气魄的苍莽已足使我们浅尝者惊讶。”徐志摩遇难后,《诗刊》停刊,孙大雨失去了写下去的兴趣,不久便因诗情落寞而退出诗坛。徐志摩遇难是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不可估量的损失,一颗诗星因此陨落。

徐志摩这封信很短,算上标点符号也只有八十多个字符,幽默诙谐,妙趣横生,生动地传达了亲密无间的情谊;语言一如性格,潇洒倜傥,灵性飘逸,显示出极强的“造化”能力。结尾祝词“胖寿无疆”,既有“悄悄作别”的潇洒祝福,也有忍俊不禁的快意取笑,于轻快灵动中传递出美好的情谊。无论从哪方面说,都称得上现代名人尺牍中难得的佳作。

信外余音:

傅斯年对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婚姻态度似无记载,而他自己则在经历了二十多年无爱婚姻的折磨之后于1934年与丁女士离婚,同年8月跟同学俞大维的妹妹俞大䌽结婚。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机关和民众大流亡大迁徙,受战争局势影响,交通工具极其紧张,搬迁运输艰险备至。1940年12月9日傅斯年给陆小曼的前夫、时任国民政府兵工署昆明办事处处长、负责战时后勤物资补给工作的王赓写信,希望让史语所的部分物资搭乘他们的便车。俞大䌽和部分家眷所搭乘的川滇包车破烂不堪,11日行至曲靖,汽车出现故障,一车人困于山路上,傅斯年多次联系无果,深感“前程堪虞”。他焦急万分,打电报给王赓,请他通过关系打探情况,帮助解决问题。

很多事淹没在史海深处,笔者视野有限,不知道王赓怎样帮助史语所家属脱险,也不知道史语所家属脱险是否与王赓有关,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帮助傅斯年解决了前一个问题——他有这个能力和担当,更有这个胸怀和气度。当年他以绅士的潇洒把陆小曼拱手“让给”徐志摩,成就了现代爱情传奇,表现出男人的胸襟气度,也赢得很多人的赞叹。傅斯年所托,在其权限之内,为公为私都责无旁贷。王赓是一个素质极高的中国军人,傅斯年写信打电报充满期待和信任。此固然与徐志摩无关,但从我们的视角看,他是徐志摩“本事”上衍生的故事人物,提到他仍会产生诸多联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