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君：“诗言志”新论
有一个讨论，预测人类未来将留下什么，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也许是一种称为精神的东西。”
精神，似乎虚无飘渺，但又真实确凿，我在疫情居家期间，就充分感受到了这一点。每天大部分时间呆在狭窄的书房里，专注精神埋头苦读，安心隔离自得其乐，好像忘却了身边的现实。这段时间我过得很充实，每天读圣贤书，感觉历史上那些伟大的人物都和我在一起，孔子、老子、庄子、孟子、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苏东坡……我每天和他们对话，从他们的文字里吸取精神营养，浩然之气油然而生。我甚至觉得，这应该是我读书最专注精神最饱满的一段时间。一方面是因为出不去，干脆一切放下，另一方面，我觉得一种精神力量自远古而来，灌注到我心灵，让我内心充盈精神振奋生机蓬勃。
那么，真的有精神这样一种东西存在吗？我就结合诗歌谈谈我的体会和理解吧。
在我看来，中国诗歌精神的密码就在这么一句话里：“诗言志”。朱自清先生曾称之为中国诗歌的“开山的纲领”，但我觉得还不限于此，这应该是诗歌的最高标准和黄金律令。
“诗言志”在很多古代典籍中都有记载，“诗以言志”（《左传》）、“诗以道志”（《庄子》）、“诗言是，其志也”（《荀子》）、“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尚书》）、“诗，言其志也”（《礼记》）。“诗者，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毛诗序》）……可见，在先秦前后，“诗言志”已成为诗歌共识。
那么，如何理解“志”？许慎《说文解字》曰：“志，意也。从心，之声”，志可以理解为意愿、意向、意义、思想等等意思，总之，属于精神性范畴。也有把情志即情感和思想统一起来理解的，唐孔颖达称：“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但我以为，相对而言，情是个人性的，志就包含他者及社会的视角。情是个人发动，志就有指向，有针对性，需要对象，需要协调，需要方向，还需要接纳。“志”更具公共性因素。所以，我觉得“诗言志”，可以理解为表达情怀、理想和志向，倡导某种价值，弘扬某种精神。
“诗言志”，诗来源于情感，但应该超越于一般情感的。超越，建立在情感之基础上，本身就包含了情感元素。诗是文字的最高形式，不能等同于一般的情感抒发情绪宣泄，诗应该有更高的使命，那就是“诗言志”。这就像郭店楚简里称：“道始于情”，我觉得不言自明的应该还有一个判断，那就是：道高于情，或道超越情。“诗言志”长期被看作儒家过于重视教化功能的僵化思维结论，就像“尊道守礼”一度被认为与人情世故的日常生活方式相对立一样，其实，“道”和“礼”本身就是建立于生活实践基础之上的。
因此，我们可以如此论断：诗缘情是诗之基础，诗言志才是诗之超越，或者说诗之要求，诗之标准。“道始于情”、“道生于情”，精神的源头其实是情感。情感不加控制，就流于欲望本能；情感经过疏导，就可能上升为“道”或者“理”，并可能最终转化为精神。因此，唯有“诗言志”，诗歌才能成为精神的传道者和弘扬者，成为精神性的来源，并具有繁衍能量和升华能力。
屈原就是践行“诗言志”的典范，是中国诗歌精神的最早代表人物。诗人是世界的立法者，屈原为这个世界立法。他追求灵魂的高贵和人格的完美，为了理想拒绝同流合污，宁愿舍生取义，其诗歌所传递的价值观，显现强大的人格魅力和精神感染力。
屈原的《离骚》最能体现这种高贵而昂扬的诗歌精神，诗人从自己的出身、姓名以及爱好谈起，“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屈原忧国忧民：“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自我发现自我确证自我肯定，并不断自我修行，超越自己：“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屈原表达自己坚定的意志和决心：“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通过《离骚》等诗歌，最终呈现出一种理想人格的典范，体现了诗歌精神的力量，实现了“诗言志”的真正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