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个词的重量是多少？轻与重有何区别，又如何表达？形式上看，诗歌轻盈，精神与思想的深度依赖于布罗茨基所言“一个词的重力”；散文相对沉重，是事物由抽象到具体的外显过程，这个过程中，一定有某“一个词”的飞翔与写作者的剖析与重组，方才获致其精神重量。作为《“诗人散文”丛书》（第三季）（花山文艺出版社2022年3月出版）之一，何向阳《被选中的人》用七篇长文——实际可提取出七个中心词，以诗人的敏锐感性、批评家的犀利逻辑、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以及围绕中心词而生发的论述与抒情，连缀起作者的精神脉络，织就出一个词的外观之轻与承载之重。

《我为什么写作》直切主题，重在解释“为什么”。许多作家曾作出回答，作者援引王蒙在《你为什么写作》里概括的众多可能，尽管回答莫衷一是，但仍有迹可循——时间维度，是对过去的记录、缅怀，未来的某种期待；空间维度，个人的内向探寻与对社会、现实的外向关注并行不悖；精神层面，关乎灵/肉、存在/虚无等对立统一体的依存与互否。这也正是写作在衔接抽象与具象中形成的特殊之处。此外，作为复杂的精神活动，写作较为普遍因而常被忽略的一面也被作者关注。相较其他职业，它是否有本质区别？它能够消除贫困、罪恶和烦恼吗？确切的答案出自写作者个体。

而关于“文学何为”，作者给出了自己的经验：“我们写下文字，其实是在写我们生而为人还能做的更好的梦，写我自己对将要诞生的世界的一种确信。”这里面，有作者为文多年对文学客观、公正的评价，带有自身的信仰和力量。索列斯库曾说：“只有首先燃烧你自己，才能最终使别人燃烧。”写作大抵如此，无论交由诗歌记录短暂的瞬间汇聚成永恒，还是借助小说、散文拆解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或摆脱所有形式，但求还原现实之真，都无异于“深水火焰”，一方幽深晦暗世界的一缕光。

所以，为什么写作？

成为一个被文学选中的人，似带几分宿命色彩，在无常与恒常之间，亦因作家的情怀与偏执而坚持始终。坚持的动力，是对世间的关怀，比如对孩子投以爱的眼神。

《一个叫“我”的孩子》是全书读来最感到揪心疼痛，又有微弱温暖和强大力量在里面的一篇，因其关涉的是孩子——爱。这篇针对莫言文本的解读从共情故事人物、关怀孩子出发，再回归莫言的赤子之心，历经生存饥饿、生活相失、生命残缺，最终呼喊出的一个词是“爱”，是对孩子缺失的爱的剖白。莫言原著里，被丢弃的婴孩、相爱又错失掉的恋人……褪去其荒诞外衣，仍是摹写乃至控诉现实的例证。一个个孩子，原未拥有什么，却反复被剥夺，一失再失，从物质到情感，从衣食到爱与温暖……甚至，对别人的交代大过一个孩子的无心与无辜；甚至，他的命抵不过一件衣服。无法不悲悯，所以，在《一个叫“我”的孩子》里，不仅莫言文本的叙述者与作者、与孩子，而且连同评论家自身，只能成为一体，“他们彼此相知，共着一条命”，共同在绝望弥漫中抓住残存的爱的微温，这微温来自孩子的纯真守望，来自写作者——知识分子对时代深处弱小命运的深情注视。

“仁义礼智信”，这是知识分子乃至社会的道德准则。那么，在关注他者之外，知识分子如何身体力行心中的法则？《澡雪春秋》讲孔子，亦绕不开鲁迅、文天祥。同为战乱时代，同为知识分子中的精神贤者，同样作出“从道不从势”的选择，他们用抛却自身的姿态对抗现实种种不义——澡雪时代，澡雪人心。“澡雪”，使之高洁，以一人之力清理整个世道，不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孤勇可以概言。作者写，“李长之写司马迁在性格上与孔子的契合，独到地发见儒家的真精神是反功利”，所以，在“有为”与“无为”的矛盾之间，在“行义”与“守节”的熬煎里，孔子出走鲁国、弃“实”重“道”，弃绝的是乱世，坚守的却是“不是从一时政治出发而必从代代相传理知出发的历史文化秩序”确立的信念。后世历史重演，不变的仍有知识分子对儒家精神“一以贯之”的注解。不同的是，文天祥以身殉国、鲁迅“近墨”“重实践”，不约而同选择了重“实”，即行“义”、践“义”；相同的是，所谓“实”“义”，指向了“济世责任与百姓意识”，那是孔子的“其初”——“进取不忘其初”！文天祥在《南安军》里有“饿死真吾志，梦中行采薇”的坚决，鲁迅先生借《采薇》追问终极价值，二者对陈蔡之厄的互文意义也许不一，心里的界线必定一致：“大寒既至，霜雪既降，是以知松柏之茂。”至此，他们的出走、向死，成为澡雪时代之河水，逝者如斯，由昼至夜。

《风云变，或曰三代人》同是某种精神的溯源，中心词是青春，用心亦是良苦——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在路上》三部书并置，如一个时代的阅读横切面，对应不同时代的作家阅读，尤其是其青春表达：《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代表一种足够确信的“青春精神”，“无畏、果敢、战斗与献身正是它的核心”，投射至知青文学，作家或文本人物与其说是对信仰确信，不如说是对寻找的确信；《麦田里的守望者》恰恰相反，它提供了以反叛解构理想、舍弃现实的人物样本，也冲开了以理想为信仰的一代人曾被遮蔽的内心迷雾，先锋派作家“过程大于结果”的写作看似无序、务虚，却不可否认其真实；《在路上》有最彻底的歇斯底里，作家与文本人物合为一体的“我”，甫一开始便清楚所有的渴望与不可得，故而放弃一切也无所畏惧，过程、态度、结果都不重要，命定一般要破碎在一场虚空里。三部书同为经典，关联阅读意味深长：不同时代的青春解读与真实不虚的自我意志言说。垮掉的一代与保尔不会互相救赎，却一定能读懂各自的表情——那仅仅是因为青春吗？那更是对青春被赋予诸多可能的追逐，是伴随种种阵痛不懈飞翔的理想主义。

如果说，《风云变，或曰三代人》并置的有效性某种程度上源于三部经典文本中作者“我”与人物“我”的重叠，而在《澡雪春秋》中作者也曾感叹“惊异于那个时代的读书人文与人的惊人的叠印”，那么，到了《不对位的人与“人”》中，问题浮出水面，即以20世纪中国文学知识分子形象及类近智识者人格心理结构为研究主体的，“人物与作者即作品中的人与作家人的不对位性”。这是读起来最艰涩拗口的一篇，中心词却十分简单——人。像一个被共识的隐喻，此处复杂是因为作家“人”与作品“人”纠缠难辨的不对位关系，也因为无有正面例证来说服。但这不曾阻碍作者问个究竟。纵向《检索》看到历史上不同时期作品“人”的“罪感”心理；横向《比照》结果是西方文化背景下知识者“自我探索”（洗）与“自我塑造”（铸）的两条路线；反复《求证》出的是鲁迅作品对知识者的反向书写与解构，以及鲁迅本人的“无我”，并引申出“士隐”文化传统下的知识者失语，答案仍旧苍白，却生发更深的启示——摆脱对立面与寄生性质的、“独立与自由”的知识者精神的建立，此即鲁迅先生所倾向的。但仅止于此吗？长久的疑虑及其背后更为长久的传统性桎梏并非朝夕所能消解。先生那句“从来如此，便对么？”萦绕耳际，作者反复求索，在这一求证过程中的发现与重构，该是更为深刻的警醒。而且，并非毫无线索：于上，它承接《澡雪春秋》之“实”与“行”；于下，它开启《在期待之中》之“真”与“我”。

佛家说：“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哲学家西蒙娜薇依在书简中说：“生活中没有真实，毋宁死。历经了数月的黑夜，我蓦然醒悟，并且永远确信不管什么人，即使天资等于零，只要他渴望真实并锲而不舍地追求真实，就会进入这个天才所特有的真实王国。”《在期待之中》，作者说：“成为自己，很多时候往往是以命相抵。”这一句，饱含太多由此岸至彼岸的期待。抛开宗教、哲学、思想层面的洞见，仅就“女性主义”（尽管具有证伪质地）而言，《在期待之中》的论述公正且深刻：一、女性主义不是单纯的性别问题；二、男女平等不是男女相同，女性权力争取依靠话语权转移、被剥夺并放大女性特质，是失效的；三、女性自身的确立需首先剥离将男性作为对立面来确立自我本体的寄生性质；四、终极的平权是到个体，如强弱、真伪，而非性别之争；五、女性由“她”（他者）到“我”（自我），依赖理论的平等与实践的真实。基于此说，女性“自我—群我—无我—真我”的确立，将不再是菲勒斯中心的转移，而是将“中心”舍弃；之后，性别之差才显现意义。“真实”亦然。这个理想，也早有人尝试。薇依苦行僧式的“自我寻找”与坚守“精神廉正”、 悉达多对物质及至精神的数次放弃，无不是从“善—真、无—有、人—‘我’”的泅渡到“个体—群数”的回归。只是这种尝试，隔了太久太久，令尘世你我亦悲亦喜，在期待之中。

作为末篇，《我看见她手的温度 将矿石唤醒》与首篇《我为什么写作》形成内容上的延续与呼应——在“为什么”之后，进一步解释“写作”。首先是诗人身份与诗歌写作。三部诗集，《青衿》《锦瑟》《刹那》分别写于20世纪80年代、2010年之后，诗人何向阳从青年到中年，诗歌语言由天然行至极简，而写作本身，是“火中取栗”——再次想起索列斯库的话：“只有首先燃烧你自己，才能最终使别人燃烧。”诗歌之于诗人，该也是“碎瓷成器”，拼接出已知与未知的双手，“扶着火焰”“将矿石唤醒”。其次是评论家身份与理论/创作研究。思想的火焰起于诗歌，照亮评论。作者惊讶于不同阶段的评论文章放在一起，“是童年、青年和壮年，难道在自己的评论文字中也隐藏着某种生命的秘密吗？”答案是肯定的。作者对“文与人叠印”传统、作品“人”与作家“人”对位问题的执着探求，以及“精神人格统一”概念的提出，于理论/创作研究而言既是目的也是动力，业已沿着自身的写作轨迹、精神脉络、思想体系悄然前行。伴随左右的，仍如作者所言：“一是思，一是诗。”

一个人，一个词。这是《被选中的人》七篇长文的共有特点，也是对这部书的简要概括：为什么写作——人之澡雪、爱与期待。在情、理、思的高度统一中，作者的心灵词源由此可见，而这未尝不是文学的永恒命题。它们与作者互相选中，并经由那极具节奏感的诗性语言、富有想象力的深入剖析、诗歌融于评论产生的巨大张力、极简与极繁的往返冲折，给予我们不竭的精神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