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河米水》：在乡、离乡、返乡的生存困境与突围
《一河米水》是“乡土”的，因为作品呈现的主要内容与“乡”无法割裂，这个乡是与城市二元对立的乡土，也是文学意义的“故乡”。长期以来，恩施作家习惯用恩施那些让人熟知的地理标签来彰显自己的地域特色，在他们的作品中，“乡土”中的恩施民族文化是作品的主要特色，是异于他者的文化特质，这其中有许多优秀的作品。付小平与这些作家不同，他作品中类似清江、撒叶儿嗬、摆手舞等代表恩施民族文化的符号极少出现，就算是能在现实世界中找到原型的“米水河”也只是建始境内一条不知名的小河，在整个恩施地区显得极为普通。但是付小平却通过一个又一个感人的故事来展现多元时空下的人物命运，这些人物命运大都与“乡土”有关。我们能够从《一河米水》这个中篇小说集中窥探到带有恩施风情的现实生活，这种现实生活足以让读者撕下“恩施”标签，因为作品中人物的多重命运已经超越了恩施的地域限制，抵达了更为广阔的境界，做到了真正的“民族的即世界的”。付小平将人物的命运置于“在乡”“返乡”“离乡”的典型环境中，书写了属于他们的生存困境以及摆脱这种困境的各种尝试。
一、在乡的生存困境
中国是传统的农耕文明社会，乡土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构建具有重要的作用。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文明不断扩张，现代文明动摇了传统乡土的根基。用现代文明的视角来重新观照乡土，各个时期都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新文化运动期间，接受了西方现代思想的作家更多的是站在改造社会的角度批判封建伦理道德蕴藉下的乡土，这其中以鲁迅为代表。此时乡土最大的生存困境是愚昧和麻木的精神以及统治阶级的多重压迫。新时期以来，许多作家开始关注乡土在时代变革中的嬗变，有一大批作家重新审视时代变革中的乡土，传统乡土的文化和精神以另一种姿态登上文学的舞台。
《一河米水》中乡土的时间背景较广，从抗战时期再到当下。但是无论哪个历史时期，付小平笔下的乡土大多是写实的，反映了“在乡”的生存困境。这与绝大多数恩施作家将乡土作为田园牧歌式的理想有所不同，付小平善于展现乡土社会底层人物的命运，这些人物在乡土的广阔背景下命运各异，体现了“在乡”的生存困境。
乡下的物质生活较为贫乏，这是“在乡”生存困境的主要原因，正因如此，《晚安，乌拉》中的白月才会来矿上寻找依靠，矿工虽然辛苦，可他们是国家职工，当一名正式编制的矿工可以完全脱离乡下，完成身份的蜕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的面貌虽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与城市的差距依旧很大，长期以来农村与城市发展的不平衡并未得到完全的改变，“跳出农门的执念”也是《一河米水》这篇小说中“布”奋斗的信仰。
“破落、贫穷、闭塞”不仅是付小平小说中“米水寨”的特征，更是中国农村社会长期以来的真实写照。贫穷的物质生活是乡土生存困境的主要原因。为摆脱这种贫穷的生活和落后的乡土，有人选择离开农村去城市务工。进城务工的方式在推动中国农村发展的同时也改变了乡村的人口结构，带来了诸多问题。《春日迟迟》中米水寨的“三更、小米、云彩，都是被父母托付给村庄的孩子”，成了“留守儿童”，小文的家庭悲剧正是“留守”乡土的真实写照。他的妹妹、母亲、爷爷、奶奶相继去世，是“留守家庭”诸多问题的集中爆发。“小文们”的生存困境，正是中国农村在社会变革的历史阶段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
当然，除开物质贫穷之外，精神贫穷也是“在乡”之人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请你看火车》中作者通过易本利和肥丫企图请亲朋好友看火车来整酒的荒诞故事对乡村无事酒的风气进行了批判，他们的贫穷不仅仅是物质的贫穷，更是精神的贫困，属于人穷志也穷。
除此之外，乡土社会的历史和内部结构也是造成“在乡”生存困境的主要原因，人们用自己的方式力图摆脱困境。《麦浪起伏》这篇小说最成功的地方在于“在乡”生存困境中的自觉抵抗，这种抵抗彰显了人性的光辉和力量。厌战情绪强烈的日本鬼子三木植救下被毒蛇咬晕的麦姑，二人互生情愫并交媾生下麦兜。这种偷情的行为在乡土本就有悖于道德和理性，缺失存在的合理性，更何况是一个入侵我国的日本鬼子。道德的约束和情感的束缚让麦姑一家在麦浪沟抬不起头来，是麦浪沟村民嫌弃的对象。在特殊的历史时期，麦姑一家处于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困境之中，尤其是麦姑与三木植交媾而生的麦兜，“像嫌弃一个邪恶的怪物”一样遭到人们嫌弃，她一生的大部分时光都因此而受到村民以及自己家人的冷眼，最后终生未嫁。麦姑在走投无路之时选择与鞋匠结合，这种方式既是报答鞋匠的恩情，更是自己为了摆脱生存困境的无奈之举。“在乡”的身负汉奸之名的麦姑、来历不明的麦兜、走投无路的鞋匠，他们身处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困境，并用自己的方式演绎着麦浪沟的“活着”。
二、离乡的突围尝试
当“在乡”成为一种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困境后，离乡成为一种主动的突围尝试，同时又是现实生活的无奈之举。《麦浪起伏》中的日本鬼子“三木植”本来讨厌军队，讨厌战争，在入侵中国前是教师，其父将其强行送入军队，被动地成为一名侵略者，他没有开过枪，没杀过人。三木植的离乡是无奈之举，他在军国主义内部是“另类”，在麦浪沟是入侵者，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他者”，无法找到属于自己的栖息之所，直到他救起被毒蛇咬伤的麦姑。麦姑与具有侵略者身份的三木植相爱，这种行为在大众眼里背离了民族大义，是通敌的汉奸行为，是另一种意义的离乡。二人的离乡并没有突围成功获得属于自己的幸福，在历史的现实面前他们的女儿麦兜只能被排除在麦浪沟的乡土空间，孤独终老，演绎属于自己的“百年孤独”。三木植和麦姑的突围行为超越了战争本身，二人对爱情的追求体现了历史真实中的人文关怀。后期鞋匠的出现让作品充满了人性的温暖，来福、麦姑、鞋匠之间的三角关系看似是乡土社会不合伦理的关系，实际上是乡土底层人物对命运的抵抗，体现了“善”的终极价值。《麦浪起伏》中的离乡尝试虽然没有取得成功，却体现了向善向美的价值追求，这是这篇小说的成功之处。
乡土在某种意义上象征着传统，与城市的现代文明形成二元对立的关系。离乡的突围尝试在很大的程度上意味着离开传统，追寻现代文明。深受乡土文化浸润的人们能否融入现代文明却并不一定，有的在现代文明中撞得头破血流。《晚安，乌拉》中的白月渴望跳出农门来到矿上，本想投奔杨树却在怀孕后惨遭抛弃，她的离乡开启了她坎坷的命运；《春日迟迟》中米水寨外出打工的村民去了大城市后命运各异，有的被骗、被卖，还有的沉溺于城市的现代文明。他们大都是带有悲剧色彩的“城市异乡者”形象，这些悲剧命运是城市道德伦理异化乡土人性的结果，是农耕文明与现代文明矛盾冲突下的产物，是现代乡土社会问题的集中反映。
我们看到，不仅白月、米水寨进城务工人员的离乡突围是失败的，就连《花枝招展》中考取公务员的李花枝在一系列的职场浮沉中也难以融入现代城市。李花枝带有乡土文明的“善”和独立的女性意识，她渴望通过自己纯粹的努力和奋斗在职场上实现自我的价值，她的努力接近成功。当她最后明白自己考上公务员是由于前夫陈志明帮忙的真相时，支撑她的信仰都已经坍塌。“花了几年时间在这座城市找到的归属感，只在分分钟就被摧毁得灰飞烟灭。”李花枝的突围失败是乡土文明培育的独立女性意识和善良质朴之精神在都市现代文明中“离乡”的必然结果。
“在从乡村到都市的漂泊之旅中，物质上的‘移地’并不能保证他们精神上的安家。他们是生活于都市的‘边缘人’和羁旅者。”（丁帆语）这正是《晕城》的主题所在，小说中徐秋娥和赵木生被养子赵明阳接进城享福，夫妇二人被动地离乡看似能颐养天年，享受天伦之乐，这本是幸福的“离乡”。但是城乡文化多元的差异让赵木生在进城的问题上与赵阳明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赵木生的理由是“他离不开土地，离不开庄稼，离不开老黄，离不开纸裹的草烟筒子，离不开火辣辣的日子”；赵明阳的理由是“我只是想让爸妈跟着我享享福，不要再那么劳累”。从表面看是父子二人所代表的不同时代造成的冲突，深层原因则是城乡之间的文明冲突，这是“晕城”的主要原因，也是《一河米水》中“昂德水”不愿去武汉的原因。
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了时代变革下乡村人口向城市迁徙的现象，这些“离乡”行为给乡村带来一定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社会问题。付小平通过文学的方式为大众呈现出这些问题，这种呈现不是简单地复刻现实，而是通过虚构的方式将问题集中暴露在人物的不同命运中，这让他的作品在具有极高艺术水准的同时兼具更大的社会现实意义。
三、返乡的精神救赎
20世纪以来，对现代性的反思已成为学术领域的热点，它从西方的思想领域延伸到社会的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现代性的进程加快了中国社会的变革和转型，动摇了以乡土文明为根基的文化传统。当中国社会处于内忧外患的20世纪初期，现代性的起源为探寻民族未来的仁人志士提供了思想启蒙的理论依据，彼时的乡土在现代性的观照之下呈现出蒙昧落后的姿态。
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化的进程带来了物质的繁荣，也削减了传统乡土的伦理道德，城乡二元对立的社会状况让许多作家开始反思社会的现代性，他们认为“城市文明，至少也是城市人际关系摧残异化人性，而乡村人情则导致人性的复苏。”此时的“返乡”则成了规避现实寻求业已消失的人性的精神救赎。《春日迟迟》中的米水河在米水寨是“润白和甘甜”，到了县城却是“泛黄与浑浊”，生态方面的二元对立其实是城乡文化对立的一种隐喻。局长得知自己身患癌症，临死前来到米水寨的“返乡”其实是寻求精神的皈依。神性的“小文”预言了局长的未来，他身上的“神性”本质上是以米水寨为代表的乡土文化的精神内质，这也是城里“想修身养性”“放松身心”“闲得没事干”的人来米水寨“返乡”的主要原因。
《春日迟迟》是城里人来米水寨的“返乡”，是现代文明对传统乡土的重新审视，是城乡二元对立状态的消解。《一河米水》中的“布”的“返乡”则是经历“在乡的生存困境”和“离乡的突围尝试”之后的精神救赎。“布”从一出生就想逃离米水寨“这个令人厌恶的鬼地方”，米水寨太小，不足以容纳“布”的志向和梦想，贫穷落后是“布”生存的物质困境，与邻居“岳先生”一家的对比和自己的身世是其生存的精神困境。“他觉得米水寨就是一只笼子，是能困死他的笼子，他必须逃出去。尤其是每次看见岳先生，布就对米水寨充满厌恶。”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压迫让他开始了“离乡的突围”，“布”通过当兵和自己的努力奋斗，看似逃离了米水寨，却并未得到自己满意的生活，其深层原因是个体无法适应米水寨之外的现代生活。无论他多么厌恶米水寨，故土的烙印早已被动地印刻在他的内心深处，他无法摆脱乡土对他的束缚。“布”最终只能放弃个体的需求和欲望返回米水寨照顾自己的养父和自己精神爱人霓衣的两个孩子，获得返乡的精神救赎。正如小说中所写的那样——“无论那个牢笼有多么密不透风，他也得钻进去”。“布”的经历代表了当下广大乡土的真实状态，那就是在乡的生存压力之下的离乡突围，最终突围失败的返乡救赎。
《一河米水》构建了属于付小平的乡土世界，他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展现了“在乡”“离乡”和“返乡”的不同命运。与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的“商州”一样，付小平的“米水寨”既是属于自己独有的“文学故乡”，也是现代中国乡土社会的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