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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动人的旋律中听取革命的步伐” ——略记20世纪40年代的秧歌剧和新歌剧
来源:光明日报 | 胡一峰  2022年09月23日08:37

“晚参加中国文学系迎新大会,随学生扭秧歌,颇有趣。”1947年10月24日,时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的朱自清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两个多月后,1948年元旦到来,朱自清参加中文系新年晚会,再一次扭了秧歌,并在日记里写下了“颇愉快”的感受。据同时参加晚会的学生回忆:同学们给朱教授化了装,穿上一件红红绿绿的衣服,头上还戴了一朵大红花。可见当时气氛之融洽。朱自清的学生王瑶后来回忆,朱先生扭秧歌,表明他的态度“更激进”了。吴晗说得更加透彻:“一辈子严肃认真、不苟言笑的朱自清先生,到了生命结束的前夕,不但思想变了,感情也变了”,“他走到民主革命的道路上来了,他的体力虽然更加衰弱了,但思想、精神、感情却更加年轻了”。在当时,秧歌是革命文艺的象征。“扭秧歌”不仅是一种文艺活动,更是政治立场的宣示。

1944年,诗人戈壁舟写道:“有了毛主席的文艺方向,秧歌队到处扭唱。”作为极具群众性和代表性的民间艺术形式,秧歌深深嵌入百姓生活之中,也成为革命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的桥梁。张庚说:“在闹秧歌之前,群众对于我们虽无不满,但始终有陌生感,这次一起闹秧歌,群众和我们忽然亲切起来,成了朋友,……和我们成了一家人,使我们特别感到温暖,老百姓和我们的心打通了。”早在1937年,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就把民间秧歌戏改编为《打倒日本升平舞》。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革命文艺的方向更加明晰。文艺工作者广泛确立了“向老百姓学习”的思想,“大多数戏剧工作者才渐渐醒悟过来,开始严肃地注意到陕北民间流行的艺术——秧歌上面来了”。就这样,声势浩大的秧歌运动蓬勃兴起,受到了百姓的欢迎,也得到了高层领导的肯定。1945年2月23日,毛泽东在枣园观看秧歌表演后应邀讲话,他说:“我们这里是一个大秧歌,边区的150万人民也是闹着这个大秧歌,敌后解放区9000万人民,都在闹着打日本的大秧歌,我们要闹得将日本鬼子打出去,要叫全中国的四万万五千万人民都来闹。”

当时聚集在延安的许多革命文艺工作者术业有专攻,比如戏剧、音乐、文学等,但他们都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秧歌运动之中。诗人艾青到定边、安边、靖边采风,收集民间窗花,还到南泥湾参加劳动,然后到中央党校三部学习。在此期间,他担任了中央党校秧歌队副队长,到各地观看和研究农民秧歌队的演出,写出了被毛泽东赞为“教本”的《秧歌剧的形式》。这篇文章把秧歌剧称为新的、群众的“歌舞剧”,并明确提出秧歌剧体现了“毛主席的文艺方针——和群众结合”。源于民间的秧歌纳入革命文艺轨道后,发生了脱胎换骨的新变化。早期秧歌剧的代表作《兄妹开荒》保留了一男一女对唱的传统形式,“在锣鼓声中扭着秧歌上场,既热闹又能表现开荒的乐观情绪,下场时妹妹挑担,哥哥扛锄,扭着‘龙摆尾’下去”,但“取消了丑角的脸谱,减少了调情的舞姿,全场化为一群工农兵,打伞改为拿镰刀斧头,创造了五角星的舞形”,令人耳目一新,精神一振。

随着秧歌运动向着深度和广度发展,群众审美要求的提高和创作内在理路的必然发展,都要求它向更复杂、更具表现力的艺术形式演变。创作于1943年12月的多幕秧歌剧《周子山》(即《惯匪周子山》)以陕西子洲县边境一带的敌我斗争为背景,着重写了一个从个人英雄主义出发参加土地革命,在严酷斗争中经不起考验,叛变革命走向毁灭的政治土匪周子山。同时塑造了纯朴坚定、忠于革命的共产党人马志红的高大形象。这部作品首演于米脂县,后又到延安演出,均受到热烈欢迎。尤其是赤卫队和农民群众举着红旗、刀枪,高唱战歌向敌人发起猛攻的场景,博得了不息的掌声。子洲县县长看了之后感叹道:“文艺工作真了不起,你们一个戏,等于我们工作好几年。”

这样一些多场次的秧歌剧,推动着秧歌剧艺术形式的发展,直至集大成之作《白毛女》的出现。作为历经七十余年依然常演常新、熠熠生辉的作品,《白毛女》的经典性毋庸赘言。回到历史的现场,我们会发现,它的创作过程充满了实验性。刚创排时,受戏曲特别是秦腔的影响较大。《白毛女》第一幕写出来后进行试排,请了几位秦腔老艺人当教员,演员们学了一些秦腔唱腔和身段,按照秦腔的戏路子进行表演。陈强演黄世仁,一登场,看到喜儿,连来了三个“扑虎”。《白毛女》试排一两场后,周扬看出了问题:“秦腔是古老传统的剧种,当然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但不能表现当前我们军民的新的精神面貌。”他鼓励创作者:“不要向旧的投降。要打破旧的观念以新的形式来发展新歌剧。”事实证明,正是从内容到形式等各方面对“创造新文艺”的自觉追求,拓宽了《白毛女》的创作想象,使其以“拿来主义”的态度,广泛吸取各种艺术手法为我所用,以高水准的艺术质量,打动了延安的老百姓,也征服了国统区的文化人。

1945年党的七大期间,《白毛女》在延安演出。当戏演到高潮,喜儿被救出山洞,“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歌声响起。毛泽东等领导同志一同起立鼓掌。此后,随着人民军队向全国进军,《白毛女》获得了更宽广的舞台,成为革命文艺中当之无愧的“顶流”。据统计,解放军19兵团在1946年至1949年间,师以上文工团平均每月演出《白毛女》十五场以上,有时一日两场至三场。1945年间,仅胶东一带,在一万个能起作用的剧团中,演出过《白毛女》的就有一半左右。《晋察冀日报》报道:“每至精彩处,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每至悲痛处,台下总是一片唏嘘声,有人甚至从第一幕至第六幕,眼泪始终未干。”老百姓看完之后由衷地说,这是“翻身人看翻身戏”。一些乡村看了《白毛女》之后,很快发动群众开展了反霸斗争;一些部队看了演出,迅速掀起了杀敌立功的热潮,有的战士把“为喜儿报仇”刻在了枪托上,激发自己的斗志。

1947年,《白毛女》剧本传入北京大学。这年寒假,在庆祝北京大学民间舞蹈社成立的晚会上,以《年关》为名演出了《白毛女》的第一幕第一场。此后又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连演多场。郭沫若在重庆时就听说过《白毛女》的故事,非常期待看到演出。1948年5月29日,《白毛女》在香港公演。郭沫若十分兴奋,他以革命文艺主将特有的眼光提醒人们,“要从这动人的故事中看出时代的象征”,“要从这动人的旋律中听取革命的步伐”。《白毛女》在港演出盛况空前,一票难求,有的观众从澳门、新加坡等地赶来观看,有的为了买票,带着行李在剧院门口过夜排队。文艺家们更是给予了热情赞扬。茅盾认为,《白毛女》更有资格被称为“中国式的歌剧”。冯乃超盛赞《白毛女》是“民族形式的歌剧”“中国第一部歌剧”,“在人民艺术的发展与进步上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在解放战争期间,从秧歌运动中发展起来的秧歌剧、新歌剧创作,广泛开展于全国各地。1947年5月发布的《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关于文艺工作的三个决定》提出,“特别是群众综合民间戏剧、音乐、歌舞、话剧、活报、快板等各种形式所创造的新歌剧,更应该发展”。在东北,部队文艺工作者创作演出了《为谁打天下》《天下无敌》《钢骨铁筋》《打到底》《杨勇立功》(后改名为《王勇立功》)等作品。其中,《杨勇立功》被苏联著名作家西蒙诺夫称为“表现战争生活,具有独特风格的新颖之作”。在华北,抗敌剧社的《不要杀他》,塑造了一个深明大义的母亲的形象,表现了抗战时期解放区军民的深厚情谊和人民群众的高度觉悟。火线剧社的《大王庄》取材于整党运动真实案例,紧张的情节、性格化的人物、群众化的语言,冀中地方戏的特色曲调,赢得了军民一致好评。在西北,战斗剧社的魏风得知刘胡兰牺牲的消息后,赶往刘胡兰的家乡,从刘胡兰的母亲胡文秀那里认真了解了刘胡兰的英雄事迹,又到就义现场缅怀烈士,写出了话剧《刘胡兰》,后改编为歌剧,极富艺术感染力地彰显了刘胡兰精神,产生了强大的鼓舞作用。“为刘胡兰报仇”的怒吼,回响在各个战场。六十三军文工团排演的《送草帽》借鉴戏曲表演形式,反映部队现实生活。在华东,国防剧团采取胶东秧歌小调,推出了以改造二流子为内容的秧歌剧《改邪归正》。二十四军文工团的《官逼民反》则成为战俘思想政治工作的好教材,有时看完演出已是深夜,部分战士还在自动诉苦,不少人声泪俱下……

这些作品或许不如《白毛女》有名,但同样在革命文艺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笔。许多年后,在延安扮演喜儿的王昆回忆起周扬当年说过这样一段话:“因为我们马上要胜利了,新的局面来了,我们一定要有一种新的气象、新的味道。”文艺是时代的先声,也是新生活的报春花。回顾20世纪40年代从延安扭向全国的秧歌,以及那一部部激动人心的秧歌剧、新歌剧,我们仿佛听到了胜利的锣鼓,看到了翻身的喜悦,更感受到文艺跟党走、为人民的精神传统,它穿越时空,历久弥新,如指路灯塔,照耀着一代代文艺工作者紧跟时代,潜心耕耘,奉献人民。

(作者:胡一峰,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