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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黄金四书”（《悬挂的魂灵》《金童话》《金老虎》《倒计时》），作家陈占敏又推出了“乡思三部曲”（《大水》《棉花树》《残荷》，作家出版社2021年11月出版）。“乡思三部曲”将三河县、桃园村、叫阵口几代乡民的人生遭际和悲欢离合置放在从晚清到民国再到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的百年历史进程中，展现了正邪交赋的乡村众生相，彩绘了多滋味的乡土人生。

陈占敏生于农村，长于农村，他和乡民保持着血肉相连的关系，骨子里充盈着乡土情怀。在几十年的创作生涯中，他总是自觉关注农村、表现农村。“乡思三部曲”俨然是以信手拈来的方式外化他心中的乡土人生记忆，文学地理学意味的乡村风土人情描绘随处可见。乡土社会以村为基本单位,村与村之间自然疏离。地貌的区隔更使乡村成为了一个个似乎被隔绝的独立存在。《棉花树》中的小村与县城之间隔着一个巨大的障碍——山旺家村头的大山。人们要想抵达县城就必须翻越大山，要不然就只能顺着中流河流过的方向走，再乘车绕行。因此，小村与外界交流甚少，这种偏居山脚、一成不变的乡村生活使乡民们逐渐形成了以一方土地为中心的社会关联,很少向外展开跨距离的关系网络，也使一些陋习得以滋长蔓延。

和陈占敏以往的众多作品类似，“乡思三部曲”也关注乡民的物质生活史、精神文化史和心灵的艰难蜕变，倾心于对乡土人生进行透视和表现，在历史沧桑变革中展现乡民在时代裹挟之下的悲欢离合。和陈占敏以往众多写农村的单部、单篇作品不同，“乡思三部曲”以111万字的浩瀚篇幅集中描绘中国乡土人生的百年心路，在生与死、灵与肉、智与愚、正与邪、礼与俗等的复杂矛盾关系中吟诵了一曲曲交织着生命痛楚的哀歌。

一

生与死是一个自人类诞生之日起就困扰着芸芸众生的具有无限生发空间的议题。在历史长河中，人们总是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去认识并阐释生死问题，且这种认识和阐释的过程具有历史性。相较于现代科学背景之下的人们，清季民国偏僻乡村中的百姓在认识生死问题上显示了更多的局限性。文明未开化的三河县和桃园村里，百姓匍匐在大自然的淫威下，洪水、疾病、贫穷、愚昧交织使许多人死于非命，不可控的宿命气息笼罩着乡村。在小村里，有一个神秘的人物——牟老声称用铅笔就能测验出女人能生几个孩子，并推演预测了林淑贞、刁满姑、张曼娣等女人未来的生育情况，“为小村的生命史写下了独特的一笔”。刘淑丽的丈夫被洪水冲走，面对两任丈夫无端惨死的现实，刘淑丽只会哭诉命苦，“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无常的命运来折腾”。李桂枝、牟彦、兴芳等人陆续悬梁自尽，尤其是兴芳和李桂枝的死与牟老的“预言”完全一致，试图抗拒厄运的兴芳最终还是未能逃离悬梁自尽的命运。

在描绘众多鲜活的生命悄然逝去的乡村旧事时，充盈在陈占敏笔下的是生命的脆弱感和对乱世中贫弱百姓遭际的悲悯情怀。当旧一代乡民被无情地剥夺了生存的权力，他们的亲人并没有呐喊、失控、痛苦，而只是安安静静地接受乡民的灾难命运安排，他们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乡思三部曲”延续了《沉钟》以来的苦难救赎主题，在此，陈占敏专注于表现贫瘠困苦的乡村人生，升华了其乡土情怀中的苦难主题。

“乡思三部曲”在书写乡土社会的百年历史沧桑时，也很自觉地聚焦历史变迁过程中乡土的“阵痛”，在时代车轮留下的印迹中展现传统乡村生活方式的转型和变更，从乡土人生遭际中牵引出人性裂变的复杂思考。在城与乡的纠葛中，有的村民以乡土为祖祖辈辈的生存命脉，固守乡村，对乡土不弃不离，即使是迁徙到远方，也还是在乡村中讨生活。有的人则一心逃离乡土，热切地投入到城市嘈杂的市民生活中。在城市化进程中，当农村封闭自守的生活状态被悄然且毫无防备地打破时,乡民们的身历心感确是矛盾重重的。他们既难以割舍早已生活习惯的乡土，又被外界的理想生活模型所牵引，面对着亲密关系的解体、物质欲望的腐蚀、陌生的生活秩序和规则的冲击。

在《残荷》中，三河县的新一代村民不再固守祖祖辈辈延续的生活方式，他们纷纷“脱离”小村。新一代的男男女女努力的方向各不相同，女人大多选择远嫁，还未出嫁的女儿家也会被披上君子外衣的远方男人诱惑，打定主意至死跟随男子远离家乡。灵儿就是如此，尽管她生于小村、长于小村，但却对故土充满厌弃之情，下定决心一定要离开这个破村子，于是她决定远嫁新疆。她的这一想法与父亲截然不同，郭建邦身为小村头领，立志要实现小村的建村理想。这种对于故土的眷念和责任感是与生俱来的，只不过这个理想实现需要的时间太长，小村儿女无法再耐心等下去，于是女儿们借着结婚的时机飞出小村，再也不回来了。在《残荷》中，就算远嫁回乡的女儿“大彩”也尽力撇清自己与小村的关系，以一种莫名的优越感贬低乡村男人为癞蛤蟆。男人们另辟蹊径，郭孟生通过在衣袋里装满报纸，带领老婆孩子饭前做吃饭仪式的方式，坐上了小汽车，去了县城工作。同方不计劳苦地坚持办黑板报，抛弃“小低柜”，投奔了江南双职工女儿的家庭。这些乡村儿女对故土的记忆与饥饿、贫穷联在一起，他们曾体验过乡村生活的苦难与艰辛，于是极力想要摆脱生活困境，奈何乡土现代转化的路途如此漫长，耐不住苦的儿女纷纷背井离乡，一去不回。在这一挣脱乡土奔向城市的过程中，乡土纽带情结逐渐消弭了，乡村似乎失去了精气神。在饥饿时代，小村人有着难能可贵的精神凝聚力。在大洪水面前，各个村庄的百姓都焕发出了坚强的群体信念，众志成城。尽管生活条件不佳，那时的村民都相互体恤，携手并进。但是这种情况在三河县的新一代村民那里似乎已难以维系下去了。

二

对于叙事体的小说来说，故事情节是其骨架，人物形象则是灵魂。正如陈占敏本人在《大水》后记中所说：“文学所承载的解释真理的责任，不是喊几句口号，不是讲几个概念，而是包含在生气饱满的形象塑造中，它因此呈现出生活本身全部的复杂性、多义性、丰富性。”各色人物形象的塑造能更加立体且全面地反映社会发展状况，展现乡土社会的复杂性、丰富性。在“乡思三部曲”中，陈占敏塑造了具有强烈对比性的“智愚”村民两个系列的人物形象。“智者”是时代的精神象征，是乡村人的主心骨，他们极大影响了身边乡民的行为、思想和精神趋向。而愚者则或固步自封，或目光短浅，或寡廉鲜耻。这两种形象同时贯穿“乡思三部曲”，表现出了作家对村民和乡土人生的肯定与批判的态度。当然，“智愚”村民也并非泾渭分明，“似智实愚”和“愚中有智”的情形也不可忽视。《棉花树》中的牟先生通达古今，但是一个悲观的宿命论思想的信奉者，这使他徘徊在智者和愚者之间。他置身于古书堆中，自习推演之数，想把寿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数字经验累积而成的数字观为其形成一个有限的世界观，他精研《周易》，坚持以古之经验来应今之挑战——当桃园村偶遇特大暴雨，野马河水倾注而下时，牟先生一直想要从《水经注》中去寻求历史上治理野马河的经验。扎根于他思想深处的泥古思想终究只是一股逆流，在时代的裹挟中注定被野马河的一往无前所粉碎。

乡村并非是一个完全固化的世界，即使是在封建末世，它也具有某种流动性。在时代变迁的大潮中，陆续有不少人离开乡土，再以一种先行者的姿态悠然返乡。他们自外乡习得的新东西潜移默化地改造、重塑小村人的精神府邸。在这种持续不断的双向互动中，古与今、新与旧、外与内的交锋在某种程度上演化为了智与愚的矛盾。

“乡思三部曲”延续了《沉钟》以来的乡土现代性反思、探索追求，在封闭、愚昧的社会环境中村中作为先觉者的个人试图革故鼎新，却也常常陷于力不从心、孤立无援的境地。《大水》中的汪兆平是桃园村新一代的先行者，他学手艺不图挣钱，只为了实现桃园村人都能装上假牙的理想。除了装假牙的理想之外，他还有很多较为先进的思想观念，比如说他在野马河泛滥成灾之时提出的治河方略，在学校建设成功后提出给学校装上半篮的倡议、引进榆皮种改善桃园村伙食的新尝试。他提出的所有的建议都是具有前瞻性的，但不约而同地都在当时遭到了否定和群嘲，因此他只能孤身跋涉。与汪兆平相似的还有牟彦，牟彦是桃园村的文化先驱，作为文化建设者，他深知文化对于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立志带领桃园村的新生一代奋起追上现代文明。他吹笛子、多方募捐种蓖麻来筹办图书室、企图在村内掀起讲故事的热潮，可是一切努力都在片刻的热情消散之后无疾而终，他不计代价、不计成本在小村掀起的浪花终究还是在他的孤军奋战中归于沉寂了。“他终身没有走出桃园村，但是却奇妙地与时代步伐完美契合。”究其失败原因，其实是他与其父亲一样，在不被理解地重复乡土启蒙的任务，悲哀地成为另一个牟先生。

三

三河县小村庄的百年剧变史也是小村庄村民的物质生活史、精神文化史，展现了乡土社会的艰难蜕变过程。在物质生活层面，“乡思三部曲”将眼光聚焦在古老的三河县，从饥饿年代吃不饱穿不暖到改革开放后物质生活日渐丰盈，“乡思三部曲”在字里行间折射出村民物质生活水平的巨变。在《棉花树》中，从春秋时期开始，到金兵占领、日军入侵以及解放战争时期，三河县都不是战略要地，受战乱影响相对较小，村民生活一直比较稳定。新中国成立后，小村人逐渐不再需要日日夜夜操心温饱，那些需要去山旺家的肚脐山偷砍松柴的日子不再有了，那些没东西吃需要捡茧作为吃食的日子也逝去了。改革开放后，村民家家户户靠自己的劳作就能实现丰衣足食，到点就关门的东村供销社也逐渐被门户大开的超市取代，县城新建的楼房启发刘根翻建自家的房屋，其后又引领了小村楼房建设的潮流，乡民们都住上了好房子。花太太给小县城带来浴池洗澡的新潮流、制作制服裤子掀起小村服装领域的大革新。物质生活的变迁既构成了“乡思三部曲”乡土人生叙写的背景，也是三河县乡土人生百年变迁的显在呈现。

随着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得到满足，小村人的精神心理也日渐绽放。在《大水》中，饥饿年代悄然退去之后，乡民们在审美趣味、男女观念等方面都发生了转变：原本毅然决然反对装假牙的男人们纷纷装上了假牙，村子里开始着手兴办教育——成立农业中学发展农技，桃园村人意识到与外界沟通交流的重要性，做生意的人多了起来。精神文化的新的变化给桃园村的新一代年轻人的生命埋下了新的种子，他们的生活轨迹注定要与旧一代桃园村人迥异。

在《棉花树》中，小村的乡民们也在不断探索之中深化对于新鲜事物的认知：刘万堂一行进城洗澡，对城里彻夜亮灯的原因进行思索。小村人的疑惑和不解在新文明的开化下逐渐明朗了起来：一开始小村人对县城知之甚少，是花太太从县城里来带来了服饰的变革，服饰潮流引发服饰文化革新。原本用来宣传计划生育的科学读本《陈玉秀无痛分娩法》成了小村孩童的性启蒙书籍，生育的谜题在科学的画册中被解开，科学读本引发了关于生命起源的悠远、神秘的凝思。

更进一步说，小村的精神文明开化过程是在城乡融合中展开的。面对时代变革风卷残云之势，乡民们开启了认识外界的大门。他们在困惑、迷离、反抗、依恋等复杂情绪之中与以城市为代表的现代文明对垒、磨合、交融。《棉花树》一书中“棉花树”一词就别有象征意味，棉花树的艰难嫁接过程象征着城与乡之间的艰难融合过程。

《棉花树》中的“战山河专业队”与很多年前小村里的“修水库的民工”们相似，他们都来自不同村庄，都集体住进老乡家里，也都随便撒尿，大碗吃饭。但是爬到猪圈墙上看他们撒尿的，不再是被汪兆平训斥的涵春这一代小姑娘了，而是已经被放宽了道德要求的新一代女孩。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新老村民由城乡隔阂所引发的思想观念的代沟是如此巨大，具体情况下的融合之路注定异常艰辛。《棉花树》里的小村源源不断向城市供应砖瓦，却没人思考当乡下的地被挖空了该怎么办。城里的化工厂搬入农村，散发出各种刺鼻的气味，似乎并不在意在乎乡村环境被污染。桃园村和小村代代有人挣扎着，走出野马河，汪兆平走出去学艺，牟宗圣走出去闯关东，杜玲玲走得更远，越过大西洋，到了美国。新一代村民一个又一个的往县城里迁移，谁来建设乡村呢？陈占敏在冷静铺陈乡土变迁之时，显露出一种对于往昔乡土人生良好气质的眷恋和追忆，隐隐流露出了对乡村文明的忧虑。

“乡思三部曲”中历史化的生活情境的渲染、描绘使小说具有了史诗般的沧桑感。作品立足乡村百年变迁，抓住不同时期的时代历史特征，将乡民们的生活活动放置在流动波涌、具体真实的历史背景下。如《大水》中的《血泪鸳鸯楼》并非赞美缱绻欢爱的忠贞爱情，而是在革命时代的大潮中批判地主在楼上强暴丫鬟的罪恶。《大水》中，涵春因惧怕沾染“小资产阶级”趣味而拒绝接受弟弟继志给她送来的小木箱，“不，小弟，我不能用，这太特殊了。”“二十字方针”“计划生育”“GDP”等具有时代特征的名词也闪现在不同时期乡民们的日常交谈中。在“乡思三部曲”中，历史变革、社会转型渗透在乡村的日常生活叙事中，水乳交融般展现出来，实现了宏观与微观的勾连、大写的家国政治与小写的乡民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