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孩子”与“数字原住民”
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艾略特把25岁看作是一个大致的界限，可以区分诗人的青春期和成熟期。过去十年中，一部分青年诗人已陆续跨过这条界限，他们以“80后”为主体，写作生涯大都始自2010年以前。以“90后”为主体的一批青年诗人，则在这十年中渐次登场，展示他们新鲜的语言。青年诗人们的写作虽然千姿百态，但仍有一些共同的烙印可以被辨认。
从整体风貌上看，过去十年中，青年诗人的面目同前几代人相比发生了变化。这一代青年诗人受益于越来越便捷的信息流通，加之生活相对富足、受教育程度较好、文化环境繁荣等，他们的写作起点普遍较高，他们比过去任何时代的诗人都更容易了解到世界范围内前辈诗人已抵达了怎样的高度、同代人的写作又出现了哪些最新的进展。但这同时也是他们的不幸，因为传统的压力之巨大同样前所未有。诚如张清华所言，不同于前几代诗人每每以反叛与挑战者的姿态集体出场，这一代青年诗人“并不以否定或批判前人为先决条件，未曾有‘弑父’而自立的经历”。这或许恰恰是“起点高”所致，也可能和一代人的“学生气”有关，不过最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新世纪以来中国新诗整体上已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经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激烈碰撞，中国新诗在新世纪进入了一个漫长的消化、沉淀期，突破性的诗学建设鲜少出现。20多年来，再也没有种种“主义”的激烈交锋，也再没有某种新的诗学话语能够像“知识分子/民间”“中年写作”“元诗”“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等概念那样，能够对整个诗坛产生总体性的影响，提供具有相当普适性的方法论。另一方面，长久以来，青年诗人们的诗学理念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比如，诗人郑小琼在《词语的情感》中所说的“枯燥的诗意”与以现代工业为中心的诗歌图景；又如诗人肖水在《童年的往生》中提出“童年写作”的概念，作为对某种过度了的“中年写作”现象的纠正等等。这些青年诗人个体颇具创造力的诗学理念应得到更加充分的关注。
新媒体与新的文学生产机制
从媒介与文学生产机制的角度来看，青年诗人的写作状况同样发生了重要变化。首先是新兴媒介如微博、微信、豆瓣的兴起。以微信为例，自2012年上线以来，微信公众号已深刻地改变了当代诗歌的传播和阅读。凭借低门槛、极高的用户使用率和传播效率，加上诗歌体裁普遍较为短小的篇幅，微信公众号一跃成为十分重要的当代诗歌媒介。高度发达的网络造就了众多“线上”诗歌群落。这一现象在近两三年中更加明显，如较活跃的“合流”“几何诗社”“镜诗社”“诗同读”“诗午餐”等等，它们的成员来自五湖四海，与过去以地方、纸媒为组织中心的诗人群体有着不同的结构。同时，这些线上群体也更愿意尝试在更多样的新媒体平台上扩大其影响力。
另一个重要的现象是高校成为了青年诗人们十分重要的、甚至是主要的阵地。2010年前后，高校诗歌类社团如复旦诗社、北大五四文学社、武大浪淘石文学社、同济诗社、南大重唱诗社等，大都已形成了一定的气候，在此后的十多年中继续吸收和团结了大量的青年写作者。以复旦诗社为例，该学生社团十年来的历届成员总量保守估计也要超过400人。由高校学生组成的诗歌社团在上世纪80年代也曾十分火热，不过其结构远不及如今这般复杂，如今高校诗歌社团已自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系统。一些社团已持续活跃了十数年乃至数十年，其内部的文化资源积累已不可忽视。社团成员的写作大都伴随着社团内部的评诗会、读诗会、诗歌奖项、网络平台展示和交流等一系列相对固定机制的运作。他们更容易得到传统刊物与新媒体的关注，比如自2017年起，《青春》杂志的“世界大学生诗歌联展”“高校文学社团作品联展”等栏目集中刊发了不少高校社团成员的诗歌。他们有能力制作和出版自己的诗选集，比如《在复旦写诗》《多向通道：同济诗歌年选》《那无限飞奔的人：清华学生诗选》等接连出版。部分高校诗社还筹办了影响力较大的大学生诗歌奖项，如北大“未名诗歌奖”、复旦“光华诗歌奖”等。以“光华诗歌奖”为例，奖项每年筹办一届，每届从数以百计的稿件中经过三轮评审选出10篇获奖作品，十年来已评选出了100位获奖者，他们都是同龄写作者中的佼佼者。仅从这一侧面我们便可以看到高校社团在当代青年诗歌写作场域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也能看到这一代青年诗人的写作可谓硕果累累。
知识性、语言实验与新经验
那些诗歌永恒的话题：生活之甜与苦、青春的疼痛、炽热的爱、形而上的沉思等，构成了炎石、砂丁、张存己、拾谷雨、甜河、马贵、王彻之、何骋、星芽等诸多优秀诗人的主题并得到崭新的表达。更重要的是，包括他们在内的这一代诗人还具有截然不同于前人的身份，他们是“文明的孩子”和“数字原住民”，知识性、语言实验性以及对新经验的敏感等特征总是或多或少地被这一代诗人所共享。
这一代人的写作呈现出知识性的特征是一种必然，各学科门类的专业知识为他们的诗歌提供了材料与方法。其中最突出的自然是人文领域的知识，除了随处可见的体现着互文性与对话性的引文形式以外，前人的文本或思想也影响了他们诗歌的主题和结构。以刘阳鹤的《迷宫》一诗为例，这首诗以米诺斯王宫的传说为蓝本，同时糅合进巴什拉和博尔赫斯的文本，呈现出诗歌与生活迷人的含混性。在其他情况下，那些在过去无缘于诗的知识门类得到了诗歌语言的调用，如贡苡晟的组诗《侵略蓝星计划》大胆启用专业的化学知识作为日常的背景，令人耳目一新。在更深的层面，知识性还与历史意识结合起来，如李海鹏的《转运汉传奇》等一系列诗歌对于唐传奇等传统文学精神的激活，胡了了的《完璧》《吴梅村》等诗对历史人物兼具学究、演绎与镜鉴性质的书写等。
语言实验性是另一个重要的特征。中国新诗史可以说是一部语言自觉的历史，自新诗诞生起，语言的效率、及物性、音乐性、逻辑性等问题便一直为诗人们所关心。近十年来，青年诗人们的语言实验从多个方向将新诗语言问题往前推进。其中一个重要的方向，是将语言的问题转换为话语的问题，诗歌集中关注语言背后一系列社会文化情况。这方面的典型是曹僧的“字典诗”，如《淘》，从淘米淘衣，到流量的标准下人“淘汰于消消乐”，再到“淘宝”“淘洗的数据碑”，这首诗通过话语的解析和组合揭示了心灵在当代生活中的变异。另一更为普遍的方向表现为对诗歌“游戏性”的探索，这是青年轻盈、戏谑之性格的表现，也是他们对诗歌目的的一种反思。秦三澍的诗是此中代表，他的诗集《四分之一浪》以高超的智性和诡谲的语言对沉重的生活作出了回应。第三种方向是对于新诗格律的探索和建设，其中十分突出的是李意奴，他的十四行诗如《雨中缙湖》等对音节的衡量十分考究，同时兼顾诗意，语言极尽雕琢却又不留痕迹。
生逢信息时代的开端，这一代青年诗人较早地、甚至是从童年时期便开始与计算机、互联网等新生事物打交道。借用何言宏的话来说，他们是根本上区别于“印刷文化”的“网络文化的第一代人”。以数字景观为中心，青年诗人们致力于捕捉最新鲜的当代经验。蔌弦的《谷歌里的旅游记者》和曹僧的《朋友圈的患癌青年列传》均对信息和娱乐时代的个体生活作出了入木三分的刻画，轻盈戏谑的风格背后是一种悲悯和清醒；叶飙的《浦项中心》关注现代商业现象，诗中“某位商业奇才”将自然物“云”视作“资源”并试图为之做一次“人力上的组织调整”，表现出资本对当代人心灵的影响；康宇辰的诗歌如《迢迢长路联合大学》对令人手足无措的后知识时代有着深刻的洞察；方李靖的《一场城镇化运动的观察笔记》记录了以工程机械为代表的现代工业在当代生活与个体心灵中引发的震撼与问题。繁多的新经验也拓宽了青年诗人的想象力。张小榛的组诗《机器娃娃之歌》将日常生活与一种后人类的视角结合起来；诗人“我是蝎大人”的长诗《登月疑云》依托阿姆斯特朗登月这一本事，将宏大而瑰丽的想象填入诗歌，天文学、物理学、互联网、各类公式和数据在诗中与神话、历史一同塑造了一个当代人想象的边界。他们的作品中充满了新经验与新诗意碰撞的火花。
这一代青年诗人的写作生涯才刚刚开始，却已为中国新诗提供了诸多新的可能性。近十年来他们的成长无疑给人惊喜，他们的未来更值得我们去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