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成为父母，面对人生角色的转变，这种巨大的现实变化并不会常常显露在作家笔端，许多作家善于或是极力隐藏这一切，但对作家笛安而言，她毫不隐藏这些对自己写作的影响。2014年，她推出了第一部古代历史小说《南方有令秧》，这部作品从开始到完成，正好横跨了她人生中一个重要阶段——成为母亲。这种影响并没有突然涌现在她笔下，几年后推出的长篇小说《景恒街》里，她触及了金融行业职场题材，里面的主人公依然想着逃离芸芸众生、心怀不甘，这部小说为笛安的写作画下一个浓重的分号，之后她开始直视自己成为母亲的人生，并将一些感悟感受放进了中短篇小说中，其中有一篇越写越长，直到成为小长篇，近期它以《亲爱的蜂蜜》之名刊登在今年第四期《当代》杂志上，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单行本，并入选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首批项目支持名单。

对一个青年作家而言，生命中许多顿悟的时刻迟早会渗透进文本中，有些是转折点，比如等来一个人类幼崽。在《景恒街》的后记里，笛安已经透露了这种感受，“四年来，人生经历过很大变化，可是，剧变之后，世界运转如常，往日内心深处的台风海啸，不过是种不高明的修辞。我像是恍了神，置身事外地站在阳台上，像凝视日出一样凝视自己的人生，没有感情也毫无感慨，只是当最绚烂的霞光消失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刚刚消散的，是我的青春。太阳自然会照常升起，可是明天此时，站在这里看日出的那个生命体，已经不会是我。天道如此，无须多言。”略带伤感的告别青春，颇像新作《亲爱的蜂蜜》里，36岁的熊漠北第一次听到约会对象崔莲一拥有一个三岁女儿时的心理落差，等到初次和小名“蜂蜜”的小女孩接触之后，熊漠北感觉对方的眼神“像中学教导主任的表情”，那天带给他的另一个感受是，“幼儿是洪水猛兽，我们文明人在他们面前都是不堪一击的”。

笛安在这部小说里显然进入了一种因为熟悉而产生的“很愉快的体验”的写作过程，关于如何照顾人类幼崽以及蜂蜜行为对应的种种外界反应，都在她的现实体验之中，也因为这种母职体验，让她的写作第一次如此明显切近的进入家庭生活内部，让当下成为父母的“80后”读者感到格外熟悉。而笛安也表示，身边有些朋友表示，有了女儿之后，她的文字风格变化了许多，“我说不上这件事好还是不好，但它确实发生了，而且说明这个幼崽对你的人格有一个重新塑造的作用。”女儿的出现，唤醒了笛安自己童年的许多片段记忆，过往这些记忆隐藏在内心深处几乎以为它们不存在，当因为女儿的出现而被重新捡拾回来之后，这为笛安带来了许多新的感受。她在小说中开始关心一个生命如何照耀另一个生命的过程，但她巧妙地转化了小说里的主角，不是母亲崔莲一如何被蜂蜜改变，而是突然出现在蜂蜜生活里的陌生叔叔熊漠北，他的人生发生的转变。在创作谈中，她坦言自己的目的，“当一个崭新的稚嫩的生命降临到一个成年人的人生里，TA将如何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

这个视角的转化为《亲爱的蜂蜜》带来了更为丰富的历史感，或是如评论家何平所言，“时效性”和“此刻”。作为“独生一代”的熊漠北，经历了从“计划”到“市场”的社会变化，多多少少呈现出一些有共性的特征，他过于重视物质价格，忽视亲情关系，他会合理化自己的自私，“只要我还活着，漫长岁月中，我有的是时间一遍又一遍把自己做过的所有选择都合理化，实在不合理的就用‘当时还年轻’一带而过。在心里的某个角落暗自忏悔的，都是些无伤大雅的疏漏——这种忏悔类似于健身，可以给自己的心灵制造一些绝对能够克服的困难。”直到和蜂蜜经历了深入接触陪伴之后，熊漠北从纯真的蜂蜜身上开始反思自己的过往，他蜕变成了蜂蜜眼中的“大熊”，一个有耐心和蜂蜜讨论冰激凌为什么会融化的大熊，一个会在深夜和蜂蜜等待花开瞬间的大熊，一个把自己汽车喷成蜂蜜最爱的粉红色的大熊。他仿佛回到了童年，改造了自己不够美好的童年，相信“一个人在百分之百表达惊喜与‘羡慕’的时候，能够没有丝毫卑微，没有丝毫自惭形秽”。

蜂蜜的角色任务，似乎完美契合了现代文化所构建和崇拜的“儿童”形象——充满童话感，等待启蒙，让成人世界自惭形秽。但笛安还未止步于此，她写作这部小说不仅是让蜂蜜的童年去激活一个成年人的童年记忆，另一个目的还在于探讨这些彼此相遇的人如何应对现实中重要的历史时刻。小说中，熊漠北与崔莲一的感情并不那么顺利，如果没有蜂蜜这个“粘合剂”，或许还显得过于理性与脆弱，而新冠疫情的到来让他们再度审视自己生命未来的不确定性，确证彼此还是应该走在一起，“我和崔莲一会百年好合的，一定会。因为我们这些幸存者别无选择，百年好合，是唯一的出路。”在小说结尾，熊漠北说道。何平评价笛安的中篇《我认识过一个比我善良的人》时曾说，“作为新世纪新北京人之渺小的一个，笛安有为这浩大群体命名的雄心，让其中籍籍无名者有名，让他们有个人的命运史和心灵史。橘南、章志童和洪澄，虽为房东和租客，却属于同一个阶层，故而他们可以成为暂时的精神共同体而相依为命、守望相助。”这个评价同样可以用来形容《亲爱的蜂蜜》的结局，等疫情结束之后，两个成年人是否还会如此确信这份感情，并不那么重要，他们的命运史和心灵史已经发生了改变，并且被清晰勾勒了出来。

对笛安而言，她借助这段“忘年交”让自身写作探入了家庭生活内部，让时间真切流动起来，并尝试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相连。她的写作风格已经发生变化，她曾观察文坛一些青年作家的话如今也像是在形容自己，“我现在明白，随着时间推移，随着一个人的人生阅历的丰富，最初语言里鲜明的个人特色，会越来越平、越来越少。一开始非常锋利、非常露锋芒的那种特别的东西，它是会随着时间减退的。风格形成后，它会幻化成别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