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重视儿童的诗歌创作？
从古至今，儿童的诗歌创作一直是文学史、文学教育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对我们来说，1980年代尤其是近20年以来儿童的诗歌创作，更是令人印象深刻：各地校园里儿童诗社的活跃，孩子们创作的童诗作品的不断发表和出版，一些孩子创作的童诗作品的口耳相传、不胫而走等等。“童诗现状与发展”论坛此前的讨论中曾不时涉及这一现象和话题，本期收到的两篇文章，恰好都与这一话题相关。 许廷顺的《为什么要重视儿童的诗歌创作》一文，围绕儿童与成人的诗歌创作，提出了“我们应当从怎样的维度上来理解二者的不同？”以及“理解这种不同对于今天讨论的儿童诗话题有着怎样的意义”等问题。肖雨的《诗是童年的一种存在方式》一文，则讲述了一个儿童写诗的个案，为我们思考“童年与诗”这一话题，提供了鲜活的故事与素材。——方卫平
儿童诗短小、精练、直悟、通感、活泼、灵动的特点，与儿童感受、认识和把握世界的心灵方式，具有高度一致的契合性，因此人们常说，每一个儿童都是天生的诗人。儿童诗这种文体，可以说天生是为儿童所预备的。在儿童诗的天地里，孩子们找到了最自然也最深刻的表现自我的方式。学者方卫平曾用一段传神的文字，揭示了儿童诗与童年精神的内在关联：
每个生命在童年时代，或许真是天上的来客，他们的语言、情感和思维，虽由人世间的生活激发起来，却总带着当初凌空翱翔的风姿和天外飞来的奇趣。而当我们用儿童诗的方式走进童年的世界，我们无疑也在重新建立与一个正在或已经被我们忘却的感觉和想象世界的联系。
儿童诗是造物主给孩子们的宝贵眷顾，同时也未尝不是对我们大人们的精神馈赠。我们成人总以再不能“回到童年”为憾，总以无法把握到“童年精神”的“原始质地”为憾。我以为，这个缺憾可以借由儿童自己所创作的儿童诗而稍得弥补。儿童在现实生活里面学习和模仿成人，但他们常常在诗歌里最大程度地保留、表现着自己。儿童参与儿童诗的创造，是童年非凡奥秘和童年自由精神的最直观最生动的展示，是成人触碰、理解“原生态”童年生命形态最便捷的通道，因而弥足珍贵。
台湾儿童诗人林焕彰先生在为大陆出版的一本孩子们创作的童诗集所作的序言中，曾发出过这样的赞叹：
走进这片孩子们的诗园，我傻了眼！
怎会是这样？
我在问我自己：怎会是这样？而且一问再问：
怎会是这样？
每看完一首孩子们写的诗，我都会再问我自己一次：
怎会是这样？
诗人一连用四个反问句“怎会是这样”，来表达他阅读孩子们的诗作时所受到的强烈震撼。他的这种反应，我想绝不是刻意的夸张修辞，而是代表了无数读者真切的阅读感受。这种感受的形成，我想正是因为孩子们的诗，让我们真真切切地目睹了他们是怎样“带着当初凌空翱翔的风姿和天外飞来的奇趣”，而那是“一个正在或已经被我们忘却的感觉和想象世界”。
有这样一则消息：慈溪市某小学诗社的指导教师史进，有一次看到《钱江晚报》刊登当代中外诗人为儿童写诗的内容，细读之下他觉得“成人味特别浓”，于是做了一个调查：向300位学生发了两份诗歌集锦，一份是晚报上登的那些童诗，一份是诗社学生自己的作品，让孩子们说说喜欢哪一个。结果有253个同学认为学生自己的诗写得好，他们喜欢读。为什么呢？学生解释说，报上的诗写得太深，不易懂，又缺少童趣，很难真实反映少年儿童的内心世界，而学生们自己的作品，则写出了他们心里想要表达的东西，因此非常能吸引他们。史老师为此撰写并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童诗还得儿童写》。
孙玉虎所作的《一次关于童诗的普鲁斯特问卷调查》或许更值得我们注意。他的问卷调查对象，既有金波、林焕彰、李少白等年逾耄耋的前辈作家，也有姜馨贺、姜二嫚、杨渡等近年来涌现出来的“00后”诗人。在被问及童诗的“特质”时，三位“00后”诗人的反馈令人印象深刻：有两位诗人坚定地表示自己没写过童诗，其中一位认为，“把诗歌分出‘童诗’来，对未成年诗人是不尊重的”；另一位表示，“不清楚所谓的‘童诗’的定义是什么，是儿童写的诗，还是以小孩口吻写的诗。如果是这样，我不太认同。”唯一一位在“童诗”语境下作答的“00后”诗人，则保持着对成年人参与童诗创作的高度警惕，认为“有很多童诗作家并不了解儿童，他们写童诗是给自己心里所想的儿童看的，而他们往往把儿童想得过于简单了。”
可以说，“00后”诗人所表现出的对童诗和童诗作家的思索，其观点令人印象深刻。在他们那里，童诗的定位及合法性遭受了某种质疑和挑战，尽管这种质疑和挑战也不同程度地会来自成人的儿童诗作家和学者，但是本身就以“小诗人”身份震动文坛的“00后”诗人，因其与“儿童经验”更为贴合和切近，所以，他们的意见和感受毫无疑问更应当引起我们特别的关注。
以童诗成名的小诗人，为什么甚至不愿承认自己写过童诗？推想其原因，盖因为他们不得不使用的“童诗”概念，常常是由成人的儿童诗作家所定义的，是以既往的儿童诗写作实践为坐标系的，而那并不是他们心目中真正的童诗。唯一在“童诗”语境下作答的“00后”诗人说“很多童诗作家并不了解儿童”，这一句话似乎道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归根结底，是否和能否理解和尊重儿童，不是由成人作家自己说了算的，而是要悉心聆听孩子们自己的感受。明乎此，我们庶几会从新的维度来重新审视孩子们自己的诗歌创作，进而探讨孙玉虎文中所言“当下童诗在呈现童年面貌的多样性方面所遇到的瓶颈”问题的破解之道。
谈到成人作家写作儿童诗的合法性，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真实问题，但是它确有可能导向某个或某些也许尚未清晰显现的真实问题。我个人阅读儿童诗的突出体会是，每当我读到更多的成人和儿童所作的童诗作品，就会更加强化这样一种感觉和印象，那就是：成人所写的儿童诗和儿童自己写的诗，是本质上不同的两种东西。这种不同已经到了若非给予专门的命名，便很有些不方便描述、论说的程度。两者当然都可以归到“儿童诗”这个门类里边，问题是我们应当从怎样的维度上来理解两者的不同，以及理解这种不同对于今天讨论的儿童诗话题有着怎样的意义？
整体来说，我把成人的儿童诗和孩子的儿童诗的不同，近似地理解为人文之美与自然之美的不同。孩子的儿童诗“带着当初凌空翱翔的风姿和天外飞来的奇趣”，它的美，美在至情至性，自然天成，自由无碍，是天真与通达、混沌与纯粹、原始与摩登的合一，是真善美尚未分化前的人之初的样子，可能也是人类最接近神性的时刻。我们常常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包蕴万象和造化无穷的奥妙而深深折服、惊叹不已，这种狂喜的心灵体验在我们阅读孩子们的诗作时也常常可以领受到。
而与之对照，成人的儿童诗来自成人世界对儿童和童年精神的缱绻回望，它是一种被审视、被模仿、被加工和改造过的“自然”，更多呈现出纷繁的文化特征和技术特征。成人儿童诗的人文之美，私以为应以“无隔碍”“法自然”为至境。具体说来，这种美正是来自成人儿童诗对其自身必然蕴蓄的文化特征和技术特征的克服，是在这个矛盾的克服中所显现的自由精神。自由，即自然与生命的真谛，即丰赡、充盈和博大。而当成人儿童诗的文化特征和技术特征不能被很好地克服时，其人文之美就会受到折损——那是作为成人的儿童诗作者最应当警觉的。
成人的儿童诗和孩子的儿童诗，二者在“儿童诗”这个文类里面的位置和相互关系是怎样的？设若儿童文学最基本的身份和功能，就是反映儿童的生活、情感和愿望，在此基础上才有儿童的教育、发展等更高的社会目标——如果我们确认这一点的话，那么不难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孩子创作的儿童诗也是儿童文学重要、独特的组成部分。道理很简单，因为孩子自己更了解他们怎样看待世界、想要什么。即便成人希望从外部来关心和帮助儿童的发展提高，也必须首先是建立在充分理解和尊重儿童的基础上，否则就可能出现以成人意志简单代替儿童意志的做法，出现名义上为孩子好、实际上是满足大人自己需要的情况，如此也就可能谈不上儿童真正的发展提高。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把孩子创作的诗看作是儿童诗整体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是关注儿童诗首先要关注的部分。成人创作的儿童诗今天仍然是儿童诗的主体构成，由于它有着成人和儿童的双重视域，因此其所交织、碰撞和衍生的关系要比单纯地表现儿童复杂得多，值得讨论的问题也多得多。
以任溶溶、柯岩、金波、薛卫民、王立春等为代表的几代儿童诗诗人，创造了中国当代儿童诗的珍贵历史。今天，把孩子的诗从宽泛的儿童诗概念中独立出来，继而把孩子的儿童诗与成人的儿童诗并置对照，辨析其不同的功能、性质和相互关系，这样做对于推动儿童诗的创作和研究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呢？
首先，孩子们的诗歌创作活动是儿童个体生命释放的重要内容，是社会整体的儿童解放运动的组成部分。把儿童的诗歌创作从纷纭的儿童诗现象中单独抽离出来，有利于凸显其有别于成人儿童诗创作的独特思想和艺术价值，确立其在目前成人主导的儿童诗及整个儿童文学界的独特地位；有助于儿童本位思想在儿童诗和儿童文学创作和研究中的进一步明确，推动儿童诗研究的深入进行；有助于推动儿童作者诗歌创作的组织、教学、研究活动的更高质量的开展，从而让更多的孩子自信地拿起笔来，书写、记录、吟唱属于自己的童年。
其次，儿童的诗歌创作为我们提供了活生生的“儿童本位的文学教材”，有助于消除儿童诗创作中长期存在的某些“成人化”弊病，有助于儿童诗创作艺术面貌的整体性丰富和发展。在相互对照和切磋过程中，便于成人作家们更深刻地了解和熟悉儿童，真正愿意去做儿童的知心人，把儿童的愿望、感受和未来福祉当作自己的出发点，同时也辩证地看待成人相比于儿童的优势、长处，处理好“长处和短处”“成人和儿童”这些复杂的创作关系问题。儿童诗存在的问题有很多，解决的途径一定也有很多，但是其中的有效途径之一，是可以多读读孩子们的诗，多从孩子的诗里取取经，毕竟说到底，他们是儿童诗的本来作者之一和最终、最重要的接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