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20年9月，批评家王尧发表《新“小说革命”的必要和可能》一文，在小说界、批评界引发较为强烈的反响，不少批评家、作家纷纷撰文与之呼应，各自的看法或各有不同，但相对统一的是，此时的中国小说的确需要一种变化甚至“突变”的可能性；此时的中国小说“有高原无高峰”的现状存在日久，这里面的确存在着一些匮乏，我们在普遍的阅读中也的确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能满足……王尧在文字中提出，之所以称之为“新”小说革命，是因为“在1985年前后的小说与相关思潮的巨大变化被称为‘小说革命’”——其实在此之前还有一次同样（甚至更为）显赫的“小说革命”，它的起源或许可追溯至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其中“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即是其先声。在这里我并无意梳理“小说革命”概念的提出和流变，而愿意将目光集中于：提及新“小说革命”为何会有如此反响，它所反映的“普遍共识”究竟有哪些？这种共有的“不能满足”是不是意味当下的小说写作具有普遍匮乏？批评者的诸多“药方”是否中的，是否治标治本？……在我这样的小说写作者和阅读者看来，它，可能更是问题。

因此上，在这篇文字中，我想我也会回避我们当下文学的已有成就，它在诸多的年度综述和新作批评中都有体现，我没有必要重复指出。我也会回避或部分地回避王尧先生他们所提及的药方和解决之道，对批评的再批评也不是我写下它的本意和关注点。在这里，我更愿意以一个长期的阅读者和小说写作者的身份，谈一谈我所认为的我们当下小说的普遍匮乏，以及不尽如人意之处——当然，有卓越的写作者不在我所提及的普遍之外，我要言说的，仅是一个基本共相，是当下中国小说呈现出的“基本面”而不是“最高面”。

一

“问题意识”的匮乏

1902年，梁启超、陈独秀、别士、楚卿、鲁迅、林纾他们在“小说革命”倡导中的某些“认知”现在看来依然有着它的可贵。譬如梁启超认为，小说是开启民智最有力的武器，是“浸润于国民脑质”的良药，对培育新民、提升群治有着最为重要的作用；鲁迅则以为小说中贮含着“启蒙”和“治愚”的作用。再譬如，将小说视为“游戏”的李伯元也受小说革命风气的影响而转而认为小说应“或对人群积弊而下砭，或为国家危险而立鉴”……第一次“小说革命”中的主张中有经有权，有当时具体和现实针对，有“片面深刻”和矫枉过正，但其中包含的道理性不应被忽视，也难以被忽视。与之相呼应，列夫·托尔斯泰也认为，小说“越对生活有意义，则它的格越高”，这是评判小说质量的标准之一——小说，当然需要来自生活的摇曳丰盈，需要游戏性和游戏精神，需要对“无用之用”的在意和纤细之末的敏锐，需要……但它更需要的，甚至是最最需要的，是它的“问题意识”，是对生活意义的追问、探寻和勘察。好小说给我们启示，让我们思考，教会我们理解不同，诱发我们的创造力，敏锐我们的神经末梢——这是小说家们在写作之前就要自我审视的部分，在写作开始之前我们必须问一下自己：它所提出和追问的问题是大得不得了的真问题吗？它对生活的理解和改造有意义吗，对思考力的提升有意义吗？在此之前是否有人如此提出，而我的新发现在哪，它足够值得，我用尽力气来完成它吗？……

而近年来我们的小说，大概更愿以矫往过正的姿态强调“无用之用”，强调日常生活的逼真化书写和描绘日常，强调贮含于生活之中的“活色生香”……我们乐道于生活平面和对平面感受的“发现”，乐道于发现那些被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发现过一千次、一万次的所谓道理，甚至部分是已经被证实为谬误的道理，我们也乐道于发现人性和人性的复杂——我的意思并非说人性的复杂不值得发现，而是认为，知道和理解人性的复杂往往只是现代小说的一个“原点”而不是“终点”，心理学在这方面的提供已经足够多、足够多，小说中“人性的复杂”和对这一复杂性的追问应当“机杼别出”地创造一个独特的“实验区域”，它应当和人物关系、社会境遇以及诸多的影响因素放在一起考量……事实上，所谓认知人性本质上也是为了探寻生命和生活的“某种可能”，它指向的，依然应当是开启心智，指认生活的一种可能和由此带来的追问：生活如此？非如此不可？有没有更好的可能？

鲁迅专注于国民性开掘，萧红以现实为面影为地域生活立传，列夫·托尔斯泰试图审验“道德生活”在人世间的建立，卡夫卡通过小说的方式建构和审视“现代生活的一种普遍处境”；奥尔罕·帕慕克则将自己的思考核心放在文化差异和文明冲突之上，他思考完美的价值和价值交融，以“蜗牛”为个人图腾的君特·格拉斯几乎穷尽了“毕生精力”，他一直在与“纳粹性”的存在和它的可能保持纠缠，思考它起源的古老，它的魅惑力所在和重新复活的可能，通过小说将问题一步步引向深入……在阅读鲁迅他们的小说时，在阅读国外一些经典作家的作品时，它们时常会引发我们的沉思，时常会有智识上的愉悦感，时常会有“耳目一新”的火花出现——在他们的写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强烈的问题意识，他写下的是他们对生活、命运和“我们”的巨大追问，是相对而言的“大问题”，尽管有些大问题是依靠小人物和小故事来承载的。米兰·昆德拉说，“小说的精神是一种复杂性精神，它一直在对它的阅读者说，事情并不像你想得那么简单”——如果将它看做是标准，所有小说必须保持的标准，那反观我们的小说，做到了吗？我们的写作“对生活的意义”在哪儿？

“越对生活有意义，则它的格越高”——事实上，我们时下的小说或多或少有回避问题之嫌，回避精神难度之嫌，它满足于与流行思想媾和，满足于提供已知的那些道理，更为可怕的是，我们似乎越来越满足于“小容小貌”，书写那种寡淡的“小而温暖”的或“小而忧郁”的情感和情绪。它是，可以是文学的一个向度，但如果是一个普遍，则不能，不行。

二

宽阔度的匮乏

我非常、非常不满意批评家们反复提供的“要生活”“要展现现实生活的丰富”的告诫，我对它的不满不只是太过老生常谈，更主要的，是它在确认一个道理的正确的同时也在“划地为牢”，将原本的正确变成了“片面深刻”。

错误不在“要生活”这个词上，而是将“生活”这个词不断自切，僵化并且标本化，原本一株郁郁葱葱的大树被剔除了看不见的根也被剔除了生长着枝叶的树冠，进而我们还试图剥去树皮，抹平虫洞……于是，我们试图要的生活慢慢变成了我们可理解的、正处于的那个小小切片，没有飞翔也没有未知，没有神秘也不存在旷远，即使如此我们还会把某些日期和事件从中挖去——生活，便变成了一种匮乏之物，一种只和欲念、办公室政治、勾心斗角的焦虑、日常化浅薄思考相关的“物质性赘物”。

“要生活”——如果我们不把生活这个词狭窄化的话，它其实还可以加上“要历史”，因为历史也是生活的一部分，是影响我们地域性格和处事原则的潜在，历史和对它的塑造、书写当然也应纳入到文学提供中；我们还可以加上“要未来”，所有的未来都是现在的延续，它会有许多的变化但有些东西一定具有恒定性，是时间和时代不曾改变到的；似乎，还可以加上“要想象”，想象力其实一直伴随着文学的发展，是呼吸和阳光——就整个世界而言，文学的诞生地是神话，是幻想、寓言和现实的奇妙混合体……当然，随着小说“思考一个故事”的向度的开启，“要思考”也是小说品质的保障之一，而所有的思考都与生活、作家的生活感受和阅读书籍中的生活而得来的感受有关。如果我们接受这一拓展，那它就应是“无边的现实主义”，它就会具备丰富的、足够的宽阔度。

然而现实是，我们当下的文学创作在“要生活”“要展现现实生活的丰富”的训导和写作者们精致利已之心的诱惑下，我们不断地狭窄生活这个词和现实这个词，把它慢慢地变成：我所经历的生活；我所经历的和可能能被你理解的生活；我想象的、和你们经历中的、在新闻纸上读到的大致相似的生活；我感觉你可能感兴趣、可以在日常中发生的那种生活……它部分地割舍了历史，割舍了想象，割舍了幻觉和感觉，割舍了思考力和它可有的“宽阔度”。于是，我们的当下写作往往提供的是：平静或者不那么平静的日常生活，保持着与新闻纸和记录片的部分的“像”，迷恋于镜像描绘、器物描绘；保持着和这一时代、这一人群大致相同的思考力和认知高度，保持着小说主人公不思想的“我”也不思想，再说一遍，我们在小说中提供的所谓深刻不过是早被证明或言说过的道理，尽管有些批评者还为此趋之若鹜，赞叹不已……与这种所谓的“现实”和“生活”相像，我们在写作中、在所谓生活的掩映下所完成的，往往是简单的、个人的、局部的欲望，往往是杯水微澜里的勾心斗角，往往是——一种并不与我们作家们的具体生活相称的、虚构的“他者生活”，一种……被批评家韩春燕命名的“室内剧”。需要承认，它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精神状态有着强力的吻合，它所描绘的或许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麻木地、无趣地“此时此刻”——可止于此，只有这样的贫乏，并不能使我们获得满足。不是吗？

我不爱这种平淡寡味的、沉在泥沼中的所谓日常生活，我也不爱那种不连着心脏和血液的动物性欲望。进而，我也不爱这一类的小说，何况它们那么地似曾相识，相互克隆。

就在这个时代：生活于英国的奈保尔写下印度三部曲《幽暗的国度》《受伤的文明》《百万叛变的今天》，将有区别的另一文明置于自己的整体观察之下；奥尔罕·帕慕克，始终将东方西方的文明和文明冲突置于自己的整体思考之下，他的《白色城堡》思考文明的交融性和“身份互换”的可能性，《我的名字叫红》则通过绘画艺术对于“完美”的不同理解来呈现文明差异的各有道理，让我们不得不更为审慎地选择：我所理解的“完美”是什么？我的倾向，并不指向唯一正确但与另外的正确不能调合时，又能如何自处，如何选择？石黑一雄，萨尔曼·鲁西迪，萨特，玛格丽特·尤瑟纳尔，路易斯·博尔赫斯——在他们的小说中和思考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知识的宽阔度，思考的宽阔度，生活想象的宽阔度，在他们那里，有一种把整个人类放在一个整体来打量的趋向，歌德所说的“世界文学”的倾向……可我们呢，我们的写作呢？我们只有这简单的、平面的、相似度极高而又往往只有片面一隅的对“这种生活”的描述？当卡夫卡写下《中国长城建造时》，尤瑟纳尔写下《东方故事集》，井上靖写下《敦煌》，布莱希特写下《四川好人》，向着中国和东方文化“索取”故事的时候，我们的中国作家，有哪些人，在向西方攻城掠地，写下过有东方面目的西方故事？我们又有多少作家，是以一种现代的、具有反思精神的宽阔写下属于我们的历史小说？

我说的宽阔度，一方面是知识的宽阔，它的综合性体系，对于所有人文知识的尽可能熟稔；一方面是地域的宽阔，最大可能地拓展自己的视域，将世界和人类看做整体一起打量；一方面是写作范围上的宽阔，除了日常生活之外他还可以在自己的文学中容纳历史和哲学，幻想和追问，神话与寓言……我说的宽阔度，其实还应包括纵横的宽阔，不止于猎奇和展现，不止于“手把件”的精美雕刻，而是将小说中的个人和事件当做支点来考察，由此的一沙慢慢地会成为一个世界，整体性和宏大感的世界……

三

想象能力的匮乏

想象力的匮乏是文学之癌，是一种必须警惕的重症——问题是，这一重症在我们的小说写作中似乎有扩散的危险，鲁迅在《小说新编》中的尝试、王小波在《白银时代》中的尝试、包括八十年代以降的诸多极有想象力的尝试，在我们时下的写作中日见式微，渐被剔除。我们说，我们可以说所有的文学本质上都是现实主义的，都是对现实问题和现实思考的追问与发现，即使它是以遮遮掩掩的方式、“弄虚作假”的方式、以鹿代马的方式、“怪力乱神”的方式——这些方式其实都是古老的，具有传统性，是一种“已有”，但在我们的时下小说写作中它们变得越来越稀薄。

可以说，想象能力的匮乏已成枷锁，它影响着甚至是严重影响着当下小说的基本质地，正是这一匮乏使我们的部分小说（甚至是大部分小说）无智无趣，成为米兰·昆德拉所诟病的“死亡的小说”：这些小说没有为征服存在增添任何东西。它们没有发现存在新的片断，它们仅仅是证实了那些已经被说过了的东西。由于什么也没有发现，它们没有能够加入到发现的序列中来……想象力的匮乏与“问题意识”的匮乏、宽阔度的匮乏以及一切匮乏都互为表里，相互作用，这一匮乏往往会造成其它种种的匮乏和坍塌。我想，这也是王尧先生和诸多作家、批评家呼唤“小说革命”的基本原因之一。

想象力在小说中的体现，可不仅是“超现实”“魔幻”“寓言”和“荒诞”，这些表象性的想象力方式是非本质的，本质上，它是对现实可能的注入（本质上决定一部小说真实与否的不是那些轶事），是将虚构的故事（无论这故事像生活还是更像幻觉，有神怪的参与还是有动物说话）用卓越的想象让它的读者能够“身临其境”，并“信以为真”。写作现实主义的小说其实更需要想象力的参与，在貌似现实、极像生活的小说中建立说服力的难度，比具有“超现实”“魔幻现实主义”以及“荒诞”特征的小说难度更大；而在貌似散漫的日常性中建立故事、曲折、开始、高潮和结束，以及“我们可理解的意义感”，想象力的参与和介入同样必不可少。我们可以以耳熟能详的鲁迅小说来举例说明。一，他塑造的人物，无论是阿Q，孔乙已，祥林嫂，都是极具个性和鲜明性的，这些人物你不会将他们和小说历史中的任何一个人物相混淆，而他们身上所带有的特点，又都是源自于生活同时产生于理念的“混合类型”，也就是说，想象力在暗暗地助力于鲁迅的这一创造；二，阿Q被赵老爷打心里暗骂“儿子打老子”的细节，孔乙已非要教我“回字的四种写法”、在桌上细心地排着手里的铜钱的细节，祥林嫂见谁都要述谈自己命苦、儿子被狼叼走而渐渐遭人厌弃的细节，都是作家为人物特意安排、挪给另外的人就不会合适的细节，是他和别人都“无法再次使用”的细节，而这部分细节的产生可以说，首要依赖于想象力，是作家根据人物性格、命运特征和小说理念表达的需要而“无中生有”创造出的专属设计。

然而在阅读中，在我有限的阅读之中，我和我们会发现太多的小说不过是罗列的生活表象的一些外在，阐发流行思想和大家耳熟能详、人云亦云的一些习见，它们没有提供引人入胜又合情合理的故事，更没有提供那种“在其它的文字中见所未见，一经见过便再难遗忘”的人物和细节……恰恰相反，我们会在阅读中数度发现故事的塌陷，人物设计的干瘪，甚至是某些无法自圆其说的情节，等等等等。种种情况的出现本质上都与逻辑思维能力的不足以及想象力的匮乏有关。

……当然，在种种的匮乏之中，我们还可以提认“冒险意识”的普遍匮乏，我们的写作更愿意踏上的是“不冒险的旅程”，我们更愿意顺着前人提供的“成功学配方”来完成我们的这一篇写作，期许能够获得同样的掌声和鲜花；我们在文字的“精心”上也大不如前，我们在小说设计中的思忖和掂对也不大如前，“精心”的匮乏使我们的诸多小说粗糙无比，也使我们偶尔遇见一些精心雕琢的手把件就眼中放光，以为经典。

米兰·昆德拉说，我们的文学应当是前人经验的综合，它要尽量地把整个世界上共有的文学经验吸纳到“我”的身上，吸纳到我的写作中，我们的审美意识和思考向度应当与当下人文学科的前沿保持基本的同步；他说，在这个基础上提供“前所未有”，为未有做出自己的补充，是小说家们应具备的道德自律，“发现是小说唯一的道德”。在这点上，王尧所提出的新“小说革命”其实具有一种永恒性，每个立志于卓越的小说家在完成他的下一篇作品的过程中都必然也必须经历一次“革命”，它，应当一直走在革命的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