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蒙古近年涌现了一批优秀的青年作家，我比较关注的，有“70后”的海勒根那、拖雷，“80后”的娜仁高娃、晶达，以及“90后”的渡澜、阿塔尔、苏热等。青年作家的作品普遍关涉对故乡的热爱与凝视，在寻根中表达对现代性的思考。可以说，这是如今内蒙古青年作家最大的创作特点。

海勒根那的作品丰富而成熟，其中一些涉及内蒙古的游牧文化、生态环境、生死哲学。如在《呼伦贝尔牧歌》中，作家以如实呈现和翔实考证为坚实基础，直接描绘了牧马人、骏马等这些“标准”的民族元素。其中也有《巴桑的大海》这样普遍人类意义的文学作品。巴桑的悲惨境遇，他的梦想与雄心壮志，他的慈悲与宽容，无一不是可以触动全人类的共通的精神元素。在意象上，作者也是将大海与巴桑这个人物巧妙地结合。海勒根那在这些作品中的悲悯情怀与开阔心胸，是他多年来感受、思考与创作累积后的集大成，令他走入草原后又能够走出草原，走向更加广阔的创作道路。晶达亦是如此，她的作品中多是现代日常生活的故事，现代世界高速发展又千篇一律，其中有很多与齐格蒙特·鲍曼所说的“虚幻空间”一般的被忽视的地方。这些被忽视的部分可以是生活中的人心隔阂，人内心中一瞬间却又切实的特殊感受，而晶达的笔触总是会涉及到那些地方。在《乌云与草原的关系》中，作者以“不了解草原之人”的视角回首草原的经历与心境，如此诚实的写作需要强大而细致入微的观察，以及敢于面对真相和内里的勇气。拖雷的作品题材广泛，对沿海和高原都有所着墨，常年的创作与人生丰富的经历让他的文字无论是小说还是报告文学都行文老练、笔触辛辣，如同陈年老酒一样沁人心脾。他创作成果丰富，作品中内蒙古、故乡这些乡土朴素、直接而清晰的元素，可以说既是裱框也是核心。作家走出草原，站在外部世界的视角“回头看”，再选择广袤草原上的文学题材，以创作更加优秀的作品。娜仁高娃的作品则聚焦作为内蒙古另一大自然景观的西部沙地，如《沙窝地》《送亲歌》等都直接描写了沙窝地的风土人情，人与荒漠和骆驼的情缘，在特定的、艰苦却又美丽的特殊空间里，重新思考人与人、人与物之间那些复杂而广泛的联系。人类最普通的生产与生活、情感与理智，在特殊的景观之中，会呈现别样的风貌，令人可以重新思考生命以及万物的意义。西部地区的民俗与传统则作为长年累月的“经验”，令沙窝地的故事总是有迹可循，却又总是带着一丝悲怆感，令作品具有特殊气质。娜仁高娃的作品里，西部地区蒙古族文化的理念与思考方式在行文中自然流露，原始又真挚的情感以及认知令人动容，这拓展了内蒙古精神元素在文学创作领域的丰富性。

青年作家们走出草原、回归草原，心怀天下或者返璞归真，寻根意识总是伴随他们大多数的作品。但是，对于“90后”作家，我们很难以传统的方式进行分类。他们对被施加的定义有所反感，试图追求自己的新路，体现出个性化的追求。

渡澜的作品奇异、独特而又能够联通世界，给人如同《小王子》似的奇特印象，表现出她细致的观察、贴近自然的体验与丰富的阅读量。渡澜的作品没有明显的内蒙古标签，她将故事中具体的标签予以去除，所有的人名、地名，所有的名词、动词、语句，全部都被赋予了与往常不同的意义和功能。比如《声音》中“落日的声音”，《威风老虎》中人人寻觅又无处不在的“老虎”，《凿子》里“蔓延三十公里的口子”等。这些词语脱离了原来的意义指向，被作者赋予了崭新的意义空间。其中一些词语，可能是来自蒙古语语境引起的“词义痉挛”。渡澜将约定俗成的蒙古语翻译词库改为自成一体的音译，如“三丹”于“赞丹”，“敕力含”于“才力干”，多半也是为了远离这一套系统所附带的认知标签，作品才不会附带任何先见。作为双语使用者，她天生对语言的熵增与势能有清晰的认知。她“遵从本心”地进行一些本能而无意识的表述。这些简单的语言结构能够发挥出惊人的力量，令对文字麻木的现代人也能感受文字的冲击力。

苏热前期的作品如《逆转者》《白鸟》等都带有阴郁的气质，兼有哲学思辨意味。在《至死冲撞》中，苏热建构了一个自洽而写意的灰暗楼道空间，随后的《死者》《不眠艺术》《黄塘记》全部都有虚构的“黄镇”存在。黄镇可以说是他的心相投影，是这些作品的基座，赋予他的作品以“重量”。苏热将一切体验和感受都放到了黄镇中，他的语言在准确而且符合直觉的基础上有所延伸。如果说渡澜的“无意识”是字面意义的、直觉上的，那么苏热的“无意识”就是弗洛伊德的、荣格的，他的哲学思辨是清晰、主动、有逻辑的，他的创作有其终极理想目标，因而苏热创作带有明显的文化复魅趋向。他拒绝使用约定俗成的概念与经验，用荒诞而又充满现实意味的架空世界，分享他的体验和思索。

青年作家们对生长的故乡与文化环境爱得深沉，而更年轻一代作家的表达已经有所不同。他们凝视、解构，主动地将熟悉元素陌生化，又无意识地表露自己的内在世界，这些现象无一不说明他们在有意识地以青年的方式去“寻根”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