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时下自然文学蜂起，关于欧美自然文学的推介也是连连不断。不少文学刊物都以各自的方式，引导作家面向自然，面向生态，面向动物，开始了淘金式的写作。一时间小到鱼缸里娇小玲珑的观赏鱼、沙发上伸着懒腰的猫，花盆里静默的蝴蝶兰，大到原始森林、乃至火山和海洋，都被众多的写作者以力求平等客观的眼光重新审视着。这是中国文学在欧美自然文学起势170余年之后的醒悟，是中国道法自然的观念历久弥新的一次大规模复苏。在优秀作品层出不穷的前提下，我觉得，也要深入地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生态与人的关系以及人在自然文学中的位置，是不是有时候会被大家“客观和平等”的纯自然叙述予以忽视。

山水自然往往决定了人们的生存方式，而生存方式决定了历史，历史决定了文化，当然文化也在随时随地影响历史，影响人们的精神世界。就说北方的少数民族吧，为什么一旦发展起来就会不惜代价地离开原生地，千辛万苦，奔向中原，说到底还不是因为原生地气候寒冷，生存环境恶劣。例如鲜卑人，向着温暖和水源，在呼伦贝尔境内从森林到大湖就跋涉了一百年。我想他们迁徙伊始，不大可能预计出后来北魏和唐朝的样子吧，不过是在迁徙的过程中一步步发现了大山之下的天外世界，同时在懂得了物竞天择的前提下，发现了顺其自然的生存之道。他们沿着河流行军，在阳光充足的地段上做城，一步步丰富了狩猎文化和游牧文化，为他们后来吸纳农耕文化，做了心理和物质准备。文化是生态的结果，也是人类文明的结果。所以，作为人类精神产品的文学，既不可以脱离了自然生态形而上地去书写人类的生存和精神活动，也不应该简单地从解剖学和影像学的角度去记录自然生态的物态和律动。

法国现代作家让·齐奥诺说过：“我认为，作家应该洞悉、热爱、理解或憎恶人类所生活的环境，人类周围的世界，正如作家为了描写人物，而力求了解他们，对他们衷心热爱或深恶痛绝一样。我们不应该孤立地写人，播种一些普通的，千百次使用过的种子，而应该揭示人的本来面貌，即塑造出被客观世界的芬芳、魅力和歌声渗透、熏陶，而实实在在、光辉夺目的人物。只要你在一座小山村里逗留过，你就会知道山在山民的日常谈话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对于一个渔村来讲，重要的是大海；对于平原上的村庄来讲，重要的则是田野，禾稼和草地。我们不应该把人物孤立起来。人不是孤立的。大地的面貌镌刻在人们的心里。”对此，我这样理解，大地的面貌丰富而隽永，人的精神内涵因而深刻并个性鲜明，不同地域有不同的文化根脉，从而缔造出了不同的文化语境。在不同文化语境中，对待自然的述说是不一样的。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农耕文明讲的是刀耕火种，工业文明讲的是改天换地，海洋文明讲的是开放和扩张。

我所在的呼伦贝尔，草原广袤，森林幽深，至北可达纬度北纬53度，呈现着原生态的地理地貌，严格意义上说，位于在现代世界的边远一隅。亘古至今，生物植物在这里缓慢地进化，缓慢地生长，即使是消失和灭绝也是缓慢的，没有谁敢于向群山大野，向风霜雨雪呐喊什么人定胜天。牧人要逐水草、阳光迁徙，永远不会挖开草原的泥土层搞基建，他们珍惜草原上的每一棵小草，甚至其传统医学中使用的蒙药，都是采用植物的枝叶，而不像中药那样多用植物的根茎，他们更不会往河流里撒尿、倒污物，不会在树上拴马；猎人在狩猎的时候不打怀孕的母兽，不打动物幼崽，不掏鸟窝，不竭泽而渔。在草原，凡是牧草肥沃的地方，地下都有丰富的地质资源，也曾有大面积开露天矿的历史，现在看来，无异于暴殄天物，好在人们正在想方设法地予以恢复，昔日伤痕累累的草原正日益治愈。在林区，也有一段时间，人们曾经为了生存的名义，拿起油锯，砍伐长生天馈赠的珍贵森林，但是终于幡然悔悟，成了天然林的保护者。高呼着开发旗帜的人们已经获知，一失足便是千古恨，于是开始对原生于土地的游牧文化和狩猎文化心生敬意，看到了人类和自然万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需要平等地生存于天地之间。顺其自然、天人合一是呼伦贝尔的文化底蕴，对于作家来说，是弥足珍贵，却常常稍纵即逝的叙述语境。

在千篇一律的电子生活和网络话语背景中，我驱车草原，步入森林，去看自然，去接触人，有几分恍如隔世，更是如醉如痴，乐此不疲。在游牧文化和狩猎文化的怀抱里，真的像让·齐奥诺所说的那样，每个人都活在草原和森林的渗透和滋养中，芬芳沉郁而光彩熠熠。在这里，生态就是生活本身，就是人物气质本身，也是人物语言本身。我若有所思，不由自主地为那种司空见惯的采风式思维长叹一声。许多创作者常常把牧区人森林人塑造成他们喜欢的那种“我们的歌儿响四方”或者“一人一匹烈马一人一杆枪”那种简单的样子，事实上，你必须先放弃教科书上的格式，才能接近海明威所说的那种位于海面之下的冰山一角，事实上生活是永生的源泉，渊深醇厚，永无止境。

《呼伦贝尔之殇》中有一位在森林和草原生活了一辈子的主人公——我姥爷。他的生存经验都是和山林、草原、动物浑然一体的。他领着外孙在大山深处过夜，被野兽的嚎叫声和脚步声包围，事实爷俩已经在野兽的虎视眈眈之中了。怎么睡觉？姥爷自有妙招，他让外孙脱了鞋，摆在身体旁边，又在周边散了一些干粮渣和肉渣，倒头便睡，结果汗臭味引来艾虎子，艾虎子护食，用一泡骚尿圈住了食物，尿液就是艾虎子的护身神器，其他野兽避之不及，爷俩安然度过一夜。

《额嬷格》中有这样的叙述——我看见一只母狼卧在自家的蒙古包前一动不动，就去打杀它，老祖母说：“它掏你的马群了吗？它叼你的羊群里的羔子了吗？它向你发出凶狠的吼叫了吗？它阻挡你赛马的道路了吗？”然后一鞭子抽过来阻止了我，原来她早就看出了母狼的秘密，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她帮着羸弱的母狼嚎叫，唤来了狼群，狼群叼走了母狼用身体护着的狼崽，解救了衰弱的母狼。老祖母的智慧和情感，来自大自然的恩赐。

在红花尔基樟子松林区，曾经有一个带枪的人，平时人缘还不错，就是惯以狩猎为乐，大小动物死在他的枪口下不少。最后他病了，躺在床上被一种怪病折磨了很久，每一个去看他的人都看见他的嘴巴上盖着一条纱布，却默契地不问这是为啥。人们都知道，他是吐着半个舌头死去的，没有谁提议设法把他的舌头推回去，大家故作视而不见，在心中默默为他祈祷，他们认为让这个杀生无数的人体验一下动物临死时的挣扎和痛苦，他才会在离去的时候，得到最终的解脱。在森林里，生活中的一切都和树木、动物有关。

在特定文化的语境里，观念是大地的包浆。与其追着马尾巴去告诉读者，马每天需要多少草料，最快能跑多少公里；去探求羊的眼睛为什么是矩形的，羊角和羊肠衣值多少钱；沉迷于探讨对黑嘴松鸡求偶舞姿或者马鹿的描写怎样才算惟妙惟肖，一味在科普常识的层面上打转转，莫不如让草原和森林里的万物动起来，看它们怎样和人类的心灵发生撞击，产生诗意的回味，这样才会有产生文学。文学到什么时候，都是一种人类心灵活动的结果，自然文学说到底是要探求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以，我们过于着急，并不是什么好事情，匆匆忙忙地到哪个自然保护区走一遭，然后百度一番，靠修辞加抄文献，弄出个妙笔生花的文本，是不可谓自然文学的。自然文学，首先是文学，自然是个题材，所以自然文学具有全部的文学品质，旨在体现人与万物间的伦理关系，情感关系。那么，我们也必须在生活的泉水浸泡到自己也有了包浆，才可以走进那些大地之子的心灵，发现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秘密，看到他们对自然的神情，从而拿出真正的自然文学作品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把握好特定语境中的人物，写出他们性格的特质，就是写出了文化特质，就是成就了自然文学。

客观平等地对待自然，是人类在地球生态的窘境中不断反思、不断探索，所选择的一种务实的态度。的确，在我们面前堆积着一系列需要回答的课题，诸如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调整碳汇经济的问题，节省水资源、能源的问题、如何避免物种大幅度消亡的问题、如何建设智慧型生态城市的问题、如何抵御战争和武器扩散的问题等等，这些都不是我们守候在清洁的森林里草原上就可以回避的问题，也不是仅仅保护好原生态就能解决的问题。事实上，尽管我们衣食无忧，但是每一个人都处在地球的一步步蜕变中，种种潜在的厄运无时不在威胁着我们。所以，我们的自然文学，虽然做不了指路明灯，但是必须以文学本身的生动和诗意，对科学公民的造就，对人类社会向敬畏自然的转型给予跟进和润化，积极地去做人类心灵的维生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