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贡：“他让我们知道文学胜过一切”
1897年10月3日，路易·阿拉贡在巴黎出生。当时父亲路易·安德里厄年近57岁，已有妻室，而母亲玛格丽特·图卡方才24岁。安德里厄曾任巴黎警察局长、法国驻西班牙大使，是位重要的政治人物，为了避免丑闻，母亲谎称是阿拉贡的“姐姐”，外婆谎称是其“养母”，年幼的阿拉贡被告知自己的亲生父母已经不在人世。童年宛若一个谜团，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阿拉贡即将走上前线的时候，才得知真相。当时自称是其“姐姐”的亲生母亲陪他前往巴黎东站，由于担心此去一别可能就是生死相隔，才全盘托出阿拉贡的真实出身。
由此带来的创伤与痛苦在以后的日子里深深影响着阿拉贡，母亲变成了一个难以启齿的代名词，他在诗歌《词语》中写道：“这个沉重的秘密重重地压在我们之间”“我们把它当作一种耻辱”“称呼你为我的姐姐让我无能为力，如果我假装这样做也只是为了你”“我的出生本就是个错误”等等。至于“阿拉贡”这个姓氏，不难看出，它并不属于父母双方任何一个家族。关于其由来，一说是他的父亲当过法国驻西班牙大使，为了纪念在西班牙的这段经历，故选择了阿拉贡这个名字；二说是父亲担任巴黎警察局长期间，其手下有位警察分局局长名叫阿拉贡。更何况，阿拉贡和安德里厄都是以字母“A”开头，父亲似乎也希望能够和儿子建立起一点微妙且不易察觉的联系。正如皮埃尔·戴在传记《阿拉贡传》里所写的那样：“（阿拉贡）这个名字包含了某种密码，直到很久以后才得以破译。”
从小，路易·阿拉贡生活在一个母系家庭：自称“养母”的外婆和她的3个女儿围绕在阿拉贡周围。除此之外，仅有一名男性，阿拉贡的舅舅埃德蒙·图卡斯，他是小型文学报刊《现代新报》的创始人与管理者，经常出没于法国文学圈，也非常热衷现代艺术。阿拉贡在青少年时期就对文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舅舅在其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1916年起，阿拉贡入学学医，期间他结识了安德烈·布勒东，二人因对马拉美、兰波、阿波利奈尔等诗人的共同热爱越走越近。1917年，阿拉贡被征召入伍，次年春天，他以辅助医生的身份被派往战争前线。1919年复员后，阿拉贡一边继续医学研究，一边进行文学创作。同年3月，他与布勒东、苏波一起创办了《文学》杂志，次年阿拉贡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欢乐之火》，由此开始了他的超现实主义写作时期。
今天我们提起阿拉贡，首当其冲会想到他的共产党员身份。除了担任相关政治职务外，他还为《人道报》《今晚》等报刊撰文，并出版了小说《巴塞尔的钟声》（1934）、《美丽街区》（1936）等。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阿拉贡再度应征入伍。在纳粹德国占领法国时期，阿拉贡转入地下，积极参加“抵抗运动”，秘密出版诗集，比如《断肠集》（1941）、《艾尔莎的眼睛》（1942）、《格雷万蜡像馆》（1943）和《法兰西晨号》（1945）等。
阿拉贡的作品风格多样、各不相同。他创作了一系列爱国主义诗歌，在德占期间号召法兰西人民奋起反抗；他写过历史小说《圣周风雨录》（1958），再现了法国历史上“百日政变”时期以拿破仑和路易十八为代表的两大政治势力的较量和逃亡阵线上的林林总总，气势恢弘又细致入微；他先后创作了6卷长篇小说《共产党人》（1949-1951，1966-1967重写），歌颂了共产党人的英勇斗争，描绘了当时法国社会政治现状，成为战后法国文坛享有盛誉的现实主义巨著；他在《奥利安雷》（1944）中讲述了经典的爱情故事，在《巴黎乡巴佬》（1926）中呈现了独特的“拼贴美学”。除此之外，阿拉贡还担任编辑，1953年至1972年间，他负责管理报刊《法兰西文学》，在上世纪60年代前后，该报刊对法国文学和艺术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诗人、编辑、散文家、小说家、评论家、历史学家、论战者、反叛者、革命者……多重身份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一个立体的阿拉贡形象。
作为一名异常多产的作家，路易·阿拉贡为法国文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深深影响了其他文学人士。1982年12月24日，阿拉贡去世，在其葬礼上，法国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让·端木松发表致辞，而后以《一位诗人的坟墓》为题发表在《费加罗报》，他这样写道：“诗歌正处在一个犹疑的时代，传统即将枯竭而先锋派尚在寻找自我，阿拉贡毫无疑问是法国诗人中的第一人。最耀眼。最受欢迎。最娴熟。最令人悲痛。”从致辞标题可以清晰地看出，在端木松眼中，阿拉贡首当其冲是一位诗人。阿拉贡一生创作了大量诗歌，其中很多被乔治·巴桑、让·费拉、莱奥·费雷等人改编成歌曲传唱至今，比如《世间没有幸福的爱情》《没有你我将如何》，此举让法国诗歌变得更加普及，更易被大众接受。阿拉贡也被法国报界称作“二十世纪的雨果”。
端木松多次表达自己对阿拉贡的崇拜与敬仰。在《另一种法国文学史》的序言里，端木松写道：“纪德、普鲁斯特、克劳岱尔、瓦莱里、佩斯、阿拉贡等人，他们开辟了新的视角，为法语语言的荣光做出了比任何人都多的贡献。”在与莫尼克·杜邦-萨戈兰合著的《阿拉贡在我们之中》里，端木松预言：“如果让我打赌，我会打赌说阿拉贡在一百年后，也许在五百年后，仍然会被那些对共产主义或超现实主义一无所知或几乎一无所知的年轻人阅读。他与龙沙、波德莱尔、圣西门、司汤达、夏多布里昂、兰波一起，在法国作家的长廊中占有一席之地。”
曾力推玛格丽特·尤瑟纳尔进入法兰西学院的端木松一直遗憾于没有同样促成路易·阿拉贡的入选。当然，端木松深知，阿拉贡为法国文坛留下的成就远不需要这个头衔来加持。在《另一种法国文学史》的《阿拉贡（1897-1982），世纪的镜子》一章里，端木松写道：“他让我知道文学胜过一切。像数以百万计的法国人一样，我对他的诗句烂熟于心。”端木松还曾在访谈中表示，只要一想到阿拉贡的诗歌，泪水就浸满了眼眶。同样著作等身的端木松发表过《世界末日的怪事》《有一天我将只字不提地离开》和《我要说人生很美》，这三个标题系三句诗句，均取自阿拉贡发表于1954年的诗集《眼睛与记忆》。
1928年11月6日，阿拉贡与后来的妻子艾尔莎在巴黎蒙帕纳斯街区的圆顶咖啡馆相遇。正如阿拉贡在阿涅斯·瓦尔达为他们拍摄的纪录片《玫瑰艾尔莎》（1966）中所言：“往后余生，我们从未分离。”在阿拉贡的作品中，艾尔莎的身影无处不在。他先后出版过诗集《艾尔莎的眼睛》（1942）、《艾尔莎》（1959）、《艾尔莎的热恋人》（1963）、《我在巴黎只有艾尔莎》（1964）。
1886年艾尔莎·特里奥莱出生于莫斯科，24岁来到法国，多年远离故土，家乡在其心中一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当她第一眼看到维勒纳夫磨坊的时候就爱上了这里，1951年，阿拉贡把它作为“法国的一隅之地”献给“连根拔起的”艾尔莎。这是他们拥有的第一栋房产，远离巴黎的喧嚣，宛若一个世外桃源，让夫妇二人得以偏安一隅，安享静谧的生活。今天，在阿拉贡故居客厅的圆洞形窗户后面，依然可以看见流淌的潺潺河水。客厅入口处放置着一台无线收音机，旁边是阿拉贡诗歌改编的歌曲唱片，置身其中，耳畔仿佛传来了悠扬动听的旋律……
如果有机会前去参观故居，会发现房间内随处可见的蓝色色调，这是艾尔莎最喜欢的颜色，比如厨房里使用的彩陶方砖和画家莫奈的吉维尼故居的厨房一模一样。夫妇二人和毕加索等艺术家交往甚密，据说毕加索每次前来做客的时候，总会带上一幅自己的作品。厨房餐桌上有两个毕加索做的盘垫，阿拉贡书房的墙壁上有一幅名为《狂欢节：国王》的石版画，细细观赏能从中看出一只和平鸽的轮廓。在厨房，还可以看见费尔南·莱热送给艾尔莎的红棕马陶器，呼应了艾尔莎发表于1953年的小说《红棕马或人类的愿望》，在阿拉贡的书房还陈列着莱热以保罗·艾吕雅的诗歌《自由》（1942）为灵感创作的插图。
艾尔莎·特里奥莱绝非仅仅是阿拉贡的妻子这样一个简单的身份标签。首先她也是一位优秀的作家，作品《第一个窟窿价值200法郎》获得了1944年度龚古尔文学奖，她也是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女性作家。这部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短篇小说集，标题取自普罗旺斯登陆前夜伦敦电台发布的12条密码信息之一。故事形式宛若一幅“拼贴画”，像极了她在上世纪30年代为巴黎的一些高定作坊制作的珠宝首饰。今天在这对夫妇的卧室里，依然可以看见摆在桌子上的原材料。这段独特的珠宝制作经历在《玫瑰艾尔莎》中也有所呈现。不仅如此，艾尔莎还从事翻译，一方面她将契诃夫、马雅可夫斯基等俄国作家的作品翻译成法语，另一方面她将阿拉贡、塞利纳等法国作家的作品译介至俄国。阿拉贡和艾尔莎藏书丰富，多达3万余本。除此之外，在故居二楼走廊上还藏着一个隐秘的壁橱，那里存着放着艾尔莎热衷的睡前读物——将近300本侦探小说。
1970年6月16日，艾尔莎因心脏病逝世。此后，故居二层的日历永远定格在了这一页，仿佛暗示着自从艾尔莎离开人世以后，阿拉贡的世界也就此停止转动。根据艾尔莎生前的愿望，她被葬在花园的两棵山毛榉树下。几个月后，俄罗斯大提琴演奏家罗斯特罗波维奇专程前来为艾尔莎演奏巴赫第五号无伴奏大提琴组曲。12年后，1982年12月24日，阿拉贡逝世，二人合葬于树下，相拥而眠。今天，站在二人的墓碑前，依然能听见四周传来的悠扬琴声，这是故居专门安装的现代艺术装置。
阿拉贡和艾尔莎曾经共同生活过的房子如今变成了一座博物馆，全称是艾尔莎·特里奥莱和阿拉贡故居，坐落于伊夫林省圣阿尔努昂伊夫林市，距离巴黎约1小时车程。今年是路易·阿拉贡逝世40周年，故居全年设计了一系列活动以兹纪念。如果没有时间前往这里，在巴黎市中心，靠近圣路易岛，有一座以路易·阿拉贡命名的广场，路牌上刻着四行阿拉贡的诗句。
最后，听一听阿拉贡写给艾尔莎的情诗。在纪录片《玫瑰艾尔莎》中，米歇尔·皮科利深情地念诵着阿拉贡的诗句：“我沉浸在震耳欲聋的沉默的爱情中”“我被流星的火焰击中，仿佛一个在八月死于海上的水手……我啊我看到海面上忽然熠亮，艾尔莎的眼睛，艾尔莎的眼睛，艾尔莎的眼睛”“我真正的生命开始于，与你相遇的那天……我出生在你的唇边，我的生命由你而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