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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缝隙与宝石的青春 ——读田苹脱贫攻坚题材长篇小说《花开如海》
来源:文艺报 | 黄国辉  2022年08月20日18:53
关键词:《花开如海》

读长篇小说《花开如海》的时候,中央一套在同步播出根据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黄文秀事迹改编创作的现实题材电视剧《大山的女儿》。一剧一书之间,颇为相似的西南方言,层峦叠嶂的自然环境,经常使两种场景在我的内心叠加在一起,融入一种相同的情境。《花开如海》中那些青春的面孔,似乎也都白净青涩,经风沐雨后,幻化成了无数个相同而又不同的黄文秀。

恩施地处鄂西南,在大巴山的崇山峻岭之中,“贫困”多年来一直是困囿这片土地的沉重语汇。特别是在深山老林之中,仍是很多深度贫困的扎根之处。而田苹则用《花开如海》,把时间定位在脱贫攻坚中急难险重和决战决胜的关键点上,以“尖刀班”的闪亮锋刃,为我们剖开了这片乡土这段历史中一个精彩的局部。

这部小说中的所有元素,最有价值的都集中在一个字上,那就是“变”。诚然,脱贫攻坚主题的小说,本就是以脱贫之“变”为叙述主题,只是个中艰难纷纷不同。在《花开如海》中,作者笔下之“变”呈现出多角度和多层次,无论是春树坪在尖刀班的带领下一步步展现出的新面貌,还是年轻队员们在这个过程中理想价值观的蜕变和情感在流动中的微变,或明或暗,或急或缓,它们共同结构起小说立体而丰盈的故事框架,使整部长篇的叙事始终处于多维互动之中,流淌出汩汩不止的生动气息。

“人在山中,山在山中;进山是山,出山也是山;高的是山峰,低的是山洼”,以老漆为班长的尖刀班,从小说的一开始,似乎就已经陷在春树坪带给他们的无休无止的困难与惶惑里。尖刀班的四个人,除了老漆的老到,还有彭晓阳的精干稳重,田子嫣的娇弱青涩,马一龙的狡黠功利,他们为春树坪的脱贫而来,每人曾经经历过的人生,在春树坪面前都成为未经雕琢的空白,但最终又在与春树坪交融中获得了进化和嬗变。小说最重要的意义也正在于此,脱贫攻坚战不只是面对贫困这种客观存在的一场鏖战,更是主观人性之间的纠葛和新旧观念之间的缠斗,对尖刀班的几位年轻成员来说,它还意味着一次自我能力的突破和精神世界的涅槃。从这个角度上说,《花开如海》已经超离出脱贫攻坚主题创作的范畴,它着力于对青年成长的叙述,小说中那些宝石一样的青春深嵌时代,也暗合了当下文学创作的另一种价值需求,那就是与新时代相呼应的人的成长。

所以,人作为小说的主要元素,在小说里成为文本艺术化的起点和终点,成为美学塑造的指向与目标,这是《花开如海》作为主题小说最为可贵之处。当然,小说作为反映社会现实、重现脱贫攻坚这一历史壮举的重要手段,它理应有更丰富的手段,有蓄积更多创造力的新话术。

《花开如海》所做的努力之一,便是跳跃化和快节奏叙事。38万字的篇幅,25章,每章大概在6小节,可以看到,其实整部小说每一小节的篇幅均只有2至3页,非常短小。也因此,它所呈现出来的场景就如同鄂西南的高山大川一般,是有棱有角、阴阳各异的。一个小小的春树坪村,60平方公里,只有458户1800多人,地广人稀,好像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这一场尖刀班的战斗只能是一个一个地去剜掉那些贫困点,一个一个地把他们带向时代的平面。

写人,就脱离不开人际的关联,于是尖刀班的四个人成了小说的核心要素,春树坪的不同村民小组,散落在不同地点的人家,以及家境不同性格各异的人物,都通过他们的工作联动起来。也因此,跳跃化和快节奏的叙事成为这种自然场景中生发出来的最为恰当的文字表达方式。可以看到,小说对情境的呈现往往都是扑面而来,并不作大量累赘的铺排,简单利索,像极了山里人的性格。比如讲到牛尾沟的“门板水”,并不用交代田子嫣一行到底为何而去,反倒是就在山间溪水淙淙的宁静之中突如其来,让人无暇准备便是一场天灾临头,节奏和情境的瞬间反差与大山里自然环境的变幻莫测,反成了准确生动的背书。这一瞬间的生死际遇对于初涉深山老林的田子嫣这样的年轻人,可谓最为生动的生活教材,而快节奏的切换,也适当地向读者传达了小说所蕴含的深度信息。

这种叙事方式应和的另一个侧面,正是青春题材叙事的当下性。我们知道,关于青春与成长一直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但在当下,由于互联网和自媒体强势介入,作品的传统文学表达受到了现实审美偏好一定程度的冲击。传统作品善于以很强的连续性、条理性和逻辑性叙事来不断夯实人物性格,以线条化的人物成长历程杂糅关键的进程节点,来形成一套较为严谨的小说架构。但在《花开如海》中可以看到,无论是彭晓阳、田子嫣,或是马一龙、苏明儿,小说人物的集体性呈现,某种程度上也使小说的叙述目标形成了分散化特征,这里面并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主角,但又都是主角。因此,田苹对小说的处理也相应地采取了片段式、点阵式的方式,但在这些片段和点阵中,对重要时间节点的选取、对小说事件的关键性取舍,又同样使它们内在形成了具有链条性的环环相扣的逻辑关联。因此,虽然在阅读中,时间、地点和事件的跳跃性都很强,但综观之,它内在的脉络却是畅通的,对人物的刻画就像是在做一尊雕塑,先正面,再左侧,再右侧,逐渐形成了它整体的面貌。我想,这也许就是田苹在她的长篇小说创作中,针对特定题材展开的一种新的尝试。

另一种尝试是语言。小说中,突出使用了恩施的本地方言。在阅读的过程中,我竟然产生了一些想象,就像是田苹本人在我的面前讲故事,以她纯正的方言生动地演绎着每一个人物、每一个表情。这种地方性语言的深度使用,强化了小说的特殊情境,也展现出恩施地区脱贫攻坚工作的特殊文化背景,确有令人赏心悦目的观感。但同时也不得不说,在对地方化口语进行书面化使用的过程中,还是需要进行一些更精细化的取舍、加工和改造,否则对于读者,特别是不熟悉当地文化的读者来说,无疑会产生一定的阅读障碍。比如小说中有一段对话,田子嫣说,“真的?”彭晓阳回答,“煮的!”我知道,这只是因为方言发音中“真”“蒸”不分,以“煮”来回应,只是方言中回呛性的小玩笑。但对于不熟悉当地文化的读者,便会产生理解上的困惑,如此,这种机巧便不如舍而不用。因此,方言与书面语言的契合上,似还应更加精准,这也算一点小小的建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