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19年12月，参加完中国作协主办的博鳌文学论坛，我在返程的飞机上读到了一则新闻：

……国防部长埃斯皮纳称，找到幸存者的机会比较渺茫，但仍会全力以赴。事故原因不排除任何可能性……此次失联飞机于1978年制造，在美国服役至2008年。2012年智利花费700万美元购入，2015年进入智利空军服役……德雷克海峡是智利本土通往南极基地最短航程的必经之路，这里是太平洋和大西洋水流的汇合处，没有任何陆地阻挡，该海域一直以恶劣天气著称，气温极低且常有严重暴风雨。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800艘船只沉入德雷克海峡，造成两万人死亡……

当时一定是受到了某种感召般的触动，虽然如今我已经很难回忆起具体的动机，唯一确凿的是，我用手机拍下了《环球时报》上的这则新闻——现在照片依然保存在相册里。

从海口飞回不久，疫情便在武汉爆发了。时隔两年，2022年的年初，当我决定写出《辛丑故事集》中的最后一个短篇小说时，《德雷克海峡的800艘沉船》这个篇名，先于小说本身出现了。它几乎算是自己跳了出来，舍我其谁地自己确立了自己。就是说，我再一次先有了一个小说的篇名，其后，才有了被其统率着的小说。而此时，恰是西安封城的日子。我难以说这其中有着什么难测的天机，而事实则是，我又的确从中仿佛窥见了“命运”。小题大做吗？可能会有一些，但具体到一次写作，这藉由一则新闻连缀着的两年时光，于我而言，却真的堪称“真实”。你瞧，我给自己留下了一条线索，尽管不知最终会如何按图索骥，但当两年前我在飞机上摸出手机对着一张报纸拍照时，一定是怀着某种确信的——我相信，“生活中所有的瞬间”都将成为“事件”，成为“文学”。

同时，被我相信着的还有：短篇小说的本质就是如此的，它是有依据的，尽管往往显得仿佛是信手拈来；它的依据又并非是可被简单理解的，其中复杂的因果，有时候需要两年、甚至二十年，才能接续上线索——更有极端的事例，某些篇章将永远不明就里，连作者本人，都以为是莫名其妙的神来之笔；这让它在大多数时候，看上去经不起琢磨，神头鬼脑，有着某种神秘而脆弱的美感；然而内里却自足而圆满，宛如一枚果实坚挺的内核，蕴藉着伟力。

举一个也许不大准确的比喻：好的短篇小说在大多数时候都像一个弱智的天才儿童，摇摇晃晃，又散发着没来由的魅力，和那些大块头的长篇小说相较，后者简直就是一个雄浑有力的壮汉，它们挥斥方遒，一副包打天下的架势，而短篇小说，便令人不免要担心——它是否生活能够自理。

是的，我又说到了“生活”，而且，还谈到了“自理”。这当然与“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金科玉律有关。长久以来，我们在这条金科玉律的鞭策与鞭笞之下讨着文学的生活。它当然是光荣、伟大、正确的。也正因此，长篇小说这条壮汉，因其有着天然依赖“生活”的优势，在我们的文体排序中，当仁不让地占据了光荣、伟大、正确的坐席；而短篇小说，这个经常会看起来“脱离生活”的弱智小孩，尽管不乏天才般的表现，也仿佛先天地有点“不太正确”。

而我想要申明的是：短篇小说也是有着“生活”的，并且，它还生活能够自理。

就像《德雷克海峡的800艘沉船》的写作，短篇小说的“生活”，可以来自一则在飞机上阅读到的新闻，新闻必然是有着现实依据的，短篇小说于是也“间接”地依据着生活。但这显然还不够，难以澄清自己的无辜，于是，经由两年之久地孕化，经由我这个写作者本身的“生活”催化，它才实实在在地、不折不扣地回应了“生活”。这个过程，也足以表达出短篇小说令人惊讶的“自生性”，它不用故意而专门地喂养，只要作为写作者的你，充分地活着，顽固地活着，你的短篇小说就会自己生长，就会“自我打理”着它的“生活”。

与之相似的写作经验我还可以再举一例。

2017年，中国的丁酉年，我到武威参加朋友的一个新书活动。活动之余，游荡在武威街头，一座筑成钱币模样的雕塑吸引了我。与其说“吸引”，倒不如说是略感惊诧。尽管物质主义已然在我们这个时代甚嚣尘上，但悍然为“方孔兄”筑碑，还是会有些令人瞠目。它的底座上镌刻着“凉造新泉”这四个字。这四个字的音韵在一瞬间打动了我，加之春风薄凉，加之昏黄夕阳，当这一切的“生活”在一次旅行中集体作用在一个小说家的身心之时，那个写作的“动机”得以形成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是的，这四个字的音韵在一瞬间令我做出决定，我要为此写下一个收在《丁酉故事集》中的短篇小说。

喏，又是“篇名先行”。听起来这也许有些玄奥——四个字的音韵便足以策动一个短篇小说的书写，足以成为一个写作的“动机”。其实连我自己也是难以说得清楚，就像短篇小说从来难以为自己辩污与正名。

写《威克菲尔德》的那些日子，霍桑被什么所驱使？是什么召唤了塞林格，让他写出了《逮香蕉鱼的最佳日子》？之所以不去以《红字》猜度霍桑，是因为相较于短篇小说的写作，写作长篇小说的动机似乎更容易被描述，我说过了，它们宏阔庞然，有着清晰的、“生活”本身一般的身躯，并且，描述起来也容易满足人类追求“确凿”的本能。换一种说法，就是长篇小说也许更容易被说明和更容易被理解，“自理”的能力，宛如不证自明。而短篇小说的写作动机就是这般天然地具有更大的偶然性与随机感，它们难以被捕捉，捉到了，也难以被轻易地表达。就好比，当我们力图去说明“灰色”时，总是会比力图说明“红黄蓝”时感到吃力和为难。那么，为什么不以《九故事》来整体地想象塞林格呢？那是因为，当九个短篇被他集体命名后，“意图”扩张，于是“意义”彰显。而《逮香蕉鱼的最佳日子》，这构成“整体”的“九分之一”，显然更加具有不确定性，它独立成章的时候，必定没有那么地“理智”，那么地富有“规划性”。打个比喻，一本小说集或许可以被称之为一栋完整的建筑，而其中的一个篇章，或许只是局部中的残垣断壁。如果说，长篇小说是一个“完整的人生”，那么短篇小说不过是“一生中的某个阶段”，并且，这个阶段还往往表现得更加接近步履蹒跚的儿童时期。

在我心目中，好的短篇小说就是该有一副需要被搀扶的样子。哪怕它有时候也会显得孔武有力，但在骨子里，它——该是“弱”的。但我们大可不必为之操碎了心，就像你看到的那样，无数短篇小说的杰作都再再地证明了它们“弱”的力量。它们的生活能够自理。

干脆下个结论吧：在我看来，短篇小说天然有着“自生性”，甚至，它还有着“次生性”，它是善于与“生活”通约的，至少，这两者之间是能够被我们用来相互映照。在短篇小说中，真实与虚构的共振才能最美妙地发生，因为它的确可能并非那么“实”，于是“虚构”之美才得以最大地发挥。

写作短篇小说的时候，世界于我的手感，更多的时候只能是犹如掬水捧沙，它只是片刻地把握，在体味把握的同时，那种势不可挡的流逝感也一并发生着。于是，令我有了玄奥的能力，令我敏感而脆弱，令我在一种迥异于日常“生活”的整体性的叙事中，以看得见的“生活”，决定出了自己内心看不见的“生活”。

“凉造新泉”，“凉”是西晋十六国时期在河西一带建立的国号名，“造”是“制造”，“新”是“新旧”，而“泉”，在古代汉语中通“钱”。不是吗？这很好理解。这，都是“生活”。我让这个“生活”进入了我的小说，在小说中，我还让这枚“凉造新泉”掉入了水底。现实中，这枚钱币价值不菲，它的上品拍卖价格将近三万元人民币。现实中，如果我的三万块人民币掉入湖中，我想，以人性固有的贪婪计，十有八九，我会下水去打捞的。在小说中，男人们也这么做了，但他们前赴后继，为的不是三万块人民币，为的是一种莫须有的盼望和宝贵的憧憬与相信。我想，这就是唯有通过小说才能实现的“高于生活”。

在小说中我写到：

他一步一步从水里蹚出来，浑身的划痕，唯一能做的就是忍住不发抖。他的腿在抽筋，肌肉一阵阵跳动着痉挛。不管昨晚程小玮经历了什么，他可不愿意被人拖上岸。他对自己说，好吧，我来过了，沉下去了，伸出手了，现在，我“必须”走出来了。

当我小说中的主人公对自己说：“好吧，我来过了，沉下去了，伸出手了，现在，我‘必须’走出来了”时，我想，他就是在诉说一种短篇小说的心情。这种心情如在水底，如在空中，在所有难辨真假的叙事中，以文学的方式，带领我们经历生活本身，让我们探究自我存在的意义。没错，就是“带领”，是生活能够自理的短篇小说，带领了它的书写者。

重新将目光投向湖面，蒲唯的心情又一次跃入了水中。水面扩散着亿万道细碎的波纹，像是释放着大自然亘古以来难以穷尽的隐秘的痛苦。尽管蒲唯知道那道光不会重现，但心里还是如同水面一般涟漪涌动。没错，蒲唯想，他真的可能有幸目睹过一道圣光，它如在水底，如在空中。有那么一会儿，蒲唯变成了他不自知的观察者，他看到这些天里，两个生活中的受挫者怀着羞于启齿的等待之情，在“写信的人如今就在写信的地方”那样一种宽泛而朴素的理解力下，试着靠近过那道光，从而和一些有希望的东西再次发生了联系。为此，他们前仆后继，不惜涉险——即便那莫须有的事物宛若捕风捉影，即便它如在水底，如在空中。

我愿意就这么不厌其烦地重新把这篇小说的结尾再重新敲一遍，因为我实在是认为，当我们谈论短篇小说时，最好的方式只能是让它“自理”，让它的那道光，自己去照亮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