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文学，特别是好的文学，说到底是精神性的，与生命的感受与觉悟有关。杨献平散文创作颇丰，至今已出版《沙漠之书》《生死故乡》《沙漠里的细水微光》《自然村列记》《河西走廊北151公里》《丝路上的月光与马蹄》《南太行纪事》等十多部，可谓丰富多彩，各有胜场。不过，最打动我的，是贯穿其中的精神力量，那种从大地根部发出的生命叩问。

一、在漂泊中寻找自我

拨开杨献平笔下的灌木丛，出现在眼前的是一条蜿蜒曲折的坎坷路。那里既有作者艰辛的步履，更有难言的心路历程，还是一个不为人知的隐秘所在。其中，不断前行、寻找出路、坚忍不拔、超越自我，是作家前行的内动力。如一个探险者，在生与死之间戏剧不断上演，但顽强的斗志和战胜自我的努力是永恒的召唤。

起于微末即有一个“坏”的开端

杨献平未成年时，被母亲一顿暴打，一气之下竟从村里小卖部拿走一千多元，然后离家出走。他到过山西左权，后去了太原和阳泉，又转到石家庄、北京、承德，接着还去了长春、哈尔滨、郑州、西安，完全是个不管不顾的问题少年。作者在《南太行与巴丹吉林：同一个方向的沦陷》中回忆：“这次离家出走，伤透了母亲的心。母亲步行到山西找了我三次，一边走一边哭，到亲戚家，两眼都成了红核桃。”即使这样，“而我，仍旧在外面，头发长到后背，耳屎也悬悬欲掉。”“从此，村庄的人就都更看不起我了。人人都说我不知道钱中用，是个浪荡子，以后成为了啥好东西！”母亲为“我”找对象，结果“女方父母一听是我，头摇得都要掉地上了。还有的嘴快，说，俺闺女就是剩在家里，也不跟他！”于是，作者自认倒霉：“这是最大的侮辱。”此时的“我”没有从自身找原因，反认为“乡人或者农人从来都是眼睛向上看的。做父母的，没有一个愿意让自己的女儿跟一个没出息的人吃糠咽菜，衣不遮体”。这是何等尴尬与无奈，也透出了作者少年时光的灰色逼仄与懵懂无知，甚至毫不讲理。

当兵时，“我上车，离开，但没掉一滴眼泪”，“那时候我还没有真正体味到人世之沧桑，没有觉得父母多么仁慈和难以割舍”。相反，作者为走向更开阔的天地而感到兴奋和充满幻想。到了部队，“我”的弱点进一步暴露出来，其中之一就是“放纵”，一种不知天高地厚的挥霍无度。作者写道：“除了正常的工作与义务外，喜欢吃好的、热衷于扎堆玩乐、大手大脚花钱等毛病卷土重来。”“我在巴丹吉林沙漠从不考虑今天花钱明天怎么办，总觉得，到月底，还有几十块钱的津贴。有几次，在小卖部欠账达三百多块，相当于半年津贴费。实在没钱还，就写信给母亲。母亲不识字，找别人念。我的理由很堂皇，不是买书了，就是请领导吃饭了。舅舅对母亲说，别听他的话！小姨妈也说，他骗人呢！可母亲不听，步行跑到十里外的邮电所，让人给我汇来五百块钱。”作者没有悔过，“拿到钱，我没有犹豫，还账，继续在小卖部喝啤酒，吃零食，啸聚三五个同乡周末餐馆吃饭。”回家探亲，“临走时，母亲给我路费”，“给了我三百块，我还嫌少，站在母亲面前一脸悲苦。母亲叹息一声，又给我二百。四年，回去三次，基本上都是父母亲给的路费。”（杨南平：《南太行与巴丹吉林：同一个方向的沦陷（代序）》，《河西走廊北151公里》）

在婚恋关系上也是如此，作者写自己不断“移情别恋”，有时，再好的女性也留不住“我”的心，“我”要寻找与远行，“至此我明白，人生来是为了拥有，也是为了丢失。”

应该说，当下散文有一大缺憾，是其中少有或者说没有“我”，也没有对“我”的缺点甚至隐秘的揭示，更无忏悔意识。杨献平散文坦诚无欺，对自己“丑陋”的一面毫不讳言，和盘托出，这里除了真诚，更是醒觉，知道了自己生命中存在的“尘埃”与“污浊”。读这样的文字有切肤之痛，更触及自我与灵魂，因为有哪一个贫家子是完整的，没有心灵创伤与内在悸动呢？

由痛楚开悟走向爱惜的重大转变

如果杨献平以麻木之心认领甚至欣赏自己早年的这些弱点甚至丑陋，那只会让人反感和厌恶。令人欣慰的是，很快作者就有了新的转变与发展，从而走上了不一样的人生轨迹，这是难能可贵的。

对于母亲，杨献平一向觉得她多事、争吵不休，然而“等到自己身无分文时，想起母亲的话：一分钱难死英雄汉！也想起她总是把钱看得比命还重要的省俭和吝啬情景——”对于亲情爱情，作者也反省道：“现在想起来，是揪心的疼。乡人说的没错，我确实是一个忤逆之人，甚至连那两位女同学断然拒绝我的求婚之举，也是无比‘英明’的。”对于自己的无用和责备也深入骨髓：“我常想：现在我还没有经济能力，花父母血汗钱也是应该的。可有时候也自责，在无人处自己扇自己耳光，痛哭自己是天下最无耻的人。”对于父亲，杨献平原来多有误解，认为他懦弱无能，与母亲的强势形成鲜明对照，然而，后来有悟，“我想，父亲一定懂得了什么”，“父亲作为独子，他可能知道：弱者在强者面前再多抗争都是无效的，反抗越多，打击越重，抗争越是歇斯底里，施暴者越是能够获得某种满足，不如逆来顺受，听天由命”。（杨南平：《南太行与巴丹吉林：同一个方向的沦陷（代序）》，《河西走廊北151公里》）这样的理解包含了深深的屈辱与无奈。

对于农村的弱肉强食，杨献平说，“刚离开家乡的时候，总想着如何报复，有朝一日，把自己和母亲所受到的欺辱也让他们尝尝。可在外面目睹了诸多的类似人事之后，才觉得，人和人，在人群中，本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无论哪个地域，还是怎么样的人群，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想通了之后，再回家乡，心态平和了，也觉得那些人也很可怜。”（杨献平：《作为故乡的南太行》，《南太行纪事》，中国工人出版社，2021年，第24页）作者真正的生命超越是在当兵三年后，他说：“在巴丹吉林沙漠军营第三年，我忽然长大了，也明白了，更好地安身立命不是父母的一种要求，而是一个人必然的担当与责任。”于是，“我开始有了自制力，同乡拿酒来，我让他拿出去喝。两年时间，中午和晚上把自己关在人去楼空的办公室里，看书、写字。一个月不去一次生活区，半年不沾一滴酒。”像插上翅膀，杨献平进入一个全新的生命觉悟和精神飞升期。在这一改变面前，生活、人生、感情、世界像扇面般展开。他怀着感恩之心写曾给他温暖的女性：“在我看来，她们在某些时候高尚和高贵得令人承受不起。我只是一个贫民，或者说从底层攀爬上来的一个平民。从贫贱到稍微不贫贱，这个距离艰苦漫长，而在此过程中，她们先后在我生命乃至灵魂里出现，这使我荣耀，也必将一生荣耀。”（杨南平：《南太行与巴丹吉林：同一个方向的沦陷（代序）》，《河西走廊北151公里》）

杨献平还写到自己的妻儿，那是充满温柔似水般的感受。他说：“在沙漠，妻儿是我最想偎傍的人，唯有回到家里，我才可以全身心放松。在他们身边，我始终觉得有一种缠裹的温暖，如冬日峭壁上一只暖炉，时常让我在濒临绝望的边缘感到了活着的美好。”“我出差前，儿子总要抱抱我，说，爸爸，你要早点回来，在外面注意安全。七八岁的孩子，有此心，我必须要感谢上苍，感谢我刚刚逝去的父亲乃至已成骨头的爷爷奶奶。我时常想，我们一家虽然历经苦难，尽管这些苦难在人间微不足道，尽管我们时常有一些怨言、不满足，但血脉相连的每个人都彼此包容、感恩、帮扶与和谐，这是世上最美好的事情了。连同我在人生路上遇到的那些人，尤其是对我有恩的，每一想起，我总是觉得愧疚不安，想尽量报答，包括当年那些拒绝甚至非难过我的人。给予我一粒土，我以为是黄金；给予我半杯茶，我当是汪洋大海。我也始终相信，慈悲和爱同质并重，是人类最纯洁与珍贵的一种传承，是一种方向。爱使我们越陷越深。因为，在爱之中，我觉得此生不虚，也觉得，人世如此美好，不仅我和我的亲人们，还有芸芸同类，如果生死是一种更替，那么，我们可以在此间循环往复不止，如水融水，如血融血。”（杨南平：《南太行与巴丹吉林：同一个方向的沦陷（代序）》，《河西走廊北151公里》）

杨献平仿佛是由狭窄的穴洞向上攀援，最后走上崖面，并进入开阔地带，其内心的煎熬与精神的锻造可见一斑。这是一个真正的浪子回头金不换的故事，也是一个经过蝉蜕后羽化的传奇。

在《甘肃肃州：向西的城池》一文中，杨献平写到与军阀马家军血战的红五军时，被其将士、女兵的英勇顽强精神深深感动。当得知军长董振堂竟是河北邢台新河县老乡，于是他写道：“不知为什么，我竟然失声痛哭起来，无视解说员和其他朋友。他们都很惊诧，用一种负责的眼神看着我。我转出去，到董振堂和杨克明纪念碑前，向他们敬礼（我也是军人），再低下头，默哀。墓碑无语，松柏沉默。想起那场悲惨的战事，只觉得心脏四面漏风；想起那种惨无人道的杀戮手段，有一种愤怒，自丹田腾冲而去，有一种悲哀，让我不得不抬起头来，仰望那已经被黑夜填满的深邃天空。”（杨献平：《丝路上的月光马蹄》，当代中国出版社，2018年，第222—223页）与之前相比，此时的杨献平有了新的精神高度，一种血性男儿风卷红旗的壮怀激烈。

最让我欣赏的是杨献平一些静心的时刻与文字，如在《苍天般的额济纳》一文中，作者在天地间的苍穹辽阔深远中，让自己静下来，仿佛得道般地说：“风静就是心静，风停就是生命的一个再生过程。”“在狂乱的大风和片刻的安静中，我渐渐学会了聆听。”“我一直把羊只和骆驼当作母亲——另一种意义上的母亲。”“黑夜更黑，这时候的戈壁，就只有我拥有光亮了。也只有我，在黑夜的内心独坐，睡眠，仿佛一只树叶一样的船，在静止的汪洋之上，在无意识或者梦境之中，完成一夜的生命旅行。”“这么多年来，抑或上天注定，我已经成为沙漠的一部分，就像一个移动的、用风作为呼吸的沙丘，在旷古荒凉的巴丹吉林沙漠，苍天般的额济纳。”这不仅仅是诗意表达，更是一种灵魂雕刻，一种在生命意义上的花开绽放，这是我为杨献平高兴的地方。由一个山村的“败家之子”向悟道飞升，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修成正果”。

有人说，散文后面始终站着作家“这个人”（谢有顺：《散文的后面站着一个人》，《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3期），这是与小说、诗歌不同的地方。阅读杨献平散文也是如此，我首先看重的是作家的自我形象，这是一个经由不断努力进取砥砺后，获得生命醒觉的人，一个具有自我革命精神的人，一个懂得了聆听、温暖、博爱、感恩、仁慈、美好的“大写的人”。没有这些，所有的散文写作都是没多少意思的，甚至是徒劳的。

二、时光裹挟下的卑微生命

勇于面向自我使杨献平散文实现了内在超越。与此同时，也促使其实现了外在跨越，即突破了当前普遍存在的“面对历史，背对时代”的写作局限。作家以现实主义甚至是写实主义或自然主义的笔调，探入乡村社会、自然人生的底里，努力发掘其间的生命底蕴，并对逐渐流失的美好发出呐喊。

描写死亡及其人性异化，突显生命脆弱与人生之无奈。关于当前的乡村叙事，多停留在虚幻和表面，总让人感到有点儿“隔”，缺乏切肤之痛和心灵的震撼。杨献平向我们展示了严酷的乡村社会现实，特别是南太行农村的真实状貌。第一，家人与家族人的去世，直接带来生命的悲感。特别是63岁的“父亲”去世，让“我”生出无限的理解与难言的苦痛。当家人逐渐淡忘，给父亲上坟也变得不那么经常，我路过父亲的坟，深怀悲情地大哭起来，面对坚硬的风诉说，只有自己的内心才能听到。第二，村里人不断死亡，还有非正常死亡，如不断发生的矿难令人生畏。《矿难之后》将生死置于儿戏一样的转换，显示出人世间的悲哀。还有身体被炸飞，最后只能找到几块断片和血淋淋头颅的老三也死于矿难。也有车祸，更有凶杀案频发。在《生死故乡》一书中，《重述一桩过失杀人案》有些触目惊心。仿佛是中了魔咒，原生的村庄一下子变得那样易碎，一如风中沙丘。第三，人情世故越来越淡，人们更看重“钱”等利益。不仅在同村人，就是同族同宗和一家人也是如此，人情薄如纸，功利主义甚嚣尘上，这对原本乡土熟人社会的互帮互助无疑是一种极大破坏。《金戒指》写的是黑老三在矿上被炸死，当父亲问起老大、老二，矿上赔钱了吗？二儿媳妇“杨喜云大声说，一分钱没有！爹的眼睛往大里睁了睁，嘴唇努了努，又颤了颤，叹息一声，说，算了，你弟兄俩再去屋里看看三儿还有些啥，一块装进去，都给他带走吧”。听到这话，母亲去给三儿子收拾东西，发现有枚金戒指，于是，“娘说，这三儿，活着时候连个媳妇都没订下，买这个给谁呢？”（杨献平：《生死故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3页）在相互对比中可见，兄弟间特别是儿媳妇竟如此贪财，明明赔偿了20万，却对公公婆婆说“一分钱没有”。第四，道德败坏与沦丧，成为乡村社会的毒瘤，直接影响良俗。婚丧嫁娶要高价彩礼，性生活过于随意，夫妻间不守贞德，于是造成乡村社会的秩序混乱，问题丛生，甚至造成各种矛盾与仇杀。《后事》写慕月明的四姨妈无缘无故被杀，儿女不让报案，后来竟说是母亲嘱咐不让报案。四姨妈的女儿不听母亲劝说，甘做夜总会小姐，而且不以为耻，反而为荣，这在乡村社会造成恶劣影响。因为“南太行乡村人无论乡邻间怎么乱来，但从没哪一个未婚女子，在任何情况下自坠风尘”（杨献平：《生死故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3页）。还有，《张刘家往事》里写的是复杂的性关系，导致鸡犬不宁，成为笑谈。总之，杨献平笔下的芸芸众生变得白云般易逝，这是他为“死去”和正在“消逝”的生命所唱的挽歌。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卑微生命的消亡，作者获得了超越性体验，也开启了智慧之门，于是他说：“我的这一些文字，首先是人的，而且关乎大时代下如草芥之人群的生存史和精神史。”“世上最大的事情应当是人的尊严与生命的折断与自渎、确立与沦陷。”（杨献平：《楔子：不是纪实，也不是虚构》，《生死故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页）他又说：“父亲这样的一个农民，出生时候平淡，生而艰难困苦，死如一把镰刀无意中削断的一根草尖。”“与之相对的是，父亲从没提及任何苦难。在外打工时的苦累，乃至受欺负和歧视，在村里受人的非难、邻里之间的怨隙等等，很多我都知道，但他只字不提。父亲去世后，我听村里人说：最后一个好人没了！”“父亲躺下之地，便是我的根，无论身在何处，最终我都要以肉身和灵魂再次贴上去。”（杨献平：《所谓南太行和一个农民（代序）》，《自然村列记》，百花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9—10页）看来，许多易逝之人事并非毫无印痕，一如风声过耳和大雁留声。

书写家谱、村史、风俗世情，为乡村社会留下永恒记忆。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中国广大乡村发生巨变，其中就包括村庄以加速度消失。在城镇化面前，乡村社会不堪一击，它面临难以保存的被解构局面。问题在于，与乡村消失相关，作家对此也缺少关注，更不要说进行深度反映。在此，杨献平散文作为实录式书写，为乡村社会勾勒出一幅南太行乡村全景图。它视野开阔、丰富多彩、细致深入、形象生动，更透出时代的显著特色，以及心灵的脉动与精神的走向。如在《自然村列记》中，杨献平既写村庄起源、家谱流传、村庄历史，也写风物与消失的手艺，《一九九二年的村庄史》更是集中写太行山南麓一个小村庄1992年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在谈到家谱和村庄文化时，作者认为：“血缘意义上的合作与‘开枝散叶’”非常重要，“任何一个村庄都是一个严丝合缝的社会，完整且因此阿布各种性质和功能。”“我们的村庄至今保持了一个很好的传统，如遇到红白喜事，不论谁家，村人都要去帮忙。”“这种约定俗成的规矩，在很大程度上，先祖可能就是为了用来保障子孙们在大事上齐心协力，不相互撂挑子、看热闹——而特别制定的。”（杨献平：《作为故乡的南太行》，《南太行纪事》，中国工人出版社，2021年，第5、10页）其实，作为建基于农业文明之上的中华文明，是离不开村庄的，也离不开家庭与家族，因为每个家庭、家族和村庄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生命细胞。尽管具体的人死了，但维系家族、村庄、乡土社会乃至中华文明的根脉不断，那就是精神的魂魄永存，就像孔子留下的文化精神一样。（钱穆：《晚学盲言》（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13页）杨献平说，小时候过年时，“家里点了很多支蜡烛，桌台上、炕边、灶火上方、水瓮边、粮食瓮等，分别供奉天帝、灶王、先祖、水神、谷神等”，“母亲带着我，先给天帝敬香上供，再给祖宗、谷神、水神和牲神等神灵上供。”以前，村庄还有土地庙、山神庙、猴王庙、龙王庙、二郎神庙，甚至狐仙、蛇精等也都有祭祀之地。然而，“大致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这些传统的庙宇逐渐荒弃。”（杨献平：《南太行纪事》，中国工作出版社，2021年，第19、20页）一般说，家谱、村史、风俗世情是小事，在许多人看来无关重要甚至作为迷信被加以剔除；然而，在杨献平看来，它们是文化传承的载体，是中华民族得以延续的根脉所在。

叙写天地万物及其柔弱，充满同情共情之理解。杨献平也写强者，像强力的风沙扑面而来，将无数生灵摧毁，也将人家的窗户玻璃打得震响，还有那些被强者欺辱的弱者，反过来攻击更弱者，从而形成对于强力的批判态度。作者似乎更同情理解弱者，那些无能为力者，这与他对待卑微的人生态度是一致的。首先，对柔弱的动物深表同情。杨献平曾写道：“牲畜和人比邻而居，这体现了村人对牲畜们的尊重。”“羊们的本性温驯，即使刀子插进脖颈，也只是挣扎几下，叫唤几声。羊的善良是懦弱的，羊通常让我们看到无助者的疼痛和悲哀。”“羊们的活着就是最终把自己的肉体贡献出来给人吃。羊们的一天天长大，就是一次次向死亡靠近。”“我不知道羊们是否为此感到悲哀，而人绝对不会这样想的，人觉得这些都是再正常不过的，其实更大的悲哀是人的悲哀，一个鲜活的生命，为什么要被另一种生命所吞噬呢？”“我想我应该为羊们流些眼泪，作为人，面对强大的生存，蓬勃的欲望，我们时常哑口无言。”（杨献平：《南太行纪事》，中国工作出版社，2021年，第19、20页）动物本来要给人吃的，在所有动物中，羊可能是更软弱驯服，但也是最能满足人的口腹之欲的美食，在那些人类至上主义者看来，这没什么不对；然而，杨献平提出质疑，也对羊们寄寓了深深的同情，弱者以无缘由的牺牲成为人类的祭品。其次，作者对柔弱的植物也饱含深情。在杨献平笔下，被狂风吹动的树木、沙漠上的草、一条弱水都会唤起同情怜悯，读了令人心悸。《一棵树死了》较好地反映了杨献平的心灵世界，对于柔弱者的敏锐感觉。他写道：“它的死令我震惊，像是突然听到一位好友的噩耗那般难以置信。”“我久久地站在窗前，看着那棵仿佛突然死去的杨树——幼小的生命，它使我疼痛，从它的身上，我看到了自己，乃至更多一些人的命运。”作者同情一棵死了的小树，并发出这样的感叹：枯了的树叶簌簌而落，它们的身躯接触到地面的那一刻，我仿佛听到了一种来自泥土深处的合唱。（杨献平：《沙漠里的细水微光》，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年，第44—45页）再次，作者还对无生命之物表示同情。杨献平曾将自家房屋说成是由“老了的石头堆起”的，他还写河滩上的石头，“我知道，这些石头没有尖锐棱角，身体阴凉，体态庞大、娇小、浑圆，甚至笨憨。我想它们在一起一定很快乐，即使相互碰撞，会受伤，会疼，但不会致死一方。”（杨献平：《风中的河流》，《沙漠里的细水微光》，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年，第79页）作者还写了篇《叫人心疼的雪》，“怀念雪，喜欢雪，绝不仅仅只是一种外在的享受，而是一种深入内心的灵魂渴望和精神沐浴。”“雪从来就是一种象征，一种超越了时空、地域和种族的神圣的美。”他还说：“我和妻子走出院子，脚下的雪发出骨头断裂的声音，脆脆的，我对妻子说：这是雪在叫喊，是对咱们的一种抗议和谴责。”（杨献平：《沙漠之书》，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97—98页）这种痛感是作者施加于没有生命（其实，一般人所认为的没有生命的石头、雪花，其实也都是有生命的，只不过其生命是人所难以理解的而已）的“物”的，也是由作家自己发出的博爱与仁慈的心语。

对所有人与物都抱有同情理解和充盈着满满的爱，这来源于万物有灵和齐物论的人性观，也是保持原生态绿色写作的内在源泉。当从同情卑微之人，到关爱动植物，再到将仁慈施于坚硬的石头和风霜雨雪，作家就会获得一种精神的超越性，它会突破人的一己之私，不为世俗利益熏染，进入一种超拔的神圣境界。另外，柔软者看似无力，可若站在老子的天地之道上看，它们的力量实则是无穷无尽的，就云朵般的羊群永远宰杀不完，野草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还有如草芥般民众形成的汪洋，就是被踩在脚下的谦卑大地也是生养万物而不自生。因此，杨献平散文在此又有了更内在的动力源，那是从卑微柔软的生命中开出的美丽花朵和结出的硕果。

三、叙述模式的辩证性及其张力

古人云：“散文易写而难工。”真正优秀的散文不仅要有高超的艺术技巧，还要“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杨献平散文有自己的叙述方式，那是在巨大张力中不断进行突破创新。

一是在天地间进行现实与梦幻之旅。一般而言，杨献平将更多笔墨放在“人世间”，特别是重视那些卑微的柔弱者，这是他的散文紧贴大地、着意于民间疾苦、有现实关爱的重要原因。不过，作者还有另一维度，那就是面向天空，将想象与梦幻交给苍天及其之外的世界，这也是为什么杨献平那么钟情于湛蓝的天空、梦幻、雪等，这在《南太行的民间秘史》《兰若寺：梦境的忧伤》《庙里神仙》《梦中长哭》《梦辽阔》等作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在《梦辽阔》中，作者让想象插上翅膀，进入天际和梦境，于是有了更大的时空。作品写道：“很多夜晚，站在空旷的戈壁上，大野如磐，苍茫宁静，天使眼睛一般的星星发出幽静的光。有月亮的午夜，沙漠真的是人间最好的地方，金黄的光辉和金黄色的沙子，天地浑然一体。”“梦见自己站在接近天堂的雪峰，拉着一根云层中伸出的绵软修长手指。（杨献平：《沙漠之书》，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3页）”可以说，大地情结使杨献平散文获得了“行万里路”的跋涉追索，特别是将沙漠作为大地的“顿号”带给他沉思与宁静；另一面，天穹、想象、梦幻又带来道心、神圣感和神秘感，从而打破了现实主义、写实主义、自然主义的某些限度。

二是雅俗融通共赏有助于打破困局。文学往往很难达到雅俗共赏，不是俗不可耐，就是阳春白雪的高处不胜寒。事实上，当下散文的分野非常明显：学院派散文以及文化散文多不接地气，新媒体引发的全民写作散文又没有思想精神品质，从而造成当下散文的“悬浮”状态。杨献平散文一面是“俗”的，他自己也称为“原生态”，在杨献平散文集《南太行纪事》的推荐语中，也以“大地原声，人间烟火，现场精神，众生关怀”为题记，可见其世俗化特点。这在主旨、人物、语言、风格等方面都可见其“俗”。然而，杨献平散文又有雅致的一面，那是经过提纯后的审美境界，是诗意化的纯洁之美。在《向西：从敦煌到乌鲁木齐》中，作者说：“我还在敦煌市区那座反弹琵琶的伎乐天身下，被一种美所震撼，尽管是石头做的，但她的美，显然穿透并且改造了石头，进而成为一种永恒的美。几乎每一次去敦煌，我都要在那尊伎乐天雕塑面前仰望，久久不愿离去。”“在我心中，对于标准女人的姿态、仪容、神色，包括肉体的判断和惊叹，似乎就是这尊伎乐天。”（杨献平：《丝路上的月光马蹄》，当代中国出版社，2018年，第325页）在《苍天般的额济纳》中有这样的描写：“舞蹈的女子身体柔软，像我梦想中的蛇。她们的脚脖、手腕和脖子上悬满铃铛——清脆的声音仿佛天堂的音乐，连续的轻盈的舞蹈似乎梦中的幽灵。那位女子，黝黑的脸颊，丰腴的身体，珍珠一样的眼波让我想到了朝霞中的山溪和人类的爱情。”（杨献平：《沙漠之书》，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页）诗意、灵性、神圣在此得到较好的汇合，形成一种美的象征。这显然与杨献平的世俗化笔调形成强烈对比，并产生了巨大的张力效果。

三是“形散”与“神聚”化合而成的点染法。当前，更多人往往一元化理解散文文体。不是讲“大散文”，就是重“艺术散文”：前者认为散文就应该“泛化”，即爱怎么写就怎么写，所以非常反感散文的所谓“精致”；后者认为散文信马由缰，随意性太强，特别是跨文体写作，必然使散文变成“四不像”。杨献平散文试图在二者之间进行融通，希望做到“形散神不散”。整体而言，杨献平的跨文体大散文写作，带来了其故事性和自由书写，也有其丰富的原生态自然状貌，所以读起来令人应接不暇和兴趣盎然；但另一面，他又用几种形式将散文规束起来，不至于过散。这包括：第一，用书名、目录通过分类使散文得以凝聚。如《自然村列记》用口碑、风物、手艺、大地等进行概括，于是“史”起到重要的贯串作用。第二，用主旨调协凝聚。《沙漠之书》分为“苍天”“沙漠”“绿洲”“传说”“故乡”。又如《南太行纪事》分成故乡、民间秘史、风花雪月、乡村笔记等几章，整体用“故乡生死明灭，众生依旧葱茏”统起。《生死故乡》也是如此，用四个部分四个分题统领，它们分别是“如此坚韧，如此卑微”“生而仓促，瞬间之痛”“正在消失，正在流传”“他者如我，众生在心”。在每部分前，作者还加了一个抽读，如第一部分写“人世间的阳光雨露是自然赐予他们的，而他们，在得不到任何尊重与尊严的卑微生存当中，却总是以各种方式对同类进行刀子一样的践踏与剜割”。第三，用画龙点睛之笔，有时用细节达到凝聚作用。如在《苍天的额济纳》一文中，作者写“春天的额济纳河到处都是光”，于是用“光”点亮了整个作品，并将人心照亮了。“它们的身上充盈着无数的亮光——是一些细碎的光粒，照耀着人的眼睛，继而在虚无中集结，成为一座庞大的花园，有人，有马匹和羊只，有树木和青草，花朵和楼阁。”（杨献平：《沙漠之书》，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页）在此，有了“光”，天地间、人世间、世道人心都变得通亮起来，成为一个耀眼的辉煌通明。《后事》写慕月明的四姨妈被杀，整个作品扑朔迷离，但有两点成为焦点：一是四姨妈的儿女不让报警，文末才揭底说，是母亲生前说好了，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准报案；二是写四姨妈的眼睛，那是动人心魄的：“有一次，慕月明感冒发烧，迷迷糊糊地睡了，醒来一睁眼，就与四姨妈的两只眼睛碰上了。那是一双大大的，睫毛如蒲扇，整体看起来好像山间清泉的美丽眼睛，明澈而富有灵性，看久了会使人头晕目眩，丧失本我。”（杨献平：《生死故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7页）一双眼睛，美丽得可以让一个小男孩（她的外甥）“丧失本我”，这是怎样一个女子，却被莫名其妙杀害了。其实，这是散文的神来之笔，一下子将杨献平散文之“散”聚集了。

四是出发与回归形成一个环形结构。杨献平有一颗不安分的灵魂，所以“出发”和“在路上”是其散文的永恒的主题。不论是人生还是创作，都可以看到杨献平一直在不断地开拓创新，内容和形式都是如此。这也是为什么他每部书和每篇作品都有探索求变的追求。不过，归结起来，杨献平总体围绕着故乡、沙漠展开，从而形成一个闭合结构。前者具有开放性、探索性、创新性，是一种不断走出去的动力；后者是回归、重温、反思，形成一种内敛式思维。比如，在情感表达上，杨献平尝试着不同的感觉，但父母之情和故乡之爱总是一致的，具有永恒性，甚至他将巴丹吉林沙漠也看成故乡。另如，作者在不同的文章中反复陈说母子情深和父子之爱，但每次又不是简单重复，而是不断被赋予新意。还有，“向死而生”成为杨献平叙述的一个母题，从中可见其思维方式和叙事逻辑。近来，曾看到杨献平写过一篇谈婚姻破裂和有些抑郁的散文，而一对父女经常来找他聊天，于是在接受与拒绝中形成一种矛盾纠结状态。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杨献平又进入另一个出发和回归的循环,但从此意义上讲，我们很难理解：杨献平能一直在出发中，抑或是总乐于回归。我认为，他会一直处于二者的复杂纠葛与张力之中。

超越他人很难，超越自己特别是实现自我更难，在精神境界上达到真正的超越性更是难上加难。就此而言，我佩服杨献平散文所表现出的精神追求，但也希望他避免撕裂感和碎片化，真正能在巨大的张力效果中找到内在的平衡，这是一种如同太极变幻的平衡，是一种生命智慧的深层体验。还可以打个比方，我们生活在地球之上，表面看既安稳又舒泰，其实是“坐地日行八万里”，充满着永恒的变动。理解了这一点，就会找到平衡点，特别是内在的平衡，从而进入一种化境。不知献平先生意下如何？